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楊國喜,1921年出生于四川巴中。1933年參加革命,1935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長征時,我年僅14歲,是宣傳隊中的一名“紅小鬼”,草鞋、行軍棍和紅軍筆這三件寶,對我記憶最深。
楊國喜大校
打草鞋
行軍打仗離不開兩只腳板,當年紅軍長征就是靠兩只腳板套上兩只草鞋,走過萬水千山的。
可想而知,爬雪山過草地,要磨壞多少鞋。這么多鞋,從哪里弄呢?沒有鞋,打赤腳能不能走呢?
回答是能走,又不能走。所謂能走,是因為紅軍指戰員大部分是南方窮苦老百姓家長大的,缺吃少穿,常年光著腳跑到田里干活,吃苦慣了,磨煉出來了。
在紅軍隊伍里,為了崇高的革命事業,在長征中,即使一時沒有鞋穿,也能堅持走一陣子。但是到嚴冬季節、爬雪山和荊棘路時,光著腳走就不行了。
怎么辦?紅軍長征路上又沒有制鞋廠,每日走的都是新區,一時又難以得到群眾的支持,紅軍又無錢買鞋,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發揚紅軍一貫的光榮傳統,現有的要節約,沒有的要自力更生自己打草鞋。
行軍穿鞋是十分費的,在爬雪山過草地時有時一天半天就能穿壞一雙。有鞋穿的都很愛惜自己的鞋,壞了就縫了又縫,補了又補,一般布鞋底脫了幫,掌了又壞,壞了又掌,實在不行就用草繩捆綁在腳上。
這些窮苦孩子,在家也不都穿布鞋,皮鞋連見都沒見過,穿草鞋打草鞋卻不陌生,發揚這個優勢和長處,只要有稻草,隨時用隨時打,有時一次就打好多雙。
稻草打草鞋是最理想最方便最便宜的材料,可是到了沒稻谷的地方就成了問題,爬雪山過草地就更是個難題了,出路在于發動群眾,群策群力,如找那些茅桿柔軟之類草木植物的東西,有的還找來了桐樹皮,有的又找到了一把把野麻,處置之后也能打成很結實很美觀的草鞋。布條麻用來打涼鞋,那是高級、舒適、結實、美觀的鞋子,像這類是很少的。
打草鞋體現出來的艱苦、樂觀的革命精神永遠鼓舞著我們。
行軍棍
紅軍在長征途中,不少同志與行軍棍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它能幫助渡過難關,如渡河、夜行軍、爬雪山和過草地等。
它就是指戰員的伙伴和得力助手。爬雪山難于上青天,手里的棍子就增強翻越雪山的力量。一踏上草地,就給來了個下馬威。茫茫無際的草原,濁水到處亂竄,行軍棍就伴隨我們走過草地。
紅軍開始是戰略大轉移,后來叫長征,當時為了避開敵人大部隊的圍追堵截和飛機轟炸,免遭意外的損失,所走的大部分是深山老林,羊腸小道,在沒路的地方開出新道,小伙子兩條腿走起來還行,可是傷病員和上了年紀的老人就要有幫手。遇到難走的路,像爬雪山過草地的時候,幾乎所有的人手里都有一根棍子,這不起眼的小東西,可也為革命立了大功啊。
用它探路用,過草地在泥水里往前行,不知深淺,棍子就成了開路先鋒,探準了才邁步,探不準繼續探。即使前面已經走過人的,也不能麻痹大意,因草地泥淖太多,不小心就陷進去了。有一次,我們宣傳隊在路旁進行宣傳鼓動工作,與前面拉開了距離,走在隊前頭的同志踏著部隊腳印前進,可一下子就陷進去了,還好,后面的隊員一個接一個把他拉住,他才沒有陷入泥潭犧牲。
走不動了,就相互拉著棍子走,提起神來,過草地傷病員越來越多,沒有那么多人去抬,去背,有時就相互攙扶著,最好的辦法就是讓病號拉著身體好的人的棍子,借助著持棍人的拉力往前走,這個辦法用得最多最普遍,再就是過河的時候前后都相互抓住棍子,過得就比較安全。
