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有人在飯局上喝多了就喜歡問：

憑什么當年睡我下鋪的兄弟，現在一年賺的錢，我十年都攢不夠。

憑什么隔壁工位那個悶葫蘆，跳個槽就薪水翻倍。

大家不都是一樣的起點，差不多的腦子，怎么幾年不見，就活在兩個世界了。

別怨天尤人，也別總拿運氣說事，那是弱者唯一的精神慰藉。

人跟人的根本差別，不在于你爹是誰，也不在于你摸彩票的手氣。

在于你看待眼前事的眼光，不一樣。

有一種能力，高手圈里秘而不宣，但人人都用。

學校里不教，課本里沒有：解構力。

所謂庖丁解牛，別人看到的是一頭整牛，無從下刀。

你看到的，是筋骨脈絡，關節縫隙。一刀下去，牛就散架了。

能力差距，就是從這里開始的。

別人還在對著整牛發愁，你已經把牛肉分類裝盤，準備下鍋了。

看不清——先分解

為什么多數人一輩子都活得那么憋屈。

因為他們腦子里，就是一團漿糊。

面對任何問題，他們的第一反應不是分析，而是感受。

感受這個問題的巨大，艱難，恐懼。

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行動力，早在這些虛無縹緲的感受里，消耗得一干二凈。

人最容易被自己嚇死。

一個宏大的目標，就像一個貼在臉上的鬼影，你看不清它長什么樣，只覺得恐怖。

哲學家叔本華說：人不是被問題本身壓死，而是被問題的體積給壓死的。

你覺得一件事難，往往不是因為它真的有多少技術含量，而是它打包在一起時，顯得體積太龐大。

你的大腦，天生就懶，一看這么個大家伙，直接就選擇躺平了。

一百多年前，在奧地利維也納總醫院，有個產科病房，號稱“死亡病房”。

產婦住進來，得一種叫“產褥熱”的怪病，死亡率一度高達百分之三十。

當時所有人都嚇壞了，以為是惡鬼纏身，或者是空氣里有毒。

歐洲最頂尖的醫生都來研究，沒人搞得明白。

有個叫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的匈牙利醫生，他不信邪，開始解構。

他把整個產科病房的運作流程，拆成了一個個環節來看。

而后發現，病房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由醫生負責，一部分由助產士負責。

怪事來了，醫生負責的那部分，死亡率是助產士那邊的五倍。

他接著拆醫生和助產士的工作流程，他跟在醫生屁股后面看，發現醫生們有個習慣，上午解剖完尸體，下午就直接用那雙手，來給產婦接生。

而助產士，是不接觸尸體的。

塞麥爾維斯腦子里“咯噔”一下，一個大膽的念頭冒了出來：有沒有可能，是醫生們把尸體上某種“臟東西”，帶到了產婦身上。

于是他要求所有醫生，在接生前，必須用漂白水洗手。

就這么一個簡單的動作，接下來一個月，產褥熱死亡率，直接從百分之十八，降到了百分之一。

一個困擾歐洲醫學界幾十年的難題，解構之后，答案簡單到可笑，就是洗手而已。

可惜的是，當時的主流醫學界，根本無法接受自己的雙手是“臟”的。

他們看不見所謂的細菌病毒，只覺得自己的權威受到了冒犯。

塞麥爾維斯最終被排擠，被當作瘋子，在精神病院里悲慘地死去。

直到幾十年后，巴斯德提出了細菌學說，人們才承認他是對的。

那些頂尖醫生，就是典型的被自己的權威經驗給捆死了的人，喪失了最基本的觀察和拆解能力。

經濟學家薛兆豐說：你所謂的難，本質上是你懶得給它分類。

在你看清并拆解問題之前，你所有的努力，都是在黑暗里原地打轉。

不知所措——拆開來

如果你腦子里的漿糊，稍微澄清了一點，那接下來，就是動手把它拆開。

目標只有拆開，才能變成能干的活兒。

多數人為什么有嚴重的拖延癥。

定個目標“我要減肥二十斤”，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因為“減肥二十斤”是個結果，不是個動作。

