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蒙襄陽之戰持續到了第5個年頭。

夏日炎炎的襄陽城中，宋軍糧草尚未見底，但鹽、柴薪、布帛已嚴重匱乏，急需援助物資。

恰逢汛期到來，漢水暴漲，按照以往的經驗，可走水路運送物資，順流而入襄陽。

宋軍在襄陽周邊招募了“驍悍善戰”的三千民兵，制造了輕舟百艘，提拔當地民兵首領張貴、張順為都統，由他們率領這支臨時拼湊的軍隊，執行救援襄陽的任務。

張貴為人短小精悍，軍中稱之為“矮張”，他的搭檔張順則有個外號叫“竹園張”，應該是大高個。出發前，他們對同袍們發出呼吁：“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二張說，這一去，恐怕只有一死，兄弟們如果沒有視死如歸的信念，就回家吧。但是，三千民兵人人振奮，個個當先，登上戰船，奔赴漢水。

這是南宋咸淳八年（1272）五月發生的事情。

真實的襄陽之戰中，沒有武功蓋世的郭大俠，卻有兩位農民出身的小人物，通過這次特殊的救援行動，成為這場殘酷戰役的悲情注腳。

▲在襄陽古隆中山頂眺望。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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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蒙（元）長達半個世紀的紛飛戰火中，襄陽保衛戰（1267-1273）的意義極為特殊。

對于中國古代南北交通的三條主線，歷史學者嚴耕望深入淺出地論述：

古代中國之疆域以黃河、長江流域為主體，而中隔秦嶺、伏牛、桐柏、大別諸山脈，使南北交通局限于東西中三主線。西線由關中越秦嶺西段，循嘉陵江入巴蜀。東線由河淮平原逾淮水至長江下游之吳越。中線由關中東南行，由河洛西南行，皆至宛郡，再循白水流域，南下襄陽，復南循漢水至長江中游之荊楚。

歷史的脈絡有跡可循，宋蒙南北對峙的主戰場也形成了三條明顯的主線，一為四川，二為江漢，三為兩淮。

西線方面，蒙古軍深入四川，川西州縣接連失守，南宋彭大雅、余玠等依靠巴蜀的地勢，在險要的山地修筑多處防御工事，號稱“四川八柱”，使蒙軍暫時無法侵入四川全境，就連蒙哥汗也在征戰途中死于釣魚城下。東線的兩淮（淮東、淮西二路）戰場頂住了蒙軍的多次沖擊，以揚州的抵抗最為激烈。

在南北交通的自然形態中，中線的襄陽猶如一個天造地設的十字路口，它位于南陽盆地的南端，坐落于漢水之濱。南陽盆地四周被秦嶺、伏牛山、桐柏山、大別山等山脈環抱；盆地內部河網密布，漢水自西北流向東南，與其兩條支流唐河、白河在襄陽匯合，從襄陽溯漢水而上可到關中，順流而下可至湖廣、江南，沿著唐白河則可北上中原。

清代地理學家顧祖禹如此點評襄陽的戰略位置：“夫襄陽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東南。東南得之，亦可以圖西北者也。”在天下大勢之中，襄陽就像人的腰背部，腰部有力則可舉重若輕，乃至拔山扛鼎，反之則步履蹣跚，力不可支。

▲襄陽及周邊地形地勢圖。圖源：最愛歷史

此前，河北隱士杜瑛、蒙軍名將郭侃都曾勸說蒙古大汗忽必烈（即元世祖），若要滅宋，必先取襄陽。那時，忽必烈剛在與弟弟的生死競爭中登上汗位，忙于鞏固自己的統治，抽不出空來調整攻宋戰略。

直到一名南宋將領投奔蒙元，才讓這個策略正式提上日程。

南宋猛將劉整以前是京湖制置使趙方的部下，趙方去世前專門跟兒子說：“整才氣，汝輩不能用，宜殺之，勿留為異日患。”這話說得蠻狠，但足以說明，劉整這個人非常有才，在老領導看來，如果他不能為己方所用，留著就是個禍害。趙方死后，劉整繼續在宋軍效力，打仗特別猛，人稱“賽存孝”，據說跟五代十國的猛將李存孝有得一拼。

然而，官場的內斗還是挑動了劉整的叛意。

南宋權相賈似道在軍中推行了“打算法”的改革，即下令對戰時軍費進行會計監察，對于其中不合法的支出，要求武將予以償還，并將獲罪的將領投獄治罪。此舉一度引發將領的恐慌，劉整頻頻遭受上級打壓，決定叛宋降蒙。

