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判決書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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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回看黎明的這起案件，我們知道最終他會被適用緩刑，知道他不用被羈押。但彼時的黎明，他自己并不知道；當我下筆撰寫這篇辦案札記時，我也在想，我可以翻頁，可以跳著撰寫，亦或者某些章節不爽，手動刪除。但是，彼時的黎明并不可以。
當我們行走在人生的旅途中，生命對我們而言就是一個無法拉動的進度條。所以，即便我們知道，明天早上六點二十分，太陽會從東邊升起，生命將會充滿希望，但對不起，現在是半夜十一點，我們只能數著時間，一秒、一秒地熬過去。但不論怎么熬，都要做一個好人。——改編《人生得遇蘇東坡》

本文是筆者在辦案中的記錄與思考，歡迎法律同仁批評、斧正。

文｜喬治 律師

“廣元市利州人民法院經過研討后，認為檢察院量刑過低。因此，在檢察院重新調整量刑為一年六個月。”高檢察官宣讀變更量刑建議的聲音嗡嗡在頭腦中回響。

“現在合議庭休庭，隨后當庭宣判。”審判長宣布休庭。

“審判長，咱們之前協商的不是這樣啊，之前協商的不是黎明在部分歸還欠款后，宣告緩刑嗎？這不僅沒適用緩刑，甚至還加了六個月，這算什么啊。”忍住心中的憤怒和感覺被欺騙后的那種憤懣低聲吼道。

“我也沒辦法啊，我的意見過會的時候沒通過。”郭法官一臉無奈地講。

我給黎明使了個眼色，讓他出去和申請執行人再談一談。

“審判長，如果我們現在能取得諒解，這個案件還有沒有回轉的余地？”我看著郭法官說道。

“如果你們能談妥，我們也好有臺階下啊，給緩刑也有合理的依據嘛。”郭法官若有所思地講著。

“好。”我知道現在不是講法律的時候，黎明馬上面臨著收監。心中也下定了某種決心：“這個案件我收了費的，費用全退用于歸還欠款。”

“嗯？”審判長郭法官、審判員以及書記員都一愣，怔怔地看著我。

“我的意思是，我作為辯護人，我收了律師費的。現在黎明經濟確實比較困難，既然如此，我作為他的辯護人，我肯定是優先維護他的權益，我收取的律師費，原路退回，用于歸還申請執行人的欠款，雖然錢不多，但我們表達我們的誠意。”“這個案件，我就當是法律援助了，不過援助式辯護歸援助，但法律不能這么被玩弄的。”

“全體起立，黎明犯拒不執行裁定罪，判決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兩年，并處罰金5萬元人民幣。”審判員宣讀完判決后，懸著的心，終于還是放下了。

回來的路上，我第一時間給孫易律師發了消息，因為他也曾經干過這種事。他說，如果干完之后，內心平靜了，那就是值得的。

我在回程的高鐵上，也不斷問自己，后悔嗎？

好像挺后悔。

但是，后悔歸后悔，后悔之后再干不就完了。

因為，從小，不論是爸爸媽媽，還是老師，都在告訴我，要做一個好人。

只不過，在這一刻，這句話具象化了。

一、廣元這個地方有點小

“廣元這個地方有點小，所以，司法這一坨，有點一言難盡。”操著濃重四川口音的黎明跟我講。

這是我第一次見黎明。

2025年2月25日，剛過年沒多久，我就飛到了廣元。

薄霧如輕紗般籠罩著山川，給廣元這座城市，也增添了幾分神秘的朦朧美。這個時候的廣元，春節的余韻尚未完全消散，新的一年的序曲已悄然奏響。迎著清晨的第一縷陽光，下了飛機，不過在風吹過時，不禁裹緊了衣領。

方便開展工作，我把酒店定在了法院附近。

“師傅，去利州區法院，搞快點，好冷哦”得益于在重慶讀書的原因，來到巴蜀大地，我也蹩腳地講起了川普。

司機師傅看了看我穿著單薄的西裝，不禁笑了一聲，詢問道：“哪里過來的？”

“廣東啊，廣東其實穿西裝已經可以了，但是廣元，好鬼冷啊！”

“哈哈，這個時候是開春了，但風還是很大，廣元雖然是在四川，但是這個地方是三省交界，還算是北方嘞，還是要注意保暖。”

就這樣，我們沿著盤山路，回到了酒店。

正是清晨時分，路上的行人，也都走出家門。街道上，商販們的叫賣聲此起彼伏，米皮的麻辣香氣彌漫在空氣中。我也沒忍住嘗了嘗。心中，也會止不住地盤算：黎明這個案子的底子究竟是怎樣的？有什么可以支撐起翻盤呢？

在熱氣騰騰的早餐店，窄窄的桌子前，明亮光線下，又一次打開黎明的起訴書，最奇怪的是，本案黎明并沒有被司法拘留過。黎明在見面前就微信發我的公訴機關的起訴材料，是公訴機關綱領性的文件。

