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邦媛（1924年2月19日—2024年3月28日[），女，漢族，遼寧鐵嶺人，畢業于武漢大學外文系，中國臺灣作家，中國國民黨政界人士齊世英長女。

編者按：齊邦媛回憶錢穆先生的文章《紅葉階前——憶錢穆先生》，收錄于其自傳體著作《巨流河》中，該著作完稿于2009年，文章內容便依托于此書的創作時間框架，記錄了她與錢穆先生交往的難忘片段。

文中以細膩的筆觸，主要講述了作者與錢穆先生的交往歷程：從公派請錢穆先生審查《宋史》稿件開啟交集，到后來多年間的學術交流與人生暢談。文字不僅勾勒出錢穆先生作為史學大家的治學嚴謹——比如他對史料的精審、對傳統文化的深厚堅守；也呈現了這位大師在亂世中的文人風骨，例如談及動蕩年代對文化的沖擊時，他始終堅信文化傳承的韌性。同時，文中也飽含著齊邦媛對錢穆先生的敬重與懷念，字里行間既有學術交往的嚴謹，也有跨越時光的溫情，讓讀者得以透過個體記憶，窺見一代學人的精神風貌與那個時代的文化脈絡。

紅葉階前——憶錢穆先生

文：齊邦媛

我與錢穆先生

有一次，在陳述編書理想時，我終于有勇氣面對錢穆先生這個人，而不是他“國學大師”的盛名。他面容溫和，傾聽人說話的時候，常常有一種沉思的寧靜。也是一種鼓勵。

那時之前，我原是為公事去爬素書樓的石階，送稿、送書、請益，去得很勤。之后，錢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潛老師的學生，談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樂山為武大講學之事。

我告訴他，我聽學長們談到，清晨持火把去禮堂上他的課的情景。因此，有時錢先生也留我坐談當年事。

沒有公事時，逢年過節和他壽誕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離開素書樓。

十八年間我在那石階上下近百次，階旁兩排楓樹長得很高了。一九八五年我車禍住院時，錢師母去看我，說老師很惦念。一年后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階時，才看到路旁小溝里積滿了臺灣少見的紅楓葉。

那些年，錢先生的眼睛已漸漸不能看書了。

和錢先生真正談得上話以后，雖然時時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嚴，也感到一種寬容和溫熙，也許我沒有歷史學問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么是不能越過的界限。

當他問我坊間有什么新書時，我有時會以外文系的知識，冒冒失失、糊里胡涂地帶給他館里出版的書，也買些坊間話題論著，如柏楊的書，送給他。

我回臺大之后，也常與他談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書，譬如最早先用《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時學生的反應，談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尋》。對于追尋寂寞這種文化現象，錢先生感到相當“有趣”（他的無錫發音至今難忘）。

其實，一九八三年他親自贈我的《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書中，錢先生回憶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園林獨處的寂寞中構思完成，尤其詳述任教于抗戰初遷昆明之西南聯大時，在云南宜良北山巖泉下寺中，獨居小樓一年，在“寂寞不耐亦得耐”的情境下完成《國史大綱》，七十年來此書仍是許多人必讀之書。

只是他那種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會意義的孤獨，情境大不相同。

02

歷史動蕩中的文人

當然，1975年后，錢先生面對種種變局，憶及抗戰前后中國之動蕩，以史學家的心情觀察，感慨更自深沉，他一直盼望而終于失望的是一個安定的中國。

《國史大綱》完成之時，昆明、重慶在日本轟炸下，前線將士血戰不休，該書《引論》說：

“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墮落，而猶可以言抗戰，猶可以言建國，則以我全民文化傳統猶未全息絕故。”

此段文章使我更具體地了解他為什么肯舍香港而來臺灣定居，以為可以安度余年，因為他也和那時所有中國人一樣，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國的必要，有捍衛華夏文化的擔當。

我不敢進入史學范疇，但是對于文化史極有興趣，尤其注意知識分子對社會變局的反應，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部編本，以及高中《中國文化史》的新編，每件事都是新聞的焦點。

在那一段時期，我身兼人文社會組和教科書組主任的雙重責任，隨時有去住“保安大飯店”的可能，幸好生長在我那樣的家庭，經歷過許多大風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說，你當了這么芝麻大的官，卻惹上了天天上報的麻煩，必須記住文告里指示的，應當時時“莊敬自強”、“處變不驚”。

爸爸以前曾說：“我這個女兒膽子小，經常“處變大驚”。

想不到，1970年代的國立編譯館竟是我的“壯膽研究所”。其實，輿論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間希望學術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數并不少。大學時代《國史大綱》曾是我們的教科書，在人生許多不同階段也曾重讀。

近日知《國史大綱》在大陸又成必讀之書，果真如此，書中首頁“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的要求：

“所謂對其本國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對國家半世紀動蕩，飽受摧殘的人性應該有增加溫厚自尊的影響吧。

如今回憶近二十年，隔著小方桌，聽錢先生說話，如同他的《引論》，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變局中，對中國文化重作剖析。

錢先生說話有時平靜，有時激昂憤慨，在座有時僅我一人，有時和錢師母三個人。他的無錫話多半圍繞著這個心思意念，并不難懂。

我記得后來一次談到中國現代化轉折對文化人的打擊。錢先生說，那場動蕩結束后，五十歲左右的人仍會保存一些國粹，他們有說話的一天，中國文化仍有延續的希望。

那些年錢先生也常談到臺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對變動政局的態度。談到抗戰勝利后，西南聯大由昆明遷回平津，還鄉者幾乎行李尚未安頓，戰禍又起，人心惶惶。

