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2025年6月25日，佛山順德區人民法院，庭審進行到第三天。

屏幕上，上市公司寶新能源原董事溫惠，已經連續講了三個多小時。她從自己三十年的職業生涯，講到與各色人物的交往經歷，內容浩瀚，時而激昂，時而悲泣。

法庭內的主審法官，一直保持著極大的耐心。面對溫惠女士漫無邊際的陳述，她只是偶爾溫和地提醒一句。此刻，她又一次開口，語氣依然平靜：

溫惠，回到你對庭前會議報告的意見上來。

屏幕上的溫惠，似乎對這次打斷頗為不滿，她回應：

我有發表觀點的權利。

法官的聲音聽起來甚至有些無奈的溫柔，她回應道：

溫惠，你有權發言，法庭這幾天也一直讓你充分發言。但是，法庭也有權提醒你不要說那些與案件無關的……

這句溫和到近乎卑微的提醒，卻像一根火柴，瞬間點燃了旁聽室里的火藥桶。

突然，第一排一位年約五旬的男律師猛地拔高了聲音，他吼道：

這是什么水平的法官？這樣的人是怎么混進法院的？！

話音未落，他身旁的一位女律師立刻高聲附和：

就是！就是！怎么混進來的！

角落里，負責維持秩序的法官助理站起身，輕聲勸阻：“請旁聽人員保持安靜，如果要討論，可以出去討論。”

這句話，再次激化了矛盾。

男律師霍然起身，他如此輕易地被激怒了，他用手指著那名年輕的法官助理，聲色俱厲：

你憑什么讓我滾出去？你有什么資格讓我滾出去？！

這里請各位讀者注意，法官助理并沒有說“滾”這個字。

但真相有些時候對一些律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對自己有利。

女律師說：“我不怕被他影響，你們都可以來影響我！”

整個旁聽室，瞬間從一個莊嚴肅穆的庭審旁聽的延伸場所，變成了：

一個旁聽人員可以解說、點評的球賽轉播間。

庭審直播的聲音，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音徹底淹沒。

同為旁聽律師的肖律師，坐在人群中，目睹了這荒誕的一幕。

他看到法官助理被吼得不知所措，上前的法警也顯得茫然失措。

肖律師環顧四周，這間屋子里坐著五十多人，其中至少三分之二是律師，但此刻，很多律師都像在劇院里看戲的看客，穩坐釣魚臺，臉上掛著一種事不關己的漠然，他們似乎出奇一致地默許，旁聽權利的行使是可以現場發聲點評訴訟參與人員的。

他猛地站起來，指著那兩名律師說道：

你們不旁聽可以，但不要影響我旁聽！這里是法庭的一部分！

騷動，這才在法警的再次介入下，漸漸平息。

事后，肖律師在他的公眾號文章里，困惑地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一邊宣稱旁聽是所有人的權利，一邊糟蹋這來之不易的權利，同時還侵犯其他旁聽人員旁聽的權利？這種典型的雙標做法以及自相矛盾的行為，讓我不禁懷疑他們的真實目的是為了旁聽還是為了混淆視聽，制造事端。