在草地夜間宿營搭棚,棍子可用作支撐物,還可以用來晾曬東西或用來燒火煮飯,更可以用它來保護自己免受野獸侵害。
每個人都十分愛惜自己的行軍棍,給自己的行軍棍取上個動聽的名字,比如:“紅軍棍”、“一條腿”、“一只手”、“手拐杖”、“指揮棍”、“離不開”、“助友棍”等等,名字繁多,不勝枚舉。
紅軍筆
彼時,我不過是個剛滿十一歲的“紅小鬼”。在我所在的紅軍隊伍里,像我這般十一二、十三四歲的“紅小鬼”比比皆是!切莫小覷我們這些“娃娃兵”,大家皆是黨從死亡邊緣拯救出來的窮苦孩子,無懼艱難困苦,亦不畏流血犧牲,作戰時英勇無畏。然而,有一點不得不提,我們未曾踏入過學校的大門,識字量少得可憐。
出于革命的需求,上級決定在我們之中開展識字運動。但戰友們皆出身貧苦,無一有文化,究竟該找誰擔任教員呢?雖說難以尋覓飽讀詩書之人來當教員,可認識一兩個字的人總歸是有的!于是,認識一個字的,我們尊其為“一字師”;認識兩個字的,便稱其為“兩字師”。我的入黨介紹人李路寶同志,年長我幾歲,參軍也稍早一些,識字較多,自然而然地成了我們當中的“大學問家”。
我們的大課堂,便是那蜿蜒的行軍之路。出發之前,每個人都需精心尋覓一塊樺樹皮、薄木板之類可供書寫之物,將其當作識字板。而后,把當日要學的幾個字工整地書寫其上,再掛于前方同志的背包之上。待隊伍啟程,眾人便在行進間學習。瞧那蜿蜒曲折如長蛇般的隊伍,一人緊隨一人,一路上,教字念字之聲連綿不絕,此起彼伏。
紅軍的生活無疑是艱苦的,然而精神財富卻極為豐饒。同志們皆明晰自己為何而學、為誰而學,故而學習的勁頭十足。行軍之時學,宿營之際學,做游戲的時候亦在學。同志們把生字寫在類似撲克牌的薄木片上,誰抽到木片,誰就要念出上面的生字,學字認字的方法可謂豐富多彩。
隨著識字量的不斷增加,我們開始嘗試連字成句。起初,我們學習“我們是紅軍”,繼而學習“紅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等語句。后來,我們還創造性地發明了快速識字的積累法,以已學之字為引領,將尚未學習的同音字依次排列。
起初,大家書寫的字跡參差不齊,筆畫長短不一,字形更是千奇百怪,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仿佛形態各異的士兵,毫無整齊可言。然而,經過半年有余的不懈努力,同志們筆下的字跡如同訓練有素的隊伍,逐漸變得整齊劃一。
而我,已然成為一名“宣傳員”。我用一大把生麻,精心且結實地綁成一支碩大的毛筆刷子,提著一只裝滿石灰水的洋鐵桶,竟能在紅軍途經的村頭、路口,揮毫寫下大幅標語。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這些曾經手握“紅軍筆”的“娃娃兵”,許多同志已然具備獨立撰寫報告、總結的能力。1946年,解放區的報紙刊登了我撰寫的第一篇戰地報道。我凝視著報紙上排列整齊的鉛字,心潮澎湃,感慨萬千。正是黨,讓我們這些曾經目不識丁之人,得以開啟知識的大門。
新中國成立后,我這個歷經戰火幸存下來的“紅小鬼”,先后擔任了解放軍第十九兵團軍政干部學校政治部主任,第七步兵預備學校政治委員,吉林省通化軍分區政治委員,沈陽軍區外長山要塞區副政治委員、第二政治委員,中共旅大市市委書記,沈陽軍區旅大警備區副政治委員、顧問等職。1955年被授予上校軍銜。1964年晉升為大校軍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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