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叫王營，她原名陳映民。

她不是大人物，但她見過大人物怎么死，她也見過小人物怎么活。

她的兒子，在她懷里消失，她沒哭，也不敢哭，這年，她19歲，孩子剛出生六天。

兒子丟了，不能停

不是她不找，是她再找就活不了，“孩子被一個老頭抱走了。”

她聽懂了這句話，她沒說話，她也沒回頭。

“別回頭了。”是林月琴說的，那天風大，林月琴用兩條破棉布纏著腰，小腿綁著稻草，槍也沒背，走得快。

“你如果回頭，活不到晚上。”她盯著她，“你要活著，回部隊。”

部隊在哪？她不知道，她知道身后是國民黨，是繳槍，是活埋，是抓回家做“女兵”的命。

前面是跑反隊，那是女人、老人、孩子組成的隊伍，每天掉幾個人，就像山上塌幾塊石頭，沒人問，沒人回頭。

她走了三天，孩子沒有了，乳房漲得硬，她把奶擠進泥里。

“她沒哭。”林月琴一直記得，“她只是低頭，咬了一口干糧，咬不動，就嚼棉花。”

她在湖北走散，在河南合隊，在陜西看見旗幟。

那時她連名字都換了，叫王營，部隊里沒人知道她是誰，沒人知道她丟了兒子，她也從不提。

呂紹文沒了，信沒來得及寄

他叫呂紹文，是她名義上的丈夫，不是媒妁之言，是“童養媳”的安排。

她7天大，親爹就把她送走了，收她的人家姓呂，窮，只有一個兒子，就是呂紹文。

窮到什么地步？吃飯靠地瓜藤、草根粥，晚上睡稻草，穿一件衣服夏冬不換。

但呂紹文不打她，從不罵，也不說話，整天臉黑黑的，挑水、砍柴、劈木頭。

她14歲，已經做飯、洗衣、生火，成了小婦人。

15歲那年，呂紹文參加紅軍了，她沒哭，只是把他那雙打滿補丁的布鞋洗了三遍。

“部隊來了。”呂紹文是這樣說的，“我要去。”

部隊一來，村子變了，開會、貼標語、夜里抓人，她第一次聽說“土地分給窮人”。

那年秋天，她也去了，不是戰斗員，是送飯的，是縫補的，是夜里傳口信的“女兵”。

“皮隊長要你去一趟。”這是她第一次執行任務，皮定均當時還叫“皮大個兒”，只有十七八歲，她從山溝子跑過去，帶回的是敵軍情報。

她不知道那叫“偵察”，她只知道自己是紅軍的人了。

孩子、丈夫、親人，一個個走

1934年冬，她在甘肅重遇呂紹文，“他的臉變了，黑得認不出。”

“你還活著？”他摸了摸她的手。

“嗯。”她點頭，“你呢？”

他說：“我今晚可能要走。”她知道這是什么意思。

他們沒有抱，沒有吻，他只是脫下自己的棉衣，裹在她身上：“你瘦了。”

晚上他走了，第二天傳來消息：呂紹文犧牲，同一天犧牲的，還有他的弟弟。

她沒有棺材，沒有照片，只拿到了一個縫著紅布的包袱，里面是血衣一件。

她咬著牙，把包袱埋了，她在心里說了一句話：“我還活著。”

但這不是結束，幾天后，她被俘了。

被俘、受辱、逃亡

她是女人，紅軍女兵，國民黨是怎么對待的，她早就聽說。

“她被馬家軍抓住，拖進了被服廠。”

“那是集中營，白天做軍衣，晚上‘審問’。”

她沒說一句話，她也沒哭，她咬破舌頭，往地上一吐，血和口水混在一起。

三天后，她逃了，趁著運糧車進來的一瞬，她翻墻跑了出去。

她渾身是血，裹著麻袋，沿黃河走了三天三夜。

餓了吃草根，渴了舔雪，后來她發燒、暈倒，被一個老鄉撿回家。

那家老鄉姓史，是個擺渡人，他救了她，等她能說話時，她說：“我姓王。”

從那以后，她不再叫陳映民，她是王營，一個逃出來的紅軍女人。

延安，最安靜的地方

1936年，她到了延安，“你來干嘛？”干部問。

“做飯、縫衣、背物資。”她一口氣答了五個活計。

“你有文化？”干部問。

“沒。”她低頭，“我會認幾十個字。”