他的懷疑，并非空穴來風。因為這場小小的喧嘩，正是整個寧遠喜案庭內外對抗的一個縮影。

而本次對抗的起點，始于一份《旁聽邀請函》。

1

幾天前，這份由被告方家屬公眾號發出的邀請函在網上廣為流傳。它將這樁涉案金額超過三千萬的職務侵占案，陳述為一場：

構陷與冤獄。

它熱情地邀請各界人士前往順德，共同見證“一場走向司法公正的庭審”，去捍衛：

公民的旁聽權。

這里請各位讀者注意這個“旁聽權”，后文會呈現這一權利的解釋權，是如何被辯方及其支持者壟斷，用于圍剿與自己意見不同的旁聽者。

開庭第一天，法院門口人滿為患。

當法庭因場地限制，無法滿足所有人的旁聽要求時，有辯護律師在庭上當庭朗誦最高法十年前的文章，辯方痛斥這是：

變相不公開審理、假公開、真黑箱。

網絡上，一篇篇聲討法院“壓制輿論”、“不敢公開”的文章，像雪片一樣飛出。

第二天，順德法院做出了調整。

他們推掉了另一個法庭原定的庭審，專門開辟為視頻旁聽室，額外增加了幾十個席位。

辯方贏得了一次勝利，一些旁聽人員也認為他們的爭取贏得了勝利：

但后續的事態發展，證明了辯方及其支持者捍衛的旁聽權：

只允許與自己立場一致的旁聽者。

當他們費盡心力爭取來的“旁聽權”兌現時，他們的支持者，卻在旁聽室里，用怒吼和附和，試圖毀掉他人的權利，想讓他人旁聽自己對庭審的評價。

這場面，太過荒誕。

而在這堪比荒誕戲劇的幕布之后，那個最初的問題，寧遠喜、溫惠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那個關于三千萬公款去向的問題，已經被很多人忽視了。

2

讓我們把目光回到案件的核心人物——寧遠喜，回到他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上來。

在一天庭審的一段長達五個多小時的法庭陳述中，寧遠喜為所有旁聽者構建了一個宏大而悲壯的敘事。

在這個故事里，他不再是一個被指控侵占公司資產的嫌疑人，而是一個在波詭云譎的商戰中，被昔日恩主背叛和絞殺的悲情打工人。

故事的起點，是梅州客商銀行的籌建。

2016年，寶新能源作為主發起人，籌建廣東第一家民營銀行。但一個棘手的問題擺在臺前：根據當時的監管政策，民營銀行的實際控制人不能持有境外永久居留權。而寶新能源的老板葉某（被害公司實控人、證人），恰好擁有香港永居身份。

是放棄銀行牌照，還是放棄香港身份？葉某陷入了兩難。

寧遠喜用了一個比喻來形容自己的處境：

我就是地主家的放牛娃，老虎來了，地主讓我去打虎，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老虎打跑，然后地主說牛還是我的。放牛娃說總有一條牛腿是我的吧？就算牛不給我，也把草料錢賠給我吧？地主說對不起，你得把草料錢的賬本拿出來。

寧遠喜說，是他在關鍵時刻，為老板提出了“解決方案”：通過一系列復雜的股權轉讓和代持安排，將葉某的持股比例降到30%以下，同時引入新的戰略投資者，并由他寧遠喜出面，與新股東結成“一致行動人”，從而在名義上成為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東。這樣，既保住了葉華生的香港身份，又保住了銀行牌照。

這個方案堪稱天才，但也埋下了日后決裂的種子。寧遠喜說，他代持的那些股票，后來因為市場波動面臨平倉風險。

為了保住老板的資產，也為了避免引發金融風險，寧遠喜稱，他個人四處奔走，墊付了數億元的巨額資金。

然而，當他向老板尋求幫助時，葉某（被害公司實控人、證人）要求寧遠喜：

拿出自己墊付的依據。

寧遠喜稱，在萬般無奈之下，為了償還因“救主”而背上的巨額債務，他賣掉了部分代持的股票：

放牛娃沒有拿出草料錢的賬本，直接把一條牛腿割掉賣了。

寧遠喜認為，這一舉動，讓葉某拿著十年前的兩件“小事”向公安機關報案。

“本案的根源就是經濟糾紛，是葉某以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

寧遠喜的聲音在法庭里回蕩，充滿了悲憤與不甘。

他的妻子石曉文女士，也用一篇名為《黑暗中，我依然能看見你的光》的文章，為這個案件寫下了情感的注腳。

她寫道，在與丈夫時隔三年零四個月的會面中，她看到那個曾經“帥氣儒雅、意氣風發”的男人，已經變得蒼白、斑駁、清瘦“脫相”。

他一開口就哽咽了，泣不成聲：“對不起，讓你們為我擔驚受怕……”

