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一向以精明自詡，但是在判斷自己和“伙伴”什么時候能特赦的時候，卻頻頻失誤：他先是認為自己能出現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人員名單上，在自己第二批特赦的時候，又認為徐遠舉能在第三批特赦。

沈醉只失望了一年，就在1960年第二批特赦，徐遠舉則是年年失望年年望，望眼欲穿不見特赦令，在1973年把自己氣死了。

同為“軍統三劍客”，周養浩似乎并不像沈醉和徐遠舉那么希望提前特赦，我們遍翻相關回憶文章，也找不到周養浩寫的交代材料，以保密局西南特區少將副區長兼督察主任身份被俘的周養浩似乎“躺平”了。

直到1975年全部戰犯均獲特赦，我們才看出周養浩的心機深沉：他之所以不積極改造，也不盼著提前出去，就是留了后手——只有這樣，才能去臺灣投奔蔣家父子。

周養浩機關算盡，就是每算到他特赦的時候老蔣已經病入膏肓，主事的小蔣直接給他吃了閉門羹。

周養浩雖然碰了壁，但是在自己和其他將軍級特務的特赦時間上，他顯然算得比較準確：既不像沈醉那樣積極，也不像徐遠舉那樣積極，因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特殊，做過的事情也很特別，不管他如何學習改造，特赦時間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沈醉認為自己在云南起義通電上簽過字，還公開通過廣播和報紙命令云南特務停止活動，即使不算起義也算投誠，第一批特赦就應該有他。

第一批特赦名單公布后，沈醉是很不滿的，即將離開的杜聿明安慰他的時候，他居然急眼了：“杜聿明在和我分手時，已看出了我不安的心情，所以他走出寢室門，一大群人爭著和他握手，他看我沒有伸出手來，便很嚴肅地對我說：‘你不能泄氣，也沒有理由泄氣，既有第一批肯定會有第二第三批，你今天還不符合特赦的標準，好好再爭取一下吧！我在外面等候見你。’我一聽這話立刻反感異常，便氣憤憤地說：‘我還不合特赦標準，當然我比不上你！’（本文黑體字均出自沈醉回憶錄）”

經杜聿明開解，沈醉才想起自己關押時間還不到十年，這才對杜聿明的嚴謹表示敬佩，同時也對自己的特赦不抱希望，所以1960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報道第二批特赦戰犯的名單已送交人大常委會去審議的時候，沈醉先是興奮，然后出現了誤判：“第一批在北京特赦的，沒有干特務的，別處特赦的也沒有干特務的，我便肯定第二批不會有我。”

沈醉是這樣分析的：第一批特赦人員共有三十三名，其中十名出自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這十人都是高級軍官，戰場廝殺沒有個人恩怨，所以特赦早一點很正常，而沈醉從十八歲就入行當特務，被他逮捕、殺害、迫害過的人不上萬也過千，他承認自己1949年在昆明就曾主持逮捕過近五百人：“現在正在政府中負重要責任的許多人中我也迫害過，有的甚至打罵過，還有些人的父兄是死在我手中。”

沈醉以己度人，認為會被報復，結果第二批特赦名單一出來，他再次傻眼，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二批喜有我，從此做新人。”

欣喜若狂的沈醉還不忘“鼓勵”他的“老朋友”徐遠舉：“這次是由徐遠舉代表在押戰犯致感謝詞，我在離開監獄與徐遠舉握手告別時，叮囑他好好爭取一下，第三批一定有他。第一批特赦時代表致辭的是龐鏡塘，第二批便有他，依此類推，第二批特赦時，代表致辭的第三批便肯定有份了。”

為什么讓徐遠舉代表待特赦人員發言，筆者沒有從相關資料中找到答案，但第一批特赦名單公布后，第一個跳腳大叫的確實是徐遠舉，而且徐遠舉的喊叫，還引起了很多待特赦戰犯的“共鳴”。

徐遠舉不像沈醉那樣聽人勸，甚至連自己的關押時間都沒計算就發牢騷，果然跟他的“猛子”綽號十分匹配——當年特赦有兩個必備條件：其一，確已改惡從善；其二，改造已滿十年。徐遠舉有沒有改造好暫且不提，他跟沈醉一樣，在第一批特赦時還差幾個月滿十年，卻是無法改變的。

