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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華文明的長河中，“男女授受不親”已經成為口口相傳的經典語錄，實際上這句話的后半句卻鮮為人知。

看似嚴苛的禮法背后藏著古人對人性與社會秩序的深刻思考，那這后半句究竟是什么呢？

“男女授受不親”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典籍詳細列明：“男女不得同席而坐，不得共用衣架，不得共享盥洗用具，不得直接手遞物品”。

對兩性日常交往的空間距離、器物使用乃至肢體接觸，都制定了近乎苛刻的行為準則。

在分封制與井田制的背景下，貴族需要通過嚴格的禮制劃分等級、維系秩序，男女之間“授受不親”，是對家族倫理、財產繼承制度的雙重保障。

到了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孔子雖痛感“天下無道”，卻仍主張克己復禮。

他周游列國推行周禮并非要復制西周的具體制度，而是希望重建禮背后的價值內核——仁。

孔子認為禮樂的本質是內在的道德自覺，而非外在的形式，這種思想在孟子時代得到進一步發展。

到了戰國中期，法家和儒家的觀點形成對立，例如孟子就曾經和淳于髡展開一場聚焦禮法本質的激烈論辯。

淳于髡知道孟子推崇儒家之道，其中對男女之授有著嚴格的規定，于是他故意給孟子提了一個難題：

既然你說男女授受不親，若嫂嫂落水，是應該繼續遵守授受不親坐視不理，還是破禮施救？

面對這一倫理拷問，孟子不慌不忙，留下千古妙答。

他說如果見嫂溺而不救，是豺狼行徑，然后才道：“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此論既堅守禮制根本，又闡明通權達變之理，成為儒家辯證思想的經典詮釋。

但現如今人們所熟知的只有前半句，恰恰忽略了后半句的精髓。

禮法是大多數情況下應遵守的原則，但是孟子將“權變”視為君子必備的智慧，正如淳于髡提出的尖銳問題，孟子的處理正是基于具體情況靈活變通的表現。

這種“權變”并非對禮法的否定，而是在更高道德原則。

例如救人一命特定情境下的改變，后世儒家將其發展為“經權之辨”，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智慧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辯論另一方的淳于髡，也是戰國時期有名的辯手。

他出身寒微，因受髡刑而得名，又因入贅為婿遭世俗輕賤，卻憑借超凡辯才躋身齊國朝堂。

這位身高不足七尺的謀士，以“大鳥三年不飛不鳴”向沉溺酒色的齊威王進諫，當威王問及隱語何意時，他從容答道，此鳥一鳴驚人。

這番勸諫終使威王幡然醒悟，開啟“一鳴驚人”的勵精圖治之路，淳于髡也因此成為齊威王治國理政的股肱之臣。

在與孟子的辯論中，淳于髡看似刁難，實則是法家對儒家禮法的質疑。

他暗指法家“以法治國”的效率遠遠優于儒家，孟子則以“援之以道”回應，強調儒家通過道德教化重建社會秩序的主張。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場辯論本質上是兩種治國理念的碰撞，有利于推動戰國思想的多元發展。

在現代語境下，“男女授受不親”常被簡單歸為封建糟粕，然而在儒家思想中禮法并非人性枷鎖，而是通過行為規范培育道德自覺的基礎。

這種秩序理念在傳統社會中，實為維系人倫底線的重要精神紐帶，其內核并非對人性的壓制，而是試圖通過結構化的行為引導，達成群體對倫理的共識。

孟子的“權變”思想提醒我們，任何規則都需在具體情境中接受人性檢驗，禮法的價值不在于形式的固守，而在于能否在維護秩序的同時尊重人性。

孟子與淳于髡的辯論，恰恰映射出人在面對不同事務時的處理方式不同，更側重于原則性與靈活性的辯證統一。

“男女授受不親”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這種思想特質使儒家文化在歷史長河中既能保持核心價值，又能適應時代變遷。

現如今，我們既要警惕將傳統禮法絕對化的傾向，也要避免簡單否定其歷史合理性。

淳于髡的隱語、孟子的權變，這些跨越千年的思想交鋒，至今仍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參考資料：

1.《孟子?離婁上》

2.《禮記?曲禮》

3.《史記?滑稽列傳》

4.《戰國策?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