如果被害公司及其背后的股民們有這個條件與機會，或許我們也能看到他們的悲歡離合。

寧遠喜講述的故事里，有英雄，有惡人，有背叛，有陰謀，有眼淚，有悲情。

它很好滿足了公眾對于一場私人恩怨的所有想象，盡管：

上市公司的錢，涉及到眾多股民，并不屬于他倆任何人。

它也似乎解釋了寧遠喜為何會身陷囹圄——他似乎不是罪犯，他只是一個復雜商業斗爭中的失敗者，一個被強大資本和權力聯合絞殺的犧牲品形象被構建出來了。然而，在寧遠喜講述的這個蕩氣回腸的故事之外，還有另一個版本的故事。這個故事沒有情感，沒有形容詞，只有冰冷的數字和白紙黑字的記錄。它就記錄在那本被刻意忽略的賬本上。

3

賬本的第一頁，關于一套房子。

資產名稱：寶新能源公司名下房產。

市場估值：2014年，梅州市梅縣區房地產評估所估值：30,384,760元。

案發后，公安機關委托另一家公司重新鑒定同期價值：35,320,000元。

最終成交價：15,000,000元。

買家：溫惠（代表其與寧遠喜）。

利潤分配：交易完成后，溫惠獲得價值4,980,000元的權益，其余超過15,000,000元的隱形收益，歸寧遠喜所有：

上市公司直接損失：20,320,000元（按較高估值計算）。

賬本的第二頁，關于一筆顧問費。

項目名稱：寶新能源2015年定向增發。

支付名義：財務顧問費。

支付金額：9,300,000元。

收款方：廣東寶獻公司（一家空殼公司），該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寧遠喜表弟媳，監事是表弟。

收款方背景：該公司注冊人系寧遠喜的親戚。

實際服務方（某銀行）聲明：“我行從未收取過該筆費用。”

利潤再分配：寧遠喜收到款項后，向溫惠轉賬2,300,000元。

當寧遠喜作為英雄的悲情敘事，與這份冰冷的流水賬并置在一起時，一種巨大的荒誕感便產生了。

一個在法庭上聲稱自己為公司“墊付數億”的悲情英雄，卻在另一本無人提及的賬上悄悄地：

將公司的數千萬資產，變成了自己的私產。

一個在長達五小時的陳述里，寧遠喜反復強調自己如何被老板“背信棄義”所傷害：

他講述了自己作為“放牛娃”的委屈，卻沒有解釋，他為何一邊放牛，一邊面對雇主要求提供草料錢的賬本時，多次把牛身上最肥的肉割下來帶回了家或者賣了出去。

這或許才是整個案件背后，那把最關鍵的鑰匙。

4

如果說寧遠喜是這出大戲里不屈的主角，那么溫惠，則是一個讓觀眾落淚的悲情角色。

溫惠在法庭上的每一次發言，幾乎都伴隨著哭泣。她不像寧遠喜那樣邏輯清晰、言辭犀利，她的陳述是碎片化的、情緒化的，充滿了細節和委屈。

她告訴法庭，自己本不想與寧遠喜為敵，但她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推著走。這股力量，來自老板葉某，也來自梅州那張看不見的政商關系網。

她詳細描述了自己被捕前后的遭遇。她說，在2022年7月18日那個炎熱的下午，辦案人員將她獨自留在一輛密閉的汽車里，車內溫度高達40度以上，長達一個多小時：

我當時心里極度害怕，一動不敢動，更不敢開車門、開窗。

溫惠的故事，催人淚下。然而，當我們將聚光燈從她悲傷的臉上移開，用探照燈去審視那些故事的細節時，一些難以忽視的矛盾點便浮現了出來。

旁聽律師夏海龍在他的庭審記錄中，敏銳地捕捉到了溫惠自己陳述中的一個細節，偵查人員離車休息后，她一個人被留在車上，車門車窗都是關閉狀態，但是她的雙手并無手銬，也沒有其他約束措施，處于可以：