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樣，亦不知何去何從。

錢先生回到無錫家鄉，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學，教中國思想史等課，兼任文學院長。

他在《師友雜憶》中回憶當時：

“學校風潮時起，蓋群認為不鬧事，即落伍，為可恥，風氣已成，一時甚難化解。”

每日湖里泛舟，或村里慢步，心憂家國，以五彩筆纂集莊子各家注，于一九五一年出版《莊子纂箋》。后來幸存已屬不易，中國學術研究至此幾乎形成斷層。

03

失望并不絕望

1950年錢先生由廣州去香港，與友人創辦新亞學院，最早只有數十個學生，第一屆畢業生只有三人，其中最杰出的余英時在《猶記風吹水上鱗》文中談當年簡陋艱困的情況和師生的“患難之交”，他對老師重要的著作和做學問開放的態度有扼要的見解。

1970年錢先生遷居臺北，政府禮遇學人，助其在陽明山管理局賓館預定地上建一小樓，名“素書樓”，可以安居，講學著述，頤養天年。

他萬萬想不到的是，晚年“歸”來定居的臺灣竟也到了沒有溫情與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歲的高齡，1990年6月底，為尊嚴，倉皇地搬出了臺北外雙溪的素書樓，落腳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兩個月后逝世。

當年的繼任者，沒有意愿維護前任對歸來學人的禮遇，舉國將一代大儒掃地出門的莽撞無識，其不尊重學術的景況，為臺灣悲。

十二年后，2002年3月，臺北市長主持開啟“錢穆故居”典禮，將它開放作為中國文史哲學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階整整三十年，如今腳步何等沉重。

石階上的院子搭了一個小篷子，典禮下午開始時春雨下得豐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場面相當凌亂。我進去后，在后排找到個可以不被人發現的位子，可以聽聽，仔細想想這三十年間事，錢師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

當初議會叫囂收回市產的時候，仍有一些史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前往素書樓探視，且為他整理、校訂舊作。

錢先生問他們：“這些人急著要這房子做什么？”他們說：“要做紀念館。”他說：“我活著不讓我住，死了紀念我什么？”

余英時追悼錢先生寫了一副挽聯：

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為故國招魂》文中想用這副挽聯來象征錢先生的最終極也是最后的關懷。

“未學齋”是以前錢先生書房之名，是他苦學自修的心情，素書樓“今天已不復存在了。”

這大概是余先生以國際史學家的身外，厚道的說法。

錢先生自十六歲（1910年）讀到梁啟超《中國前途乏希望與國民責任》，深深為梁氏歷史論證所吸引，一生研究歷史，希望更深入地找尋中國不會亡的根據。他希望國家社會能在安定中求進步，而不是悍于求變，以戾氣損傷文化。

余英時說：

“錢先生無疑是帶著很深的失望離開這世界的，然而他并沒有絕望……他所追求的從來不是中國舊魂原封不動地還陽，而是舊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會同意這個看法。”

我初見錢先生的時候，已是他的紅葉階段，深秋季節，思考的葉片已由綠色轉為一種祥和的綺爛，再幾番風雨，即將落了。他八十歲生辰南游，在梨山武陵農場寫成《八十憶雙親》一文：

“此乃常縈余一生之懷想中者。亦可謂余生命中最有意義價值之所在。”

此文后與《師友雜憶》合集，充滿了家人、友情溫暖的回憶，也充滿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亂世，顛沛聚散的感嘆：

“余亦豈關門獨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時代造成，而余亦豈能背時代而為學者。惟涉筆追憶，乃遠自余之十幾童齡始。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虞。”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這也是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錢穆先生說的話。

04

學者不能太急于自售

我近年遷居，目前的書房正壁上掛著一幅錢先生贈我的墨寶，錄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絕句五首，開始一首即說出他在外雙溪定居的隱逸心情：

“開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樓中人兀然，鳥雀時來往。”

署名“丙辰重九錢穆時年八十有二”。那時他視力已差。這幅字更是珍貴。在它對面墻上，掛著莊靈所攝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闊葉樹，上面的枝葉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錯的山巖上——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錢先生為什么愿意與我談話？

他是學術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會經濟各方面都下過苦功，而且都有專門著述，到臺灣后又著手《朱子新學案》、《古史地理論叢》等整理工作，由臺大中文系戴景賢、何澤恒等協助校閱。

他與我談話，從不論及更學研究，但談人生，如他在《八十憶雙親》書中說：

“退出聯合國，消息頻傳，心情不安，不能寧靜讀書，乃日誦邵康節、陳白沙詩聊作消遣。繼朱子詩續選兩集，又增王陽明、高景逸、陸檸亭三家，編成理學六家詩鈔一書。竊謂理學家主要吃緊人生，而吟詩乃人生中一要項。余愛吟詩，但不能詩。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

由讀詩談人生，談文人在亂世生存之道，他認為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取舍，力避紛擾，所以抗戰勝利之后不去京滬平津各校，回到家鄉太湖畔讀書，再由云南去香港，來臺灣，至少保住了不說話，更不必丟失的尊嚴。

到臺灣后應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聘，每周兩小時由學生到外雙溪上課，并任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生活得以安排，從未發表任何政治言論，如余英時文中說：

“時間老人最后還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談話中，他總是強調學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為時代風氣卷去，變成吸塵器中的灰塵。”

自1990年8月30日錢先生逝世，我都念著，有生之年能寫此記憶。因為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