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事情是到36歲，以后就沒有了；從 21 歲到 36 歲，這就是我的生命。” 這是張學良自我的人生感嘆。

而他口中 36 歲以后 “沒有了” 的事情，無疑指向了 1936 年 12 月 12 日那個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西安事變。

作為西安事變的關鍵人物，張學良在事變后被囚半世紀，近 90 高齡才重獲自由。重獲自由后的他，在談及一生過往時，曾直言此生最不后悔的是 “西安捉蔣”，而最后悔的，則是殺了楊宇霆。

西安捉蔣：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肆意踐踏中國大地，短短數月，東北三省全部淪陷，三千萬同胞深陷侵略者的殘酷統治，痛苦呻吟。此后，日軍得寸進尺，1933 年侵占山海關，進犯熱河省，1935 年又制造華北事變，妄圖將華北從中國分裂出去。

國土不斷淪喪，民族危在旦夕，全國人民的抗日熱情如熊熊烈火般被點燃，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然而，蔣介石卻頑固堅持 “攘外必先安內” 的錯誤政策，將主要兵力用于圍剿紅軍，對日本的侵略步步退讓，這一做法愈發不得人心。

在西北擔負剿共任務的東北軍與西北軍，親眼目睹國土淪陷、同胞受苦，早已厭惡內戰，強烈渴望奔赴抗日前線，抵御外敵。在全國抗日運動高潮的推動下，在中國共產黨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東北軍領導人張學良、西北軍領導人楊虎城開始與共產黨及紅軍秘密接觸。他們深刻認識到，只有團結起來共同抗日，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在此背景下，三方逐漸建立起初步的團結抗日政治基礎。

1936 年 12 月 4 日，蔣介石飛抵西安，對張學良和楊虎城施加壓力，妄圖逼迫他們加緊 “剿共”。他甚至威脅說，若二人不從，就將東北軍和西北軍分別調往安徽、福建，由中央軍進駐西北。張學良和楊虎城多次誠懇地勸諫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然而蔣介石卻固執己見，堅決拒絕。兩位愛國將領在多次苦勸無果后，出于對國家命運的深切擔憂和對民族大義的堅定信念，毅然決定發動 “兵諫”。

12 月 12 日凌晨，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協同行動，在陜西臨潼華清池扣留了蔣介石，同時在西安囚禁了陳誠、衛立煌等多名國民黨高級將領。事變發生后，張學良和楊虎城立即通電全國，明確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等八項抗日主張，呼吁全國各界團結起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這一消息如平地驚雷，震驚了中外。

西安事變發生后，局勢變得極為復雜和緊張。以何應欽為首的國民黨親日派，妄圖借機發動大規模內戰，擴大自身勢力，甚至打算轟炸西安，置蔣介石于死地。而中國共產黨從全民族的利益出發，以博大的胸懷和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親赴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以及國民黨代表宋子文、宋美齡進行艱苦的談判。經過多方的不懈努力，12 月 24 日，蔣介石最終接受了 “停止內戰、聯共抗日” 等六項主張。12 月 25 日，張學良出于對蔣介石的信任以及希望通過此舉推動抗日統一戰線形成的美好愿望，親自陪同蔣介石離開西安，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猶如一場及時雨，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格局。它迫使國民黨放棄了 “攘外必先安內” 的錯誤方針，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國共內戰，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創造了有利條件，也為全國抗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如毛澤東所評價的那樣，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 “時局轉換的樞紐”，它成為中國由國內戰爭走向全國抗日戰爭的轉折點，是中華民族命運轉折的關鍵。

張學良在晚年回顧這段歷史時，毫不后悔發動西安事變，因為他深知，自己的這一行動，是為了拯救國家和民族于水火之中，是為了實現全民族的團結抗戰，雖然后果是自己被長期囚禁，但他問心無愧，因為他的選擇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

殺楊之殤

相較于西安事變的廣為人知，張學良殺楊宇霆這一事件，卻在歷史的長河中塵封了大半個世紀，不為大眾所熟知，即便在史學界，也是眾說紛紜、褒貶不一。

楊宇霆，這位出生于遼寧省法庫縣的奉系軍閥重要將領，早年留學日本，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八期炮兵科。回國后，他憑借著卓越的軍事才能和嚴謹的治軍風格，迅速嶄露頭角，受到張作霖的賞識，一路高升，先后擔任督署參謀長、東三省巡閱使署總參議、江蘇軍務督辦等要職。

在張作霖崛起于東北的過程中，楊宇霆可謂居功至偉。他為張作霖出謀劃策，建立東北海軍，制定農村田賦制度，發展兵工廠，極大地提升了奉系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成為張作霖身邊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甚至張作霖將自己的私章都交給他保管使用，在一定時期內，東北軍政事務幾乎全由他一人作主。

然而，隨著張作霖的突然離世，東北軍的權力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以張學良為核心的革新派和以楊宇霆為首的守舊派之間的矛盾逐漸浮出水面，且日益尖銳。張學良繼任 “東北王” 后，楊宇霆的一些言行讓張學良深感不安。

在楊宇霆眼中，張學良或許只是一個涉世未深的晚輩，他常常以長者自居，輕視張學良。明面上，他稱張學良為 “少帥” 或 “漢卿”，但私底下卻經常叫他 “小六子”，這種態度讓張學良心生不滿。

而且，楊宇霆在東北軍政事務中依然獨斷專行，繼續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這讓年輕的張學良感到自己的權威受到了嚴重挑戰。

