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中華書局1912”公眾號，改編自仇鹿鳴《隱沒與改篡——〈舊唐書〉唐開國紀事表微》，該文原載《唐研究》第25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眾所周知，唐太宗李世民經玄武門之變、殺兄逼父方登上帝位。因此，他生前便非常關注國史中對其事功形象的記述，曾以“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為由向史臣索閱實錄。在太宗的促迫下，貞觀十七年（643）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

盡管太宗表面上強調實錄不妨秉筆直書，毋需曲筆隱諱，毫無疑問，貞觀十七年所上高祖、太宗實錄已是史官自我審查后的產物，因此，太宗披覽之后，對實錄的敘事大致滿意。

盡管《太宗實錄》最終完成于永徽元年（650）閏五月，太尉長孫無忌修《貞觀實錄》畢，但這二十卷實錄，起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僅是貞觀十七年進呈本的續編。可以相信關涉唐開國史的紀事，在太宗生前便已定型。至顯慶元年（656）七月，太尉長孫無忌等修國史成，起義寧，盡于貞觀末，凡八十一卷，藏其書于內府，將編年體實錄改撰為紀傳體國史，之后雖有刪削訂補，大體仍沿襲舊文。這構成了后世認知唐開國史的基本史料。

客觀而言，太宗確實是這場“歷史敘事”爭奪的勝利者，相當成功地將其父李淵塑造成一個性格懦弱、胸無大志的人物，而將自己描繪為太原起兵的主謀。

唯一溢出這一史料系統的是溫大雅所撰《大唐創業起居注》。該書成書在武德中，較為公允地記載了高祖及隱太子建成在唐開國中的作用，早為學者注意，司馬光《資治通鑒》多有引用，后世學者亦據此為高祖辯誣。

關于李唐開國的紀事，我們可以比對出三個不同層次的文獻，即出于溫大雅之手的《大唐創業起居注》（以下簡稱《創業注》）、《冊府元龜》中節錄的唐實錄、因襲國史舊文而成的《舊唐書》。

比較這三個文本，我們大體上可以判定《舊唐書》本紀基本據實錄刪略而成，而《創業注》雖屬另一史料系統，但實錄、舊紀敘事的順序、重點以及文字都與之大同小異，可以推斷貞觀中纂修《高祖實錄》時，曾將《創業注》作為重要的取材對象。

實錄與舊紀對《創業注》紀事的刪減，大約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創業注》中連篇累牘的詔命、勸進文字節略減省，其次則對李淵起兵時與突厥聯絡的細節頗有諱飾，如隱去了致書稱“啟”、改旗幟以示突厥等事。

由于《創業注》對李淵從太原起兵至入關受禪這三百五十七天的經歷已有詳細記載，較之于刪減，實錄與舊紀增益改寫的部分更值得注意，或較為直接地反映了太宗所欲塑造的形象。增潤部分的首要目的無疑是凸顯太宗本人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

太原起兵之后，唐軍一度困于賈胡堡，因霖雨積旬，饋運不給，旬月不得進，軍中遂有回師太原之議，《創業注》中對此有詳細記載，實錄與《高祖紀》不但將《創業注》中建成與世民共同諫爭高祖一事歸功于太宗個人，《冊府》卷一九節引《太宗實錄》還為他增加了一段“哭戲”：

高祖不納，促令發引。帝遽將復諫，會暝，高祖已寢，帝不得入。夜漸久，遂于外號泣，聲聞于內。有命引入，問其故，對曰：“今者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兵散于前，敵乘其后，死亡須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曰：“兵馬已去，如何？”帝曰：“初遣兵之使，世民并執于堡外矣。所領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猶應不遠，今請自追之。”高祖笑曰：“吾成敗在汝，知復何言。任汝也。”

這一出深夜追軍，以及后文“馳入深谷，遂失道，下馬步上，久而得路”的戲劇性橋段，并不見于《創業注》，乃是纂修實錄時添補的，可靠性令人生疑。

除了抬高太宗地位外，實錄增補事跡亦處處貶低太子建成的能力與事功，除了如上文引及“所領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猶應不遠”這類隱晦的比較外，《冊府》卷七霍邑之戰中亦增加了一段突兀的描寫，“老生之軍背城而陣，高祖以中軍與建成合陣于城東，太宗及柴紹陣于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中軍與左軍卻”，仰賴“太宗自南原遙見塵起，知義師退，率二百騎馳下峻坂，殺一賊，遂橫斷其軍，出陣后，表里齊噪，響若摧山”，方得反敗為勝。

而據《創業注》記載，此役高祖“仍命小縮，偽若避之”，命部隊佯退，誘使宋老生遠離城下布陣，然后“命大郎、二郎依前部分馳而向門”，斷其歸路，最終斬殺宋老生，攻取霍邑。《創業注》對戰事經過的描寫與實錄有異，也沒有“建成墜馬”的橋段。

并不是說“建成墜馬”的情節就一定是虛構的，《通鑒》卷一八四《考異》比較《創業注》與《高祖實錄》兩書圍攻河東的記載，指出溫大雅所述有虛美成分，歷史記載的關鍵有時并不在于“事實”之有無，而在于如何來裁剪與表述已存在的“事實”，《創業注》中“仍命小縮，偽若避之”與實錄“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中軍與左軍卻”記敘的或是同一件事，也有可能是同一件事件的不同側面，但通過對細節的檢選與呈現，表達的意義與效果迥然不同。

在高祖、太宗實錄中刻意增潤種種稱揚太宗、貶低建成等人的細節，構建了一種固定的故事格套，直到現在，依然或隱或現地影響著我們對唐建國史的認知。

《大唐創業起居注》、實錄、本紀同為編年體的史料，比較三種文本的增刪及敘事的“變形”，區別史料的不同層次，并不難分辨出哪些記載稍近于歷史事實，哪些則是太宗朝纂修實錄時的添油加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