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鄒玉杰律師；
做一輩子刑辯，防一萬人失足……

在京東平臺銷售基于古典名方加工的藥丸被認定為假藥時，辯護律師需從法律定性、證據體系、程序合法性等維度精準質證，結合中醫藥特性構建辯護體系。

以下從五個關鍵方面展開分析：

一、藥品性質認定：古典名方的法律屬性抗辯

涉案藥丸是否屬于法律意義上的“假藥”，是無罪辯護的核心前提。根據《藥品管理法》第98條，假藥需滿足“成分不符”“以非藥品冒充藥品”等要件。

針對古典名方類案件，可從三方面質證：

1.名方淵源的權威性：

核查涉案藥丸是否源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或中醫藥權威典籍收錄的古代經典名方。依據《中醫藥法》第43條，古典名方需具備“療效確切、至今廣泛應用”的特點。

若能證明藥丸配方源自清代《本草綱目》等典籍，且與現代藥理研究無沖突，可削弱“假藥”定性的合理性。

2.與“假藥”構成要件的差異：

市場監督管理局可能以“未經批準生產”為由將其按假藥論處，但需區分“程序違法”與“實質危害”。

參考案例中，部分未經批準的民間偏方因無實質危害未被認定為假藥。可主張涉案藥丸雖未取得批準文號，但其成分與古典名方一致，無添加有毒有害物質，不符合“假藥”的實質要件。

3.鑒定意見的專業性質疑：

若鑒定機構僅以“無批準文號”直接認定為假藥，可質疑其未對藥品成分、療效進行實質性檢測。根據規定，藥品檢驗需由省級以上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設置的機構進行，且需采用科學方法驗證成分與標準是否相符。

二、主觀明知要件：行為人認知與行業特性的結合

銷售假藥罪要求被告人“明知是假藥而銷售”，但古典名方案件中，可從行為人認知能力與行業慣例切入，否定主觀故意：

1.客觀行為推定“不明知”：

收集被告人的采購渠道（如從正規中藥材市場進貨）、產品說明（標注“古典名方”“非藥品”）、與加工方的合同（明確按傳統工藝制作）等證據，證明其主觀上認為涉案物品為“傳統養生品”而非藥品。

例如，若被告人曾要求加工方提供名方出處證明，可佐證其無“銷售假藥”的直接故意。

2.行業認知與法律標準的差異：

中醫藥行業存在“師傳秘方”“民間驗方”等傳統實踐，部分從業者對“藥品批準文號”的法律要求認知不足。

可援引類似案例中“對產品質量標準認識不足與明知假藥存在本質區別”的裁判觀點，主張被告人因缺乏醫藥法律知識而陷入認識錯誤。

3.平臺審核的合理信賴：

若被告人入駐京東時提交了產品配方、名方來源等材料，且平臺未提示“需藥品資質”，可主張其基于平臺審核產生合理信賴，主觀上無違法性認識。

三、危害后果評估：從“抽象法益”到“具體危害”的轉化

即使涉案藥丸被認定為“假藥”，若能證明其無實際危害，可削弱刑事處罰必要性，甚至爭取無罪：

1.銷售范圍與社會危害性的量化：

調取京東銷售記錄，統計銷售數量、地域范圍、金額（如僅在特定區域銷售數十單），主張影響有限。

2.消費者反饋的實證辯護：

收集買家評價、感謝信、使用效果記錄（如無不良反應報告），證明藥丸實際具有一定保健或治療效果。

例如，某案件中數十份消費者證言成為減輕處罰的關鍵。若能聘請中醫藥專家出具“成分安全、療效確切”的意見書，可進一步反駁“危害公眾健康”的指控。

3.古典名方的文化特殊性：

強調此類藥丸與一般假藥的區別——前者基于千年臨床實踐，后者多為刻意造假。可援引《中醫藥法》對傳統醫藥的保護條款，主張應采用“實質危害標準”而非“形式審批標準”評價其社會危害性。

四、程序合法性審查：行政執法與刑事偵查的全流程質證

程序違法是排除關鍵證據的重要路徑，需重點審查抽樣、檢測、證據轉化等環節：

1.抽樣程序的規范性：

依據《藥品質量抽查檢驗管理規定》，核查市場監督管理局抽樣時是否有資質人員在場、是否全程記錄、樣品是否密封保存、是否告知復檢權利。

若抽樣記錄缺失或未同步錄像，可申請排除據此作出的假藥認定意見。

2.檢測機構的資質與能力：

確認出具假藥認定意見的機構是否具備傳統中藥檢測資質。

根據規定，涉及古典名方等特殊藥品的鑒定，需由省級以上藥品檢驗機構進行。若由地市級市場監督管理局直接出具認定意見，可質疑其超越權限。

3.電子數據的取證合法性：

京東銷售數據、聊天記錄等電子證據需符合《電子數據取證規則》，如提取時是否使用寫保護設備、是否計算哈希值校驗完整性。

若數據提取過程存在篡改或缺失，可主張該證據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五、證據充分性質疑：控方證據鏈的斷裂與矛盾

若控方證據無法形成閉環，可依據“疑罪從無”原則爭取無罪判決：

1.證據鏈條的完整性審查：

繪制控方證據關聯圖，核查是否同時證明“藥品性質為假藥”和“被告人明知而銷售”兩大要件。

例如，若僅有檢測報告認定為假藥，但無被告人明知的直接證據（如聊天記錄承認“無資質”），則主觀要件存疑。

2.言詞證據的矛盾分析：

比對行政執法人員證言、被告人供述、京東客服記錄等，尋找不一致之處。例如，若執法人員稱“當場查獲假藥”，但扣押清單無被告人簽字，可削弱證據可信度。

3.鑒定意見的科學性反駁：

若鑒定僅依據“無批準文號”作出結論，未對成分、毒性進行檢測，可主張其“結論不明確、推理不充分”。

必要時申請重新鑒定，或聘請藥學專家出庭對檢測方法的科學性提出質疑。

結語

古典名方類銷售假藥案件的無罪辯護，需融合法律邏輯與中醫藥特性，通過“定性抗辯—主觀否定—危害弱化—程序糾錯—證據解構”的五維策略，將案件焦點從形式違法性轉向實質危害性。

辯護律師應系統梳理銷售記錄、消費者反饋、名方典籍等證據，精準援引《藥品管理法》《中醫藥法》及相關案例，為被告人爭取合法權益。

作者：鄒玉杰律師

九章刑辯創始人，安徽律師門戶網創始人；

亳州律協刑委會主任，金亞太（亳州）律師事務所主任，譙城區法學會首席法律咨詢專家……

目標：窮二十年蠻力，救一百條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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