你沒辦法“做”一個叫“減肥二十斤”的動作。

于是你每天看著個目標，除了增加焦慮，什么用都沒有。

高手不這么干。

他們會把“減肥二十斤”這個目標，拆解成一堆可以立刻執行的，具體的動作。 比如：

——今天的晚飯，把米飯換成一根玉米。

——今天下班后，不坐電梯，爬樓梯回家。

——現在，立刻，馬上，去做二十個俯臥撐。

當目標被拆成這種程度，你還覺得難嗎。

不難了，甚至覺得太簡單。

但就是些你瞧不上的小動作，日積月累，就能把你和別人的差距，拉到望遠鏡都看不見的程度。

脫口秀演員周奇墨說：再好笑的段子，也是一個字一個字摳出來的，不好笑的也是。

所有看似一氣呵成的天才表演，背后都是無數次枯燥的拆解和重復。

日本動畫界泰斗叫宮崎駿，他的吉卜力工作室，做動畫的方式，跟全世界都不一樣。

一般的動畫公司，是先有完整的劇本，然后根據劇本畫分鏡，再制作。

流程很清晰，像工業流水線。

但宮崎駿他做動畫通常沒有劇本。

比如拍《千與千尋》，開工的時候，他自己都不知道結局是什么。

他腦子里只有一個模糊的畫面，比如一個女孩，走進了一個奇怪的隧道。

然后呢？不知道。

他就領著整個團隊，開始畫。

他把制作一部長達兩小時的電影，解構成“畫好眼前一個分鏡”。

他從第一個分鏡開始，畫完一個，再想下一個。

故事就像從他筆尖自己流淌出來一樣。他一邊畫，一邊想，小女孩會遇到誰，她會害怕還是好奇。

整部電影的龐大故事，就是在一個個鏡頭的接力中，慢慢浮現出來的。

宮崎駿說：我不知道電影的結局，我只知道下一幀畫什么。

外人看他，覺得是天才的即興創作，神乎其技。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把一個巨大而未知的創作任務，拆解成了唯一能把握的當下動作：畫好手上的這一張畫。

他用個笨辦法，對抗了創作中最可怕的敵人：對未知的恐懼。

所以，別再被那些“年度計劃”“人生規劃”給騙了。

那種東西除了讓你在年初激動一下，年底內疚一下，毫無用處。

把你那個不著邊際的夢想，給我拆了。

拆成你今天，此刻，就能干的一件小破事。

想當作家，就別想著寫鴻篇巨著，去想怎么寫好眼前個句號。

想做千萬富翁，就別天天做夢，去想怎么把手頭個客戶伺候滿意了，讓他下次還找你。

行動力，不是靠意志力吼出來的。

是靠拆解目標，把門檻降到抬腳就能邁過去的高度。

想要卓越——再重組

拆解，只是初級階段。

它能讓你從無從下手，到有事可做。

但要真正拉開巨大差距，還得有第三步：重新組合。

你把一輛車拆了，看懂了發動機、變速箱、輪子是怎么工作的。

然后呢。你可以選擇把它原樣裝回去，成為一個熟練的修車工。

你也可以選擇，用它的發動機，裝在一艘船上，或者一架飛機上。

魯迅說：從來如此，便對么？

多數人就是活在“從來如此”的世界里，是現成規則的消費者。

而高手，是規則的創造者，能把所有人都默認的東西拆開，研究它的原理，然后用些零件，組裝出自己的玩法。

2005年，美國房地產市場一片火熱，所有人都相信房價會永遠漲。

華爾街的金融家們，把一堆亂七八糟的次級抵押貸款，打包成一個叫CDO的金融產品，評級機構給它蓋上AAA的安全戳，賣給全世界的投資者。

所有人都覺得，這東西那么好，肯定買買買，穩賺不賠。

有個叫邁克爾·博利的對沖基金經理，他是個怪人，他就不信個邪。

非但沒有看華爾街那些光鮮的報告，還干了一件苦差事：找來了幾千份CDO的底層資產文件，就是那些一份份具體的房屋貸款合同，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讀了好幾個月。

讀著讀著，發現不對勁。

這個叫CDO的金融產品里面充斥著大量還款能力極差的貸款，比如一個脫衣舞娘，名下有五套房產。

他敏銳地意識到，這些磚頭，全是爛的。只要利率上升，或者房價停止上漲，整個大廈立刻就會崩塌。

接著博利開始重組——他要賭房地產市場崩盤。

他親自跑到各大銀行，跟經理說：我要買一個保險，保的是你們手上些CDO會違約。

如果它不違約，我每年給你們保費；如果它違約了，你們要賠我一大筆錢。

銀行的人都覺得他瘋了，天下哪有這么好的事，白收保費。

于是他們為博利“發明”了一種全新的金融衍生品，叫信用違約互換。

后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整個華爾街尸橫遍野。

而博利，靠著他“發明”的玩法，為他的基金賺了超過七億美金。

他不是預測了未來，他是解構了現在，然后在別人看不見的裂縫上，為自己搭建了方舟。

這個社會，最頂級的不是去適應規則，而是去利用規則，創造規則。

你把別人的商業模式拆了，就能發現新的利潤空間。

你把別人的代碼拆了，就能找到可以優化的新算法。

你把你自己的生活方式拆了，把那些被動接受的、別人強加給你的東西都扔掉，才能重新組合出你真正想要的人生。

所以說，解構力才能讓你從一個被動的接收者，變成一個主動的、手持解剖刀的分析者，最終成為一個用零件組裝新世界的創造者。

下次看到甩開你十條街的同齡人，別再對著生活唉聲嘆氣了。

你眼前的一切，無論是你的工作，你的困境，還是你自己，都可以被拆解。

拆著拆著你會發現，自己突然跑到他們前面去了，下次見面，就是他們看著你一臉難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