自行打開車窗、車門，自由活動的狀態。

這就產生了一個常識性的疑問：

一個人在酷熱難耐、瀕臨中暑的情況下，擁有完全的行動自由，為什么不選擇開車門或開窗？

溫惠還說，自己被帶走后，連續幾十個小時不給飯吃，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摧殘。更讓她崩潰的是，她最親近的人，包括她的姐夫（葉某的小舅子）、與她姐妹相稱的官員，都輪番來做她的“思想工作”，逼迫她站到葉某（被害公司實控人、證人）一邊，去指證寧遠喜。

我做自殺式的認罪，都是長期被他們折磨的。

在她的敘述里，她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受害者。

一個在兩個強大的男人之間掙扎求存，因不夠“心狠手辣”，不愿去陷害共事多年的同事，最終被無情碾碎的犧牲品。

她的眼淚，似乎洗刷了所有與她相關的指控，只剩下無盡的委屈和恐懼。

溫惠堅稱，她所有不利于自己的供述，都是在被欺騙、被誘導的情況下做出的。

然而，控方律師在庭上提出了一個關鍵質證，溫惠在首次認罪的筆錄中，主動交代了一個極其隱秘的證據線索：

一份由她親手書寫、藏在家中的關鍵書證。

這個信息，偵查人員事先并不掌握，也無法通過“指供”的方式獲得。

眼淚可以是人的真情流露，也可以是一種強大的武器，它能博取同情，模糊焦點。但眼淚無法回答邏輯上的漏洞。

當一滴眼淚，經不起常識和證據的推敲時，它的性質，就可能從委屈的流露，變成了策略性的謊言：

這個世界上哭泣的不是只有孟姜女，也有敲鑼女。

這位在法庭上哭訴自己因“不夠心狠手辣”而身陷囹圄的悲情女性，在另一本賬上，卻清晰地記著她從那套低價房產中分得了價值498萬的權益，從那筆虛構的顧問費中，分得了230萬的現金：

當數百萬的真金白銀落袋為安時，不知她是否也曾流下過如此傷心的淚水。

5

如果說寧遠喜和溫惠是法庭上的主角，那么他們的部分辯護律師及支持辯方的旁聽人員，則是庭內外的主角。

他們不僅在法庭內寸土必爭，更在法庭外，雖遠必誅，掀起了一場針對與自己意見不同者的戰爭。

寧遠喜的辯護律師團，堪稱中國刑辯界的“夢之隊”。周澤、朱明勇的名字本身：

似乎就已經必然代表著對公權力濫用的抗爭和對法治的信仰。

仿佛人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在有些旁聽律師的表達里，也已經通過對辯方的認可，無須旁聽后續庭審：

在開庭的第一周甚至第一天，就已經完成了寧遠喜無罪的審判。

從庭審第一分鐘開始，辯方就將“程序正義”的旗幟高高舉起。

他們為了旁聽席位的數量，不惜與法庭反復交涉，甚至當庭朗誦最高法十年前的文章，痛斥“變相不公開審理”，似乎每一個沒能進門的人，都代表著一次法治的淪喪。

他們對案件的每一個程序細節都提出了質疑：溫惠人大代表的罷免程序是否合法？對她的拘留是否缺少立案決定書？審訊錄像為何會缺失聲音？

他們將矛頭直指偵查機關和地方司法系統，試圖證明整個案件從根子上就是非法的。

這是辯方的權利。

然而，當旁聽律師夏海龍發表了與他們立場相左的庭審觀察后，辯護律師熊智立即在法庭上向法官提出抗議：

指責夏海龍“對被告人寧遠喜進行了人身攻擊”，要求法庭“予以關注”。

辯護律師周澤撰文指出：

作為律師，必須堅持“疑罪從無”、“無罪推定”的基本原則。

對于這樣的常識性錯誤，我已單獨撰文（）詳述，此處不再贅述。

回到辯方及其旁聽支持者的敘事里，只有他們是法治的“光明騎士”，不畏強權，不惜一切代價捍衛當事人的權利和法律的尊嚴。他們對“無罪推定”原則的堅守，顯得神圣而不可侵犯。