東北易幟，是張學良主政東北后的一項重要決策，這一決策旨在實現國家的統一，共同抵御外敵入侵。然而，楊宇霆卻堅決反對東北易幟，他認為東北應該保持獨立，不應受制于南京國民政府。

為此，他在私底下頻繁聯絡桂系軍閥白崇禧等人，企圖尋求外部支持，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1928 年內，楊宇霆兩次與白崇禧秘密會見，卻都刻意隱瞞張學良。

更有甚者，白崇禧竟勸楊宇霆取代張學良，掌控東北，楊宇霆對此并未明確拒絕。這些消息被蔣介石得知后，蔣介石出于維護自身統治和國家統一的考慮，勸說張學良先下手為強，除掉楊宇霆。

除了在政治立場上的分歧，楊宇霆在日常行為中也時常讓張學良顏面掃地。1929 年 1 月 7 日，楊宇霆為父親舉辦盛大的壽宴，邀請了眾多地方實力派、東三省達官顯貴以及日本政要。

當張學良這位東北王到達壽宴現場時，楊宇霆的副官僅僅按照普通禮節接待他，而在場的其他人也對張學良視而不見。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楊宇霆到場時，眾人紛紛起身，恭敬地迎接并恭維，仿佛他才是真正的東北王。這一事件讓張學良深感羞辱，心中對楊宇霆的不滿和怨恨進一步加深。

在經濟和軍事方面，楊宇霆也與張學良矛盾重重。楊宇霆掌管東北兵工廠時，任人唯親，導致工廠內部賄賂公行、弊端百出，經費開支龐大卻生產效率低下。張學良看在眼里，急在心中，為了改變這種局面，他特向父親張作霖申請，另辦了一個迫擊炮廠。

這個迫擊炮廠雖然規模較小、開支較少，但出品的數量和質量都遠超東北兵工廠。張學良本希望借此能讓楊宇霆有所警醒，收斂自己的行為，但楊宇霆卻對此毫不理會，依舊我行我素，這讓張學良對他更加失望和憤怒。

在軍隊人事安排上，楊宇霆成立預備軍，全部由他所掌控的士官派軍官把控，并試圖通過張作霖的圖章命令，將預備軍軍官安插到東北各軍，填補軍官空缺。

這一行為被張學良的謀士郭松齡識破，郭松齡密告張學良并全力抵制，同時也遭到了東北軍老派張作相等人的反對。楊宇霆此舉不僅未能得逞，反而加深了他與張學良以及其他東北軍將領之間的矛盾。

1929 年 1 月 10 日晚，張學良終于下定決心，要解決楊宇霆這個心腹大患。當天，楊宇霆和常蔭槐一同前往帥府，面見張學良，要求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并指定常蔭槐為督辦，逼迫張學良簽字。二人態度傲慢無禮，威逼之意昭然若揭。張學良借口吃飯，暫時將二人打發走。

待楊宇霆和常蔭槐離開后，張學良立即召來高紀毅和譚海等心腹衛士，下達命令：“楊宇霆、常蔭槐二人欺我太甚，他們想盡辦法阻撓全國統一，今天又來強逼我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指名要常蔭槐任督辦，此事勢關中東鐵路管理，涉及與蘇聯的外交問題，要辦也得請示南京，從長計議，但他們要我立刻簽字發表，太不像話！現在他們正在回去吃飯，少刻就會回來，我給你們命令，立刻將他二人處死，你們率領衛士去執行好了。” 高紀毅請示在何處執行，張學良指示就在老虎廳。他還特意叮囑：“他們二人身上都有手槍，你們要小心。”

兩個多小時后，毫無防備的楊宇霆和常蔭槐再次來到帥府老虎廳。他們剛一坐下，高紀毅和譚海便帶領六名精壯心腹衛士迅速沖出來，控制住二人，并當場宣布：“奉長官命令，你二人阻撓國家統一，著即處死，立即執行！” 楊宇霆和常蔭槐聞言，頓時呆若木雞，面如土色，還沒來得及說出一句話，就分別被兩名衛士按住，另一名衛士開槍，當場斃命，陳尸老虎廳。

事后，張學良以東三省保安總司令的名義發布布告，歷數 “楊、常” 罪狀和伏法經過，并將布告通電發往南京及東北軍政兩界。他還下達指示，楊、常被處死后，不株連任何官員，“罪不及妻孥”，并對楊、常的身后事做了妥善處理，甚至為二人書寫了挽聯。

但即便如此，張學良處決楊、常這一事件，還是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成為一樁備受爭議的歷史公案。多年后，張學良在口述歷史時透露，在決定殺楊宇霆、常蔭槐之前，他曾拋擲銀元六次，前三次都是袁大頭在上，他懷疑銀元成色有問題，再押反面朝上，結果后三次又全是反面。

他的太太于鳳至見狀哭了，知道他要殺人了。張學良感慨地說：“這是凄慘的遺憾的事的結束。” 從他的話語中，不難感受到他在做出這一決定時內心的痛苦與掙扎。他并非嗜殺之人，殺楊宇霆是在多種復雜矛盾交織下，無奈做出的艱難抉擇，這一事件也成為他心中永遠的痛。

張學良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他的 “西安捉蔣” 和殺楊宇霆兩件事，都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西安事變，讓他成為民族英雄，為全民族抗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殺楊宇霆，則成為他晚年心中難以釋懷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