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為配合西安萬科城·潤園二期項目建設，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高陽原腹地大居安村西側勘察，發掘出唐墓5座、明墓1座。

其中一座特殊的唐代墓葬（編號M5，）這座全長30.4米的四天井四壁龕磚券單室墓，雖然被盜嚴重，卻在甬道東北角，出土了一方殘缺的墓志。

經過專家考證，墓主人竟是唐中宗時期的戶部尚書、襄武郡公李承嘉。

一位曾兩次獲得"恕十死"鐵券殊榮的政治人物。

更令人唏噓的是，這座墓葬顯示出明顯的"官方毀墓"痕跡，與墓主生前的顯赫形成鮮明對比。

隴西貴胄的崛起之路

李承嘉出身名門望族，其家族世系可追溯至南北朝時期的丙氏家族。

祖父李寬在唐高宗朝官至太常卿、上柱國，封隴西公；堂叔李元纮更是官至武周、玄宗兩朝宰相。

2013年在李承嘉墓北兩公里處出土的李寬墓碑，詳細記載了這個家族自北魏以來的顯赫歷史。

墓志顯示，李承嘉約生于公元650年，主要活躍于高宗、武周時期。

在武則天執政的特殊年代，這位隴西貴胄獲得了女皇的青睞。墓志中"賜恕十死"的記載，印證了他在武周朝的特殊地位。

這種鐵券丹書是唐代最高級別的政治殊榮，持有者可以免除十次死罪。

神龍政變中的關鍵角色

公元705年的"神龍政變"成為，李承嘉人生的轉折點。

在這場推翻武則天、擁立中宗復位的政變中，李承嘉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宗復位后，他與張柬之、武三思等16人一起獲得了"賜鐵券，恕十死"的殊榮。墓志中"鎮撫朝野、安定時局"的記載，暗示了他在政權過渡時期的關鍵作用。

然而好景不長，政變后的朝堂很快分裂為以"五王"（張柬之等）為代表的李唐舊臣和以武三思為首的武周殘余勢力。

夾在兩大陣營之間的李承嘉，最終選擇了站在武三思一邊。

天津橋榜文事件

公元706年，洛陽天津橋，突然出現揭露韋皇后的榜文。中宗震怒，命時任御史大夫的李承嘉徹查。

據《資治通鑒》記載，李承嘉按照武三思的授意，誣告"五王"是幕后主使："雖托廢后為名，實有危君之計，請加族滅。"

這一誣陷導致"五王"被流放殺害。

李承嘉因此加官進爵，獲封襄武郡公，韋皇后還特別賞賜彩物五百段、瑞錦被一張。

墓志中對這些賞賜的記載，成為這段歷史的確鑿證據。

從巔峰到毀滅

公元710年，唐中宗突然去世（傳為韋后毒殺），韋氏集團扶立少帝李重茂。

臨淄王李隆基與太平公主發動"唐隆政變"，徹底清剿韋武集團。

睿宗李旦復位后，立即對武三思集團展開清算："以三思父子俱有逆節，制令斫棺暴尸，平其墳墓。"

作為武三思的重要黨羽，李承嘉雖已去世，仍難逃政治清算。

考古發現顯示，M5墓葬遭到系統性破壞：石門被砸碎、磚室被拆毀、棺床被破壞，這種破壞模式與史料記載的"官方毀墓"完全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同墓地發現的M6雙室墓也遭到類似破壞，暗示這里可能是一處被刻意毀壞的政敵家族墓地。

唐代"毀墓"政治的文化解讀

李承嘉墓的遭遇并非個案。考古資料顯示，唐代從武則天到代宗朝的百余年間，"官方毀墓"現象集中出現，成為政治斗爭的特殊手段。

這種懲罰不僅針對死者本人，更是一種政治威懾。

比較同一墓地的三座墓葬（M4、M5、M6）可以發現：雖然都遭盜擾，但只有李承嘉墓（M5）顯示出典型的官方毀墓特征——系統性、徹底性的破壞。

這種差異反映了唐代政治清算的選擇性：只有那些被認定為"罪大惡極"者才會遭到毀墓懲處。

歷史的雙重鏡象

李承嘉的人生軌跡展現了唐代政治的特殊性：一方面是通過賜鐵券等方式籠絡功臣；另一方面又以毀墓等手段懲罰政敵。

他的墓志記載了兩次"恕十死"的榮耀，而墓葬本身卻成為政治清算的見證。

這位曾位極人臣的戶部尚書，最終在歷史中只留下零星記載。

若非考古發現，他的故事可能永遠湮沒在時間長河中。

如今，通過殘存的墓志和毀壞的墓葬，我們得以窺見那個波詭云譎的時代。

在那里，即便是"恕十死"的鐵券，也保不住一個人的身后安寧。

站在高陽原的遺址上，我們不禁思考：在7-8世紀的中國，政治榮辱何以如此瞬息萬變？

李承嘉的故事提醒我們，在唐代政治舞臺上，今日的功臣可能成為明日的罪人，而這一切，往往只在一場政變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