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傳璽

最近，全國政協文史館李春華推出了林徽因1950年致茅盾的一封有關國徽設計的信。這是一封新發現的林徽因的信，也是新出現的有關國徽設計的史料。此信的出現，打通了原來不能順理說明的史料的梗結，也為周恩來最終認同清華設計圖案從文化品格的角度打下了基礎。

林徽因這封信原文如下：

◆1950年，林徽因致茅盾的有關國徽設計的信。

矛（茅）盾先生：

聽說我們上次所設計的國徽有欠妥之處可以改者，故又將前時所設計的，以方形為主的，另一圖案畫出送上。

思成在去年國徽小組中因送去的圖案太少，發動我們做幾種。所希望的就是我們新國徽要有東方系統的莊嚴大方式樣，且是由中國民族藝術數千年傳統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而不是由于中國近代還不成熟的西洋畫系統，或竟由廣告畫系統中出來的圖案——我們要為中國工藝保持它的光榮。他曾經很直率的說出這原則上的要求，并提議多發動幾個人來做。

但當時的藝專方面沒再有人做，我們建筑師中間大多數又都是學西洋建筑的，對中國工藝美術的基礎很渺茫。研究中國雕飾圖案有年而又能設計的，除思成本人外，只有中國營造學社幾位研究人員。莫宗江君就是其中最精于此道的。我本人也是多年研究中國雕飾刻紋手法的，但病倒十年，對于畫細線條很吃力，所以我們用集體創造方式設計并制圖，又請極懂中國藝術圖案，而不作畫的幾位先生同事，修正了幾次，故結果也只送上一個圖樣。

當時以為以璧為主體很恰當，不過忘掉提起璧本是古代最早的生產工具，原稱銚（注：音yao）或“趙”（注：音diao）的，是耕田用的，見于《詩經》。（我們文物館里保存著有這實物）。可惜我們想不到那（哪）國徽圖案因它的圖形也有點像幣的問題。

這次送上的是以國名刻文為主體，所以是方的。其他襯托同上次差不多。玉刻花紋，除五星外，是植物梗葉紋，以后還可以用棉花茶花桐葉桑葉等。顏色，金、朱、白玉，之外加一種石綠粉藍，采了敦煌壁畫的配色，很熱鬧而不俗；民族藝術老底氣息很重，但民間喜慶氣息也很濃，很是大眾的味道。不知這樣好不好。

我們總希望尚未定出的國徽將是民族型式的，且以本國傳統的成熟的手法來處理的——總想同西洋廣告系統的圖案作原則上斗爭，所以才又送上原擬的另一圖案的詳圖，再爭取被考慮的機會。如果不是對國徽支持這原則上希望，我個人還有一點舊包袱未完全去掉，總覺到不好意思再送來了，并為此感到為難。

如果您將圖案給周總理馬先生們審核時，請也把我們這誠懇的動機告訴他們好一點，就是圖案還是不好，不適用，也無關系。請原諒我們專門這種工作者的愚蠢的熱心。即此

敬禮

林徽因 六月七日

（《共和國之徽》，吉林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版，第106頁）

一、此信打通了原來不能順理說明的史料的梗結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舉行。決定設立六個會務小組。第六小組負責擬定國旗、國歌、國徽方案等。組長是馬敘倫，副組長是葉劍英、沈雁冰（茅盾）。副組長起初只有葉劍英一人，由于葉劍英工作任務繁重，后增補沈雁冰為副組長，不久后，葉劍英南下擔任華南分局第一書記，第六小組副組長職責完全由沈雁冰負責。所以此信林徽因用他的筆名“矛（茅）盾”按層級寫給他并請他上報馬敘倫和周恩來。

◆1950年代初，梁思成、林徽因在清華園合影。

由于國旗、國徽和國歌有著特殊的象征意義與藝術要求，還必須要有對此特殊性有著精深理解的藝術大家和學術大家參加評選。于是第六小組在7月4日首次會上決定，“聘請專家為委員，并委托郭沫若、沈雁冰二人提出初步名單”。（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國歌檔案》上卷，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15頁）會后郭沫若、沈雁冰二人立即擬定了名單，國旗國徽專家共18人，其中包括梁思成和林徽因，國歌專家16人。8月5日，第六小組第二次會議，商量決定從中聘請徐悲鴻、梁思成、艾青三人為國旗、國徽圖案初選委員會顧問；馬思聰、賀綠汀、呂驥、姚錦新四人為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顧問。預定8月18日至20日為選稿時期，22日舉行國旗、國徽初選委員會會議，23日舉行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會議，24日開該組全體會議，并請顧問參加。