我們翻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和回憶錄專刊《縱橫》雜志，能找到沈醉和徐遠舉近乎交代材料的回憶文章，這說明沈徐二人確實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的罪惡。如果說沈醉的文章還有些遮遮掩掩，那么徐遠舉的《自供狀》則毫不掩飾：“1948年，我在重慶任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兼軍統西南特區區長。這一年，是人民解放戰爭轉入大反攻的第二年。國民黨反動派如坐針氈，極度不安。為了穩定后方，加緊鎮壓人民的革命斗爭，策劃了一連串的反革命陰謀。而我在這些罪惡活動中，秉承他們的意旨，充當了屠殺人民的急先鋒。”

徐遠舉能寫出“國民黨反動派”六個字，說明他已經跟蔣家父子徹底劃清了界限，這六個字，在沈醉的五本回憶錄中，也僅僅出現過兩次而已。

徐遠舉一直以為自己能提前特赦，沈醉似乎也有同感，而不像沈醉那樣積極，也不像徐遠舉那樣著急的周養浩則心中有數：同樣是軍統（保密局）特務，在起義通電上簽字，并“交出”四個少將特務（徐遠舉、周養浩、成希超、郭旭）的沈醉可能提前特赦，郭旭也可能提前特赦，但他和徐遠舉以及其他大區區長、省站站長、總部少將處長或專員，是很難提前特赦的。

郭旭是“經理處”處長，跟沈醉當“總務處長”時的工作性質差不多，手上血債不像徐遠舉周養浩那么多，而且郭、沈二人都比較精明，知道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就連文筆也比其他行動特務好一些，我們翻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也能找到郭旭寫的《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劫掠和大屠殺》《重慶、成都解放前夕蔣介石指使的大破壞與大屠殺》、《我們所知道的鄭介民》（署名為沈醉、郭旭），此外郭旭還寫了《孔祥熙其人其事》、《戴笠及軍統與杜月笙的關系》——在將軍級特務戰犯中，郭旭的“作品”數量僅次于沈醉，所以沈醉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郭旭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

特務出身的特務，如果不是改造特別積極，就幾乎不可能在前幾批特赦，如果是血債累累，那么即使改造也比較積極，寫的材料也比較多，特赦還是不那么容易，這一點徐遠舉不不知道，周養浩卻十分清楚，所以他的態度一開始是又臭又硬嗎，后來是“隨大流”。

手上沾了太多鮮血還想早些出去，徐遠舉比較“天真”，而周養浩則比較狡猾，他“不聲不響”給自己留了后路，在這方面，他確實比徐遠舉“高明”——作為《紅巖》中徐鵬飛、沈養齋、嚴醉的歷史原型，徐遠舉和周養浩在書中都是不折不扣的惡魔，嚴醉（沈醉）還有一絲天良未泯，所以沈醉能提前出去，而徐遠舉和周養浩就只能“耗著”了。

即使僅以《紅巖》為依據，我們也能發現徐遠舉周養浩罪無可赦，沈醉這個跑腿學舌的還沒有壞透腔。

就連沈醉在回憶錄中，也承認自己罪過不小，徐遠舉周養浩的罪過更大：“我在昆明一次抓過四百多人，秘密殺掉了幾個我認為是企圖打進云南省站的參訓班的學生。徐遠舉在重慶解放前夕，把關在白公館和渣滓洞內所有共產黨員、民主人士、愛國青年，甚至連因違反紀律關在里面的軍統特務，都一個不留地殺掉了。周養浩在重慶擔任保防處長時，把該處逮捕囚禁在新世界飯店的幾十名共產黨員和嫌疑犯都殺了，在擔任軍統局息烽監獄主任時，殺過共產黨四川省委羅世文、軍委車耀先，以及打進軍統的共產黨員張蔚林等上百人。”

如果改造積極，就能把累累血債一筆勾銷，估計絕大多數人都不會贊同，這一點周養浩十分清楚，所以他認定自己和徐遠舉不可能像沈醉郭旭那樣通過撰寫揭發材料獲得特赦。

事實也正如周養浩預料的那樣，他跟東北區少將副區長陳旭東、局本部第一處少將處長鮑志鴻、訓練處少將處長鄭錫麟、少將專員段克文，以及河南站站長岳燭遠、廣東站站長何崇校、廣西站站長謝代生、湖南站站長黃庚永、浙江站站長章微寒等人，都是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特赦的。

擢發難數，罄竹難書。用這八個字來概括徐遠舉、周養浩等將軍級特務的罪行一點都不為過，所以徐遠舉想提前特赦只能是夢想，周養浩也不會認為自己特赦過晚，那么在讀者諸君看來，沈醉該不該在1960年第二批特赦？如果徐遠舉不是在1973年病死，他是不是也得等到1975年才能跟周養浩一起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