然而，在這幅光輝的畫像背后，一些不那么邏輯自洽的雙標場景，正在同步上演。

辯方律師義正言辭地指責夏海龍律師的文章是“人身攻擊”，要求法庭介入。然而，翻看夏海龍的文章，其內容主要是對寧遠喜庭審表現的描述和基于法律邏輯和其個人觀點的評論，并無辱罵性詞匯。

與此同時，眾多旁聽律師的庭審記錄中，寧遠喜本人在法庭上，直接用“可笑、包庇、不作為、睜眼瞎、瀆職、徇私枉法”等一系列詞語，來形容和評價主審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

如果辯方對此可以解釋，法官有容忍被告人批評的義務，那么，如何解釋，多名旁聽律師已采信被告人單方發言，傳播大量涉及案件被害人（公司）、證人葉某的信息，其中包括：

被告人寧遠喜、溫惠對案件證人涉嫌犯罪的指控。

這就構成了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對比：

當旁聽的夏海龍律師用相對溫和的語言評價被告人時，這是“人身攻擊”，需要法庭制止，這沒有“疑罪從無”、“無罪推定”，是違背了法治原則；（對于這樣的常識性錯誤，我已單獨撰文（）詳述，此處不再贅述。）

當被告人用辱罵的語言攻擊法官時，當被告人提出對他人犯罪的指控時，寧遠喜的辯護律師及其旁聽的支持者們，卻沒有堅持他們所說的“疑罪從無”、“無罪推定”的法治原則，而是選擇了采信并且迅速傳播。

他們追求的，似乎并不是一個對所有人都公平的言論環境，而是一個只對自己有利的話語特權。

他們高喊著“無罪推定”，將其曲解為要求律師不能對被告人做任何負面評價。

實際上，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的是“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

法律并沒有禁止社會公眾對被告人的負面評價，也沒有禁止社會公眾懷疑犯罪的權利。若非如此，不僅律師無法代理刑事案件被害人、為當事人服務：

撥打110報警，也會被廢除，因為我們需要堅持疑罪從無，無罪推定的原則。

但與此同時，他們卻在自己的文章和言論中，早已對葉某（被害公司實控人、證人）、辦案民警、主審法官，甚至所有與他們意見不合的人，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有罪推定”。

當“程序正義”和“無罪推定”這些神圣的法律原則，被如此選擇性地、工具化地使用時，它們就從捍衛正義的武器，異化成了一種排除異己、打壓對手的話術。

這場戰爭，看似是為了法治，但其內核，或許只關乎輸贏。

6

從開庭前的《旁聽邀請函》預熱，到庭審第一天對“旁聽權”的激烈抗爭，再到對溫惠被“非法取證”的反復控訴， 寧遠喜和他的律師及其支持者們選擇了一種最高明的防御策略： 他們成功地將公眾的注意力，從“寧遠喜是否侵占了三千萬”，轉移到了“葉某一定是個壞人”、“夏海龍律師是為五斗米折腰”等問題上。

在此之前，最核心的一個轉移視線策略，是圍繞那筆930萬“顧問費”的付款審批單展開的。

辯方曾公開披露出一個引爆輿論的細節：他們聲稱，在那張關鍵的審批單上，曾有過老板 葉某 用鉛筆簽下的名字，但后來被人擦掉了。

這個“鉛筆簽名”的指控，如同一顆重磅炸彈，瞬間為整個案件蒙上了一層“陰謀與構陷”的迷霧。

它旨在向法庭和公眾傳遞一個強烈的信息：葉某（被害公司實控人、證人）對這筆“獎勵”是知情并同意的，他現在翻臉不認人，甚至不惜涂改證據來誣告陷害。

寧遠喜在法庭上，用一種不容置疑的口吻，將此定性為“案中案”：

930萬付款報批單，有權審批人只有葉某……葉某歷次否認簽名，后面又承認鉛筆簽名，但是鉛筆簽名是誰涂擦的？是誣告陷害，是案中案，要求李某、黃某出庭作證，查實誰擦拭。