◆張仃、鐘靈等人設計的五幅圖案編入《國徽圖案參考資料》。

由于應征者多把國徽想像成普通的證章或紀念章，投稿大多數不合體制，少數合于體制的，又圖案意味太重，過于纖巧，8月22日，集中選稿結束后，馬敘倫在北京飯店主持召開國旗國徽圖案初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定另請專家擬制新的國徽圖案。他們聘請張仃、鐘靈等人來設計。張仃、鐘靈、周光遠、蕭淑華等人參加了國旗國徽圖案首次征選，而且張仃和周令釗設計了新政協會徽。接到任務后，張仃等人一共設計了十種圖案，最后從中選出五種圖案送審。9月25日晚8時，在中南海豐澤園，毛澤東主持召開“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協商會座談會”。對國徽，雖然很多人建議將張仃等人第一圖（即中間上有一顆大五角星下是北半球中紅色中國那幅）修改一下以做國徽，但毛澤東在聽了梁思成和張奚若等人建議后，決定，“原小組還繼續存在，再去設計”。由此，26日15時，第六小組決定，“根據國徽圖案參考資料，邀請專家另外擬制”。周恩來也明確要求，要多吸收一些專家參與，共同設計好國徽。由于張仃等人一直參與，且基礎較好，得以繼續進行。清華大學營建系由此得到邀請，開始加入到設計行列中來。

◆清華大學營建系國徽設計小組合影。

清華團隊以林徽因、莫宗江為主，參加者還有鄧以蟄、王遜、高莊和梁思成。他們于10月23日提交了一份設計圖案，即我們大家熟知的玉璧形的設計圖案。

◆林徽因、莫宗江等人提交的國徽方案。

但通過林徽因此信得知，他們同時還設計了一份方形圖案。

1950年6月14日至23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將在北京舉行。會議內容之一就是審定國徽圖案。必須在會議之前，將國徽圖案基本確定下來。5月29日，馬敘倫在政協全國委員會會議室召開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會議。擺在他們面前的圖案一共七種。據馬敘倫會后向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提交的報告，“原來選出比較可供選擇的五種國徽圖案，另外擬制了兩種：其中一種仍然取法原來五種的造意，而于形式上略加變更；另外一種則造意略有不同，著重于中國民族形式的表現”。前六種是張仃等人的，后一種是林徽因等人的。張仃等人新設計的一種采用了斜透視天安門圖案。會議將這七種圖案報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審定。由于天安門“代表中國五四革命運動的意義，同時亦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地”（張奚若語），因此會議對張仃等人新設計有了一定傾向性。

此次會議，梁思成列席。得知會議情況后，林徽因很是擔心自己團隊設計的方案落選，抱著病軀立即致信沈雁冰，并將同時設計的方形圖案報了過去。

◆梁思成、林徽因在推敲國徽圖案。

沈雁冰收到此信后，隨即轉報馬敘倫，馬敘倫閱后于6月8日晚致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辦公廳主任齊燕銘，“送上梁思成先生愛人林徽因致茅盾先生信和國徽圖案一幅，請您轉呈總理處審核”。并請齊燕銘將此圖案和已經送上的國徽圖案歸在一起。

6月10日下午4時，政協第一次會議第八次常委會討論送審的國徽圖案，周恩來主持會議。會議出現了一個矛盾的決定，“采取國徽為天安門圖案”，“國徽小組討論并由梁思成設計修改”。據馬敘倫、沈雁冰后來在《國徽審查組報告》中說，此次送會討論審查的，“計得有仿政協會徽擬制的五個圖案，亦仿會徽形式而以天安門為主要內容的一個圖案，另有以民族形式擬制的兩個圖案”。共八種。

林徽因信沒出現時，大家在看這兩次會議史料時，前面還是七種，接下來就變成了八種，這多出來的一種怎么來的，什么形狀的，誰報送的，什么時候報送的，均無法說明。于是以往大家在說到此節時，均含糊其辭，或不敢引用這前后兩段話。現在林徽因信的出現，終于讓這一關鍵節點上出現的國徽圖案送審數量的參差得到了厘清。10日會把林徽因新報送的方形設計圖案納入了評審。