她不是干部，不寫材料，不站臺，她做事，埋頭做，一做就是十年。

她縫過彭老總的棉衣，燉過賀龍的羊湯，也幫林月琴剃過頭發。

沒人知道她曾丟過兒子，也沒人知道她叫陳映民。

有一天，她在墻角坐著，把線頭理順，一個女兵問：“你老公呢？”

“犧牲了。”她答。

“孩子呢？”

她愣了一下，“丟了。”

女兵不說話了，她把線收好，低頭繼續縫補。

45年后，她說：我還記得那個味道

1983年，王營退休。

不是領導，也沒勛章，她是后勤工人，一輩子沒離開炊事班。

她一共填了五張表，寫了四封信。

信的開頭是一樣的：“我是一名紅軍老戰士，1932年湖北隨隊丟失一子，現請求協助尋找。”

她沒報希望，45年過去了，她記得孩子出生那天，山上剛下過雨，空氣是濕的，“我還記得他身上的奶腥味。”她跟身邊的人說。

沒人笑她，她是炊事班最能干的老人，包的饃沒人舍得咬第一口。

“中央要查這個事。”一個月后，通知來了。

檔案一頁頁翻，1932年、湖北、隨隊、孩童走失，沒有名字，沒有登記，幾乎不可能。

但河南息縣，有人提供了線索，當地一個老鄉，死前交代：“你不是我親生的，是1932年我在路邊撿的一個娃。”

村支書寫了證明，當地派出所做了血型比對。

1984年，春天，她接到電話：“找到了，你兒子叫劉德榮。”

她看到兒子第一眼，說：你像你爸

河南，息縣，她坐在火車上，穿著發白的干部呢子大衣，手里提著一袋煮雞蛋。

到站的時候，她沒說話，她不相信，她怕是個錯。

車站人多，一個男人舉著一張紙，紙上是三個字：王映民。

她走過去，他叫她：“媽？”

她點頭：“你是……劉德榮？”

“我叫呂美成。”他說。

“你像你爸。”

她看著他，額頭高，鼻梁直，不太笑，就像呂紹文，她沒流淚，只是從口袋里摸出一塊布。

“我一直留著這個。”

是那年她給孩子包腳的布，洗得發硬，發黃。

“你小時候就喜歡咬這塊布。”她說，“你咬一口，我就知道你餓了。”

劉德榮低頭咬了一口，沒說話。

歷史，從來沒忘記她

他們團聚后，她寫了一封信，不是給兒子，是給中央：

“我這個昔日童養媳，現在過上了好日子。”

之后，地方給她分了房，單位幫她調了兒子的工作，有人提議給她立傳，她說：“不用寫我，我不是英雄。”

但她的事，黨史館記下了，檔案里只有幾句話

“王營，原名陳映民，安徽六安人，紅四方面軍后勤工作人員，長征期間喪子喪夫，后被俘脫險，長期在延安從事炊事及被服工作。”

有人問她：“你后悔嗎？”

她說：“我后悔過，那天我想過，孩子丟了，要不要回頭找，但我知道回頭就沒命。

活下來，才能找他。”

“現在找到了，我不后悔了。”

她不是烈士，也不是將軍

她活得比烈士久，比將軍苦，她沒有受獎，沒有題詞，沒有追授。

但她有兒子，兒子有孫子，孫子說：“我奶奶是紅軍。”

她聽見這句話，笑了。

她晚年喜歡坐門口曬太陽，左手捧一本書，右手捧一個雞蛋，她說：“我不識多少字，但我記得很多事。”

她不怕死，她怕忘了那條山路

最后幾年，她記憶開始混亂，有時候會說：“鍋呢？鍋我要背上。”沒人明白。

她在夢里走那條山路，孩子還在懷里，她走丟了、又走回來，隊伍還在前面。

她睡得很沉，晚上嘴里偶爾呢喃：“別回頭，別回頭。”

1995年，她去世。

骨灰分了一半，送去延安邊上的小山坡，另一半，她兒子帶回家，埋在祖墳旁。

她沒留下遺言，只在日記里寫了兩句話：

“我做過紅軍，丟過兒子，45年后，我把他找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