咸淳三年（1267），劉整面見忽必烈，進言道：“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天啟混一之機。臣愿效犬馬勞，先攻襄陽，撤其捍蔽。”兩個意思，其一，是時候滅宋了，其二，想滅宋，先打襄陽。

是年冬，蒙軍將領阿術、劉整率軍5萬，兵臨城下，襄陽之戰拉開序幕。

▲襄陽古城震華門城樓，岳飛抗金遺址。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2

此后六年，襄陽陷入漫長的圍城戰中。

蒙軍并非有勇無謀之輩。

開戰前，他們先是以互市貿易為名，在襄陽城外設立榷場，隨后又偽稱榷場常為盜賊掠奪，要求對榷場修筑塹壘，進行保護。等到南宋官員反應過來，蒙古軍已經在襄陽城外修建了一道土墻，“鐵打”的襄陽城竟被一道更長的“墻”圍住，來自南、北方向的聯系大大受阻（“筑土墻于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筑堡壁，蒙古又筑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

圍城后，阿術發現，僅靠蒙古兵難以對城池形成有力的正面進攻。劉整又向蒙軍提出了一個建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若奪彼所長，造戰船、習水軍，則事濟矣！”于是，阿術通過劉整的幫助，修建船艦5000艘，在漢水日夜訓練水軍，即便是下雨天也要“畫地為船而習之”，由此形成一支規模龐大、訓練有素的水師，士卒多達7萬，扭轉了水戰的劣勢。

作為一場經典的攻防戰，蒙軍對襄陽形成包圍后，即采用圍城打援之策，進行曠日持久的拉鋸戰，而宋軍則要在蒙古大軍的步步緊逼下，執行突圍和援襄兩個任務。

宋軍方面，鎮守襄陽城的是襄陽知府兼京西安撫副使呂文煥，整個江漢戰場的總指揮為呂文煥的哥哥（一說堂兄）、京湖制置使呂文德，呂文德病死后，由鎮守揚州多年的李庭芝接任，另有張世杰、夏貴、范文虎等率領各路軍隊援襄。

宋軍將領間的內耗極為嚴重。針對襄陽的困局，賈似道派遣呂文德的女婿、殿前副都指揮使范文虎率禁軍增援，但為了貪功，他要求范文虎只聽從朝廷命令，不用接受李庭芝的調遣，致使援襄軍隊號令不一。

范文虎打仗不行，卻很會拍馬屁，他寫了封信給賈似道，說：“我率軍數萬到襄陽，一戰即可克敵制勝，只要不聽命于京湖制置使（李庭芝），事后功勞全歸恩相。”結果，范文虎一到襄陽戰場，只顧著和妾侍飲酒作樂，在湍灘、鹿門先后大敗，自己丟棄旗鼓、連夜遁逃，成了“范跑跑”。

到咸淳八年（1272）夏，襄陽一帶的白河口、鹿門、峴山、虎頭山等地，分布著元軍（此前一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修建的十余處堡壘，襄陽守軍難以得到支援。襄陽的姊妹城樊城也岌岌可危，是年三月，元軍將領懷都主動請纓，冒著箭矢攻破樊城東北高達七層的戰略要塞古城堡，解除了樊城外圍的防御，古城堡的兩千宋軍壯烈犧牲，樊城守軍從此只能退至內城。

形勢危急之際，京湖制置使李庭芝率領援襄將領移屯郢州（今湖北鐘祥），他見手握重兵的范文虎不聽命令，只好寄希望于民間力量。李庭芝聽聞，襄、郢一帶的百姓英勇善戰，于是出重金招募死士，從中提拔了兩名民兵領袖——張貴、張順。

▲襄陽之戰形勢圖。圖源：最愛歷史

3

元軍如潮水般源源不斷地涌向襄、樊，城內物資消耗殆盡，空氣令人窒息。

有一名善于游泳的宋軍士兵，帶著上司的求援信躲在江邊的水草里，信中提醒城外宋軍，可從荊州、郢州的方向發兵救援。沒想到，巡查的元軍看到江邊積草甚多，要收割些回去燒火做飯，一拉開水草就發現了藏在此處的宋兵。元軍搜出密信，加強對郢州方向的防備，“郢、鄧之路亦絕”。如此一來，反而給了宋軍從另一個方向進城的機會。

