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全國人大代表、華南農業大學動物學院院長謝青梅建議擴大全國文科一級教授試點范圍。建議中她提到，文科一級教授候選人需具備二級教授滿10年資格，年齡不超過70歲。

什么是“一級教授”“二級教授”？教授也有等級之分？

一級更比一級強

早在2008年，教育部和人事部聯合發布高校教師評級定崗辦法，啟動改革開放后的首次高校教授評級。高校教授將不再像過去那樣只有正副之分，而是分一至七級，其中正教授崗位分一至四級，副教授崗位分五至七級。除了正副教授，講師、助教也有不同的等級，總的級別達到13級。

從一級到四級，每個梯隊的人數和含金量呈金字塔型遞減。按照規定，全國范圍內，二級、三級、四級崗位之間的比例為1:3:6。一級教授基本只有院士才能達到相關評定標準，是“學術地位的最高標尺”。擁有一級教授，也代表著院校在相應學科領域的學術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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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教授僅次于一級教授，一般是校內外同行公認的頂尖學者、國家重大重點項目的主要負責人等；三級教授一般是學界工作時間較長在教育、科研方面取得一些突破的人才，比如學科帶頭人、省部級教學名師等；四級教授即一般的正教授。

事實上，我國高等教育史上也曾長期實行過教授分級制。在1956年的全國性工資改革中，教授等級直接與工資掛鉤，有觀點認為當時“X級教授”指工資等級，即一級教授在全國同類學科、專業的教授中工資水平是最高的。相比來說，如今的“X級教授”更多代表職稱等級。不過，兩個“一級”都不完全等同于工資或職稱等級，而是互相牽連，并與教授的學術水平有著緊密聯系。

教授的等級直接影響到薪酬待遇的多寡。2019年，武昌理工學院進行了工資制度改革，其中一級教授年薪60萬元，二級教授年薪45萬元，三級教授年薪30萬元，四級教授年薪18萬元；并且一級教授、二級教授享有免費提供別墅住房，并配有服務員，提供后勤服務等等。每一等級之間的年薪相差十余萬，可見即使同為教授，不同職稱等級的薪酬和福利待遇卻有著較大的差距。

文科一級教授≈文科院士

一級教授基本只有院士才能達到相關評定標準。2006年，國家實施事業單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試行崗位聘用制度，院士直聘一級教授崗位。但我國的院士制度只設立在理工農醫等學科，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一直沒有與之相當地位和影響的學術稱號。所以直到2008年，缺少院士制度的人文社科領域也基本沒有一級教授。

2009年，中國人民大學首聘14名人文社科一級教授，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率先開展了一級教授聘任的試點工作。一年后，著名法學家武樹臣教授加盟山東大學法學院，是山大從校外聘任到崗的首位人文社科一級教授。也正因為“文科一級教授”的稀缺性和含金量，對其稱呼時也通常采用更通俗的叫法，即“文科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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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除了“文科一級教授”，更多的大學采用另一種稱號，即“文科資深教授”作為本校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最高學術崗位。2003年，教育部啟動實施“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繁榮計劃”，提出“鼓勵高校從實際出發設立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崗位，并給予與自然科學和工程科學院士相應的待遇”。

吉林大學和武漢大學隨即在次年于全國率先啟動首批“文科資深教授”評審工作。2005年1月，北京大學設立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聘任袁行霈等25位教授為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給予與院士相當的待遇。此后，國內部分高校相繼實施文科資深教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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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升級，難

能評上一級教授的教師畢竟是極少數。對大多數高校教師來說，僅僅評上四級教授（也即一般的正教授）就需要耗費十余年乃至數十年的時間，甚至終其一生也無法評上教授，更何況是繼續往金字塔尖攀爬呢？

想要從四級教授往上晉升，隨著職稱等級的含金量越來越高，每一級的評審條件也隨之改變，對工作年限、教學工作質量、發表論文水平、課題研究情況等各方面的要求也愈加嚴格。

以北京交通大學教授三級崗位申報條件為例，若想申報三級教授，在資歷上需要任教授崗位12年及以上，優秀者可放寬至8年甚至4年。同時，在業務上也需做出突出貢獻，例如負責重點專業、重點建設專業、大面積公共課程群建設，有突出貢獻和顯著成效，主持多項省部級重點項目，帶領團隊取得重大原創性成果等。

若是想評上二級教授，門檻更高。以蘇州大學的教授二級崗位申報條件為例，申報人需得滿足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主持人，以第一完成人獲國家三大獎二等獎，或其他國家級層次領軍人才等選項條件之一。若將人才條件放寬，則需要額外滿足受聘教授職務5-10年不等。

教授分級，好嗎？

教師崗位等級評級，是高校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舉措，然而對于“分級制好不好”這一問題，高校教師和公眾各持己見。

以往，高校的教授只要職稱一樣，就享受完全一樣的待遇，而且教授的各類職稱基本都是終身制的。同樣職稱的教授即使在教學和科研方面貢獻不一樣，也沒有辦法在收入等方面體現差距。

實施教授分級定崗制度，拓寬了教授的晉升空間，薪資隨級別“水漲船高”，對于提升業務水平也起到很大的激勵作用。一些高校有關達不到要求就“降級”的規定，也在很大程度上杜絕了不少教師達到教授崗位后“停滯不前”的現象，有利于教師流動和高校發展。

例如，某“雙一流”大學在推進職稱評聘改革的案例文章中提到，學校2024年共1715位教師參與聘用，擬聘人員中有557位教師崗位晉升，26位教師崗位降低，充分激發教學科研單位的辦學活力。大理大學于2024年底印發《大理大學教授、副教授為本科生授課的規定（試行）》，明確未經學校批準，教授、副教授累計兩年不為本科生授課的，一個聘期內降低聘任等級。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院長、二級教授周光禮認為，評級定崗制將不斷激勵老師鉆研、教學，不再以為做到教授就是“到頭了”。

然而，也有人對此制度提出了一些質疑。比如，分級制度中過于強調“ 頭銜+年限+獎勵” 的分級標準，而忽視了教授們真正的學術評估。

有人認為，對于那些潛心學術的教師來說，太頻繁的考核、評級會讓他們疲于應付，干擾他們寧靜治學的環境。一兩年就要評一次級，可能會導致有的教授為出成績而在科研上追求“短平快”，急功近利。

也有人擔心，分級制度似乎更加注重資歷、工齡和職位這些“硬”指標，有可能導致論資排輩的現象更加盛行。有論文進行問卷調查后發現，一部分年輕教授表達了強烈不滿，認為教授分級制度是學術權力的另一個游戲罷了。除此之外，教授的學術發言權是否也會受到“級別”的影響？三級教授是否一定比四級教授更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