辯方試圖讓所有人相信，只要能證明 葉某 簽過字，寧遠喜的行為就有了合法性的基礎，所謂的“職務侵占”也就無從談起。

這是一個極其高明的敘事陷阱。它巧妙地利用了人們“老板同意就不算騙”的樸素認知，卻悄悄地回避了“騙取型”職務侵占罪最核心的法律邏輯，大白話來解釋一下關于“騙”的常識：

所有被騙走錢的人，被騙的時候都是同意的。

如果被騙的人當時是同意的就不構成騙，那這個世界上就沒有騙了。

回到刑法的專業視角。

職務侵占罪，尤其是“騙取型”的職務侵占，其法律構成的核心在于行為人是否：

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采用欺騙、侵吞、竊取等手段，非法占有本單位財物。

在這個邏輯框架下，我們再來審視那930萬元的“獎勵”。

這筆錢，是以“財務顧問費”的名義，從上市公司的賬上劃走的。而真正的財務顧問——那家提供服務的銀行：

明確表示從未收過這筆錢。

這筆錢，最終流入了一家由寧遠喜親戚注冊的、并無實際業務的空殼公司。

這兩個事實，構成了清晰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鏈條。

寧遠喜利用了他作為公司“大掌柜”的職務便利，通過一套虛假的財務流程，將本屬于上市公司的930萬元公共財產，秘密地、非法地轉移到了自己的控制之下。

葉某（被害公司實控人、證人） 在不知道“財務顧問費”是虛構的情況下，被寧遠喜用一套假手續蒙蔽，簽下了自己的名字。這恰恰從反面證明了寧遠喜的欺騙行為取得了成功，是典型的職務侵占。

事實上，被害公司的融資工作從來沒有獎勵金的先例，退一萬步講，一個老板，即使同意給自己的管家一筆巨額獎勵，也絕不等同于他會同意管家：

用做假賬的方式來拿走這筆錢。

寧遠喜完全可以通過正當的、合規的途徑，比如簽訂正式的獎勵協議、通過董事會決議、在財報中公開披露等方式，來獲取這筆“獎勵”。但他沒有。

他選擇了一條最迂回、最隱蔽、最見不得光的路徑：

虛構業務、偽造合同、通過親戚的空殼公司套現。

他為何要這么做？答案不言自明。

因為他要做的，不是光明正大地領取一筆獎金，而是要將一筆本屬于上市公司的公共財產，以一種不留痕跡、無法追溯的方式，變成自己的私產。

這個行為的本質，從一開始就是非法的、秘密的、欺騙的占有，與老板是否簽字無關。

辯護律師團，作為中國最頂尖的刑辯專家，不可能不明白這個基本的法律邏輯。

但他們卻選擇性地忽略了它，轉而將全部的火力，都集中在那根充滿戲劇性的鉛筆上。

他們試圖用一個關于“老板簽沒簽字”的旁枝末節，來掩蓋一個關于“高管如何騙取式職務侵占”的法律事實。

7

寧遠喜、溫惠的案件，是一個關于“農夫與蛇”、“放牛娃砍掉牛腿帶回家”的現代寓言，還是一個“忠臣良將被奸人所害”的古典悲劇？

不同的人，從同樣的這一周庭審，看到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當所有的悲情故事、程序之爭、個人恩怨都退潮之后，我們終將發現，那本記錄著三千萬資金流向的賬本，依然靜靜地躺在法庭的證物席上。