夏季，江水暴漲，襄陽西北方向的清泥河（即今清河，屬漢江支流）從均州（今湖北丹江口）湍急地流過，這是入城救援的另一條路線。宋軍加緊修造輕舟百艘，交由張貴、張順帶領的三千民兵，走水路運送物資到襄陽。

咸淳八年（1272）五月廿二（或廿三），張貴、張順率船隊，從均州出發，到達襄陽西北35里的團山后稍作停泊，在高頭港口裝上物資，每三舟聯為一舫，中間一艘裝載物資（鹽一袋、布帛二百匹），另外二舟當作掩護，并裝備有火器、刀斧、勁弩等兵器。

廿四日深夜，漏下三刻，這支勇敢的奇兵以紅燈為號，朝著襄陽的方向逆風起航。漢水之上泛著紅光，猶如點燃希望的星火，自從襄陽被圍以來，城中的軍民太久沒有收到令人振奮的消息了，絕望的情緒也許早已蔓延城內。現在，張貴、張順冒死進城，不僅僅是為了輸送物資，更是為了振奮堅守襄陽的信心，給城中軍民帶去大宋君臣百姓的敬意。

元軍水師布滿江面，幾乎無隙可入，民兵的船隊行不遠就與元軍爆發了戰斗。張貴、張順等一邊駕駛船只，一邊與元軍纏斗，在激流中轉戰百二十里。《昭忠錄》載，兩軍在磨洪灘“混戰亂殺，火炮藥箭射死北兵及墜水者，不計其數”。

廿五日天明，張貴與民兵船隊終于進入襄陽。五年來，從來沒有一支援軍能運送這么多物資進城。更難得的是，三千民兵答應呂文煥，愿意留在城中共同抗敵。史載，是日，襄陽城內“踴躍過望，勇氣百倍”。

在漫天的歡呼聲中，張貴卻遲遲找不到好戰友張順的身影。

數日后，一具宋將遺體從江水中漂到岸邊，英雄身上仍披著甲胄，手中還緊握著弓矢。人們將其打撈上來一看，正是張順，只見他“怒氣勃勃如生”。原來，那夜四更時，南風大作，直吹北岸，張順幾乎打完了船上所有的炮火箭矢，身中四創六箭，不幸陣亡。張順的事跡傳遍軍中后，城中軍民皆以為神，莊重地為他入殮安葬。

▲雨中的襄陽仲宣樓。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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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貴雖是一介農民出身，卻頗有勇略，入襄陽后，他給呂文煥獻上一計，即孤身突圍，與郢州的宋軍取得聯系，發動城內外宋軍夾擊元軍，解除襄陽的圍城。

這年九月，江漢一帶雨季已過，漢水水位回落，元軍不斷建筑工事，絲毫不放松對襄陽的包圍。此時，呂文煥已然無能為力，只能讓張貴孤注一擲，尋求兩軍夾擊的機會。

張貴身上藏著呂文煥致信城外宋軍的蠟書，帶了兩個水性極好的壯士，他們都能在水中潛游數日，不用補充太多食物。當時，元軍在水路的封鎖長達數十里，密布的木樁連魚蝦都不得過，每到一處，張貴都要停下來鋸斷木樁，再繼續前進，好不容易才游到郢州。范文虎接見了張貴，與之約定，由范文虎帶兵五千在襄陽城外東南的龍尾洲接應，張貴率領襄陽城內的三千民兵出城會師，就此打開襄陽外圍的交通。

張貴帶著一絲喜悅回到襄陽城中，他以為，此計必能成功。

到約定日期，張貴辭別呂文煥和城中軍民，帶著三千民兵乘船，朝龍尾洲進發。一上船，張貴發現，竟然有一名士兵不在船上。張貴知道，這名士兵曾因犯過軍法被鞭撻，對自己懷恨在心，他可能已帶著這次行動的信息叛逃到元軍。

張貴大驚，對部下們說：“計劃可能已經泄露，我們要趕在元軍知情前速戰速決。”

《元史》記載，劉整早就通過諜報，得知張貴率軍出城，于是安排好了大量戰船封鎖水面，并用草結成水牛狀，綿亙參錯地布置在江上，準備對張貴軍進行火攻。張貴軍乘夜突圍時，遭到了元軍的猛烈阻截，張貴見狀，命部下不再銜枚（把箸橫銜在口中，以防出聲）隱匿行蹤，而是大張旗鼓地殺出重圍，是夜，雙方在江上激戰，“火光燭天如白晝”。