二、林徽因信爭取到了周恩來等人對清華設計原則和風格的理解與認同

1949年9月25日晚協商會座談會上，討論國徽時，一開始，洪深和賀綠汀都是認為，“我的意見把第一圖修正一下好些”，“我同意把它（即第一圖）修改一下”，隨后，張奚若和郭沫若沿著這個思路，開始談如何修改第一圖。沒想到第五位發言的梁思成來了這么一段話，“構圖的主題與目的是好的，但毛病很多。第一，各主題之比例有些矛盾。第二，色彩太多而且不調和，而且構圖方面齒輪太規整，程式化，而麥穗又太寫生，表現得不調和。中國圖案有上數千年的優秀歷史，因此我們之國徽最好能用中國圖案手法畫出來。”雖然接下來有人提議第一圖畫簡單一點，馬敘倫建議“我們是否可商定一個原則，去修改”。但毛澤東聽進去了梁思成的話，態度開始變得非常鮮明，“國旗決定，國徽是否可慢一點決定，等將來交給政府去決定”。

◆毛澤東主持討論國徽圖案。

馬敘倫說，“最好還是決定一個原則”。徐悲鴻說“把第一圖修改一下，原則上我完全同意這個圖案”。或許是受梁思成話的啟發，張奚若此時轉而來了一句銳評：“現在我們這些圖案太像蘇聯之國徽。”郭沫若說“將它修改一下”。但毛澤東的注意力似乎已完全集中到梁、張的評價和意見上，“張是說像蘇聯，我們是否不決定原則”。此時，艾青和洪深還希望讓張仃修改，但毛澤東已決定，“原小組還繼續存在。再去設計”。

看毛澤東的決定，實際上已完全否定了張仃等人的設計。何以如此，可能就是梁思成和張奚若的話深深打動了他。

1950年林徽因得知清華團隊設計的圖案可能遭到淘汰，立即致信沈雁冰。此信，她開宗明義說再報送一個方形圖案以及為什么再報送，接著說明清華團隊的設計原則和成員構成，以及玉璧圖案傳統寓意上的不妥之處，最后說明這次報送的方形圖案的藝術效果、設計理念和報送目的，“再爭取被考慮的機會”，還希望“把我們這誠懇的動機告訴”周恩來他們，以使他們對清華設計圖案和理念有深入全面的了解。

◆清華大學營建系關于國徽圖樣的設計說明書。

從信中林徽因說明玉璧圖案的寓意不足的文字足可以看出她國學功力之深厚。拖著病體寫信積極爭取，看出林徽因的執著與堅毅。信中她所堅持“要為中國工藝保持它的光榮”“總想同西洋廣告系統的圖案作原則上斗爭”“很是大眾的味道”“民族型式的”的想法，可以看出她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文化方向的堅守與融會。由此，讀此信中林徽因的語氣，雖然看上去謙恭，但又明白透露著一份自信。

◆周恩來在觀看設計圖案。

6月10日下午4時，政協第一次會議第八次常委會討論送審的這八種國徽圖案，周恩來主持。張仃等人新設計中出現的天安門圖案，贏得了大家的認可，決定采取“國徽為天安門圖案”。6月11日下午4時，全國政協國徽小組再次舉行會議。馬敘倫首先傳達了政協常委會決定。雖然梁思成在會上作了發言，強調國徽“并非一張圖畫”“最好的是要用傳統精神或象征東西來表現”，對張仃他們的圖案“處理上感覺有點不滿意，即是看起來好像一個商標，顏色太熱鬧庸俗，沒有莊嚴的色彩”。但由于前面常委會討論的結果，此時張奚若、沈雁冰等人發言又都贊成采用天安門圖形，國徽小組會最后“原則上通過天安門圖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國歌檔案》下卷第386頁）這實際上等于否定了林徽因、莫宗江為主設計的圖案。

于是一個矛盾現象出現了。10日會議雖然決定采取“國徽為天安門圖案”，但又決定“國徽小組討論并由梁思成設計修改”；11日會后，周恩來很快約請梁思成在清華大學組織教師，按政協常委會提出的要求，以天安門為主體，再加稻穗元素，對國徽圖案再進行設計，15日交稿送審。

為什么會出現這個看似矛盾的現象？林徽因這封信在這個關鍵節點上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她讓周恩來明白了清華團隊的設計原則，看到了傳統設計風范的美，看到了這一設計理念設計原則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文化精神的融會貫通，明白了他們對民族性的堅持。新中國恰恰需要激勵人心的民族獨立品格！這不僅讓周恩來請清華團隊再次參與設計，也為他后來最終認定清華圖案打下了審美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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