它沒有表情，不會哭泣，也不懂辯論。它只是用最樸素、最冰冷的方式，記錄了一家上市公司資產的莫名流失。

上市公司的錢，不是大股東的錢，更不是高管的錢：

它屬于成千上萬的股民。

這是一個基本的商業常識，但在一些“大掌柜”的眼里，這個常識似乎并不存在。他們習慣了在自己管理的地盤里“一手遮天”，習慣了將公司的錢袋子，當成自己的存錢罐。

這種事，離我們的生活并不遙遠。

它就像你小區的物業經理，拿著你交的物業費，不是去修剪草坪、維修電梯，也不是正經領工資，而是偷拿了錢，給自己家換了一套全新的智能家居。

當你質問他時，他卻聲淚俱下地控訴：

自己為小區付出了多少心血，而你卻對他百般刁難。

它也像幾年前轟動一時的王寶強離婚案。他的經紀人宋喆，不僅與他的家人發生了不正當關系，更利用職務便利，侵占了王寶強工作室的演出、廣告等業務款項，總計230多萬元。最終，宋喆因職務侵占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

沒有人會因為宋喆或許也為王寶強的演藝事業“立過功”，就認為他的侵占行為是合理的“獎賞”。因為道理很簡單：

你可以是功臣，但功臣不能變成竊賊。

功臣的偷也還是偷，不是孔乙己的“竊”。

信托責任，是所有“管家”和“掌柜”的職業生命線。一旦越過這條線，無論你曾有多少功勞，無論你編造的故事多么悲情，都無法改變監守自盜的本質。

回到順德的法庭。庭審內外，我們不僅看到了一個關于商業倫理的樣本，更看到了一堂生動的公開課：

關于部分刑辯律師須加強法治認知、改善群體性自戀心理的公開課。

我們看到，一群懂法律的人，將“無罪推定”、“程序正義”這些本應用于約束國家公權力的原則，變成了一根大棒，揮向了所有與他們立場不同的聲音：

當旁聽律師夏海龍基于庭審事實發表不同觀點時，他們群起而攻之，要法官調查核實，斥夏律師“為五斗米折腰”；他們高喊“疑罪從無”，要求所有人不得對他們的當事人進行任何負面評價。但與此同時，當他們轉發和傳播關于案件證人葉某的各種負面信息，甚至是指控其犯罪的舉報材料時，他們卻對此深信不疑，絕口不提“疑罪從無”。

這種嫻熟的雙重標準，其背后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唯我獨尊”：仿佛法治的解釋權，只屬于他們；仿佛法律原則，只是他們用來攻擊對手、排除異己的工具，卻不必用來約束自己。

從旁聽室里對法官的咆哮，到網絡上對不同意見者的“誅心之論”，他們似乎在建立一種獨獨利己的“法治”——在這種“法治”下：

只有被告人的人權需要被尊重，被害人（公司和股民）的損失可以被忽略；只有他們的言論需要被捍衛，別人的質疑就是“人身攻擊”；只有他們可以引用未經證實的“下跪”故事來攻擊對手，別人基于公開信息的評論就是“為了五斗米”。

他們巧妙地，甚至可以說是成功地，將一個旨在限制國家司法權力的原則，變成了一個要求所有人閉嘴或者只可以贊同辯方的工具。

當一群懂法律的人，開始如此嫻熟地、選擇性地濫用法律原則時，這本身，或許比案件的事實，更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最終，那記法槌終將落下。

它要審判的，或許不只是寧遠喜和溫惠這兩個人。它要審判的，是一種在中國商業世界里長期存在的、將公產當私產的“大掌柜”心態：

你可以是功勛累累的放牛娃，但你不能把牛腿砍了帶回家。

與此同時，無關寧遠喜、溫惠二人是否有罪的司法審判，一些法律人心中那份唯我獨尊的自戀，也終將被理性審判。

它也會提醒一些法律人反思：

不要做刑辯太久之后，忘了你們捍衛的法治，并不只屬于你們自己。

這種反思，或許是這場所謂的“神仙打架”，留給我們凡人最有價值的東西。

寫于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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