當張貴帶領殘部來到約定的地點龍尾洲時，他看到遠處飄揚著軍隊的旗幟，以為范文虎如約前來，總算能絕處逢生。可他走近一看，才發現，眼前盡是元兵。

兩日前，范文虎從郢州派兵到龍尾洲等候，卻見風聲鶴唳，以為大事不妙，在不與友軍接洽的情況下，擅自退守30里。元軍從宋軍中俘虜了一名逃兵，得知張貴與范文虎的計劃，于是命一支軍隊偽裝成宋軍，在此以逸待勞，伏擊張貴。

這一刻，張貴知道，他的計策徹底失敗了。

張貴沒有向命運屈服，他舉起兵器，率領殘兵，向元軍沖殺而去。此戰，張貴身披數十創，戰到力不能支、奄奄一息，才被元軍俘虜。元軍統帥阿術親自前往看望，勸降這名農民出身的猛將，但張貴對天發誓，寧死不屈，最終被元軍殺害。

張貴犧牲后，元軍命4名宋軍降卒，運送張貴的尸首回襄陽，并朝城內喊話：“識矮張乎？此是也！”

當初，襄陽軍民聽聞張貴、張順運送物資入襄，“踴躍氣百倍”，轉眼間，看到張貴已成忠骨，“城中喪氣”。

▲襄陽古城及護城河。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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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文煥斬殺了4名降卒，隨后命人將張貴安葬在張順墓之旁，并為二人立雙廟祭祀。

此時，英雄的信仰已然難以撫平城中彌漫的絕望情緒。

張貴、張順援襄行動的結束，無情地宣告著，宋軍在五年間發動15萬大軍、先后8次的救援全部失敗。

是年冬，圍城陷入至暗時刻。史載，“襄陽饑，人相食”。

城外，回回人亦思馬因、阿老瓦丁向元軍獻上了扭轉戰局的“大殺器”——回回炮。這是一種來自西域的攻城武器，“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

▲襄陽臨漢門城墻上展示的回回炮。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咸淳九年（1273）正月，早已滿目瘡痍的樊城被炮火摧毀，城破后，守將牛富帶著百名將士堅持巷戰，渴了就飲血水，戰至身受重傷，牛富不愿任敵人擺布，撞柱求死而不得，于是投火自焚而死。裨將王福見牛富殉國，說：“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說罷，亦蹈火而死。元軍對樊城進行屠城，并將遇害的宋朝軍民陳尸于襄陽城外，場面慘絕人寰。

自從襄陽開戰以來，蒙元軟硬兼施，不斷勸降呂文煥。

到了這年二月，與襄陽互為犄角的樊城已失，襄陽徹底孤立無援。元朝的招降使者丹達里如期而至。在忽必烈的統治下，很多蒙古貴族已經接受漢化，他們的說辭充滿了中原文化的君臣大義。

丹達里對呂文煥說，元朝統一天下勢不可擋，您堅守城池六年，已經盡到臣子的責任，就是為了城中百姓，投降也無可厚非，請您好好思考（“固守六載，為人臣義無不足，如生民何？圣朝上應天時，下徇地利，中察時變，平宋必矣。其審思之”）。

呂文煥失聲痛哭，說：“容吾納款盟而出。”數日后，舉城投降，襄陽城破。

一切如劉整所料。

襄陽失陷后，長江天險形同虛設，元軍打破了南宋的防線，隨時可以順江而下，席卷江南。德祐二年（1276）春，臨安（今浙江杭州）陷落，宋廷投降，恭帝被俘，南宋瀕臨末日。

▲宋恭帝畫像。圖源：網絡

早在襄陽保衛戰的十余年前，南宋與蒙古曾對襄陽展開爭奪。時任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在襄陽抗擊蒙古軍隊，重修襄陽、樊城二城，修筑大量的防御工事。李曾伯知道，他為南宋爭取到了關乎生死的軍事重鎮，此地終將成為至關重要的歷史見證。

李曾伯來到襄陽城外的峴山，在這個無數風流人物登臨過的人文勝地刻石銘記，上書：

壯哉峴，脊南北。繄墉壑，幾陵谷。
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吾國。

后來的故事證明，成為國家屏障的，不僅是一座偉大的城，還有無數偉岸的身軀，包括荊襄大地上兩名普通農民出身的死士——張貴和張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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