黎明一見到我就說：“廣元這個地方有點小，所以，司法這一坨，有點一言難盡。”

“喬律師，你說我就是欠錢沒還，你說我這種算是拒不執行判決裁定嗎”這是黎明最不能理解的，經濟狀況好的時候，大家你好我好，現在經濟下行，公司遭遇破產清算就開始定性拒不執行判決、裁定。

“這個案件的問題，我認為，核心的問題就在于法律認識。換句話講，不執行判決裁定能否等同于“拒”不執行判決、裁定。

起訴書目前所指控的，最多也僅能證明黎明消極履行利州區人民法院出具的執行裁定，但未體現黎明“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所以，我覺得本案定性為拒不執行判決、裁定，還是太過于牽強。”

黎明反復訴說著企業經營之難：“是，我當時從劍閣法院拿了一筆錢，但是，這些錢，我都用于公司經營了啊，我也是想著先救活企業。我們當年是廣元地區最大的門窗公司，就是因為疫情給耽擱了。”他的聲音里，有掙扎，也有固執的委屈。

《刑法》第313條明確，拒執罪的核心在于“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主觀惡意與客觀行為缺一不可。

我反復梳理黎明給我的材料，試圖從公訴的視角，看看能不能在其中找尋縫隙——那筆執行款，究竟是如何被“轉移”和“用于其他”的？是早有預謀的隱匿，還是病急亂投醫的糊涂自救？黎明公司當時的真實財產狀況如何？是否每一分都清晰可辨，毫無爭議？

二、拒不執行裁定罪的罪與罰

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規定在刑法妨害社會管理秩序一章妨害司法罪一節中。因此，從刑法規定的體系角度講，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所主要保護的法益是人民法院的司法執行秩序。

因此，在《刑事審判參考》【馬素英、楊保全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案（《刑事審判參考》案例第478號）】，法院所確認的“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是指債務人逃避或者抗拒執行的行為造成人民法院執行機構無法運用法律規定的執行措施，或者雖運用了法律規定的各種執行措施，但仍無法執行的情形。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所侵犯的法益主要是司法秩序和司法權威，故應當從影響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的角度來理解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而不能從債權人是否最終實現債權角度來分析。”

因此，雖然本案申請執行人的債權確實存在部分沒有實現的情況。但是，本案關注的重點應當是黎明的行為是否究竟能不能直接導致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無法執行。

帶著這樣的疑問，我向法院申請了閱卷。

在拿到案卷材料后，我第一時間聯系了黎明。

雖川音濃厚，但是黎明的思路清晰、表達準確、層次分明，一古腦兒把本案的前因后果倒了出來。

黎明說，剛開始時，申請執行人王總的公司（簡稱麗麗公司），和自己是非常緊密的合作關系。

黎明說：“我在廣元地區是最大的門窗公司，而麗麗公司是我們的材料商，當初經濟比較好的那個年代，我們公司幾乎百分之七十的玻璃都是從麗麗公司拿的貨。”“后來，因為劍門關旅游公司和我們的款項一直拖著，我們工廠就拖垮了，就引發了一系列連鎖的債權債務糾紛。麗麗公司是其中一筆。”

“我真的沒想過不還錢，公安機關叫我的時候，我也沒有任何隱瞞，我沒有說不還錢。可是你想想，有了資金之后，第一時間先還銀行貸款，然后就是工人工資，如果不支付工人工資的話，工人就會鬧事，一鬧事，工廠就運營不下去了。剩余部分就是償還各種各樣的借款。一年到頭，哪能掙得到錢啊。”

“檢察院說我是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我哪有拒不執行啊，這年頭確實沒有錢，這怎么支付呢？”他的聲音里，有掙扎，也有固執的委屈。

閱卷過程中，一個關鍵細節浮出水面：在本案中有個特殊的問題就是原執行法院利州區人民法院曾經發現黎明公司財產收益線索后，未對該線索進行詳細核查，未采取查封、凍結、扣押等查控措施，也未對被執行人采取罰款或拘留等處罰措施。

換言之，執行法院在發出執行通知時，在程序銜接上存在一定瑕疵。這并非根本性錯誤，卻如同一道微小的縫隙，讓“拒執”的主觀惡意認定，不再如最初那般鐵板一塊。

此外，深入核查公司賬目及銀行流水后，發現部分資金流轉的痕跡，雖最終未能償還莉莉玻璃公司，其具體流向卻與純粹的惡意轉移財產、個人揮霍存在區別，更多呈現出一種企業垂死掙扎下的混亂自救。

根據黎明與麗麗公司的執行案件一直是由執行法院固定的法官負責，換言之，執行法官并未進行更換。

而根據公開的線索與判決可以看到利州區人民法院曾就其他案件向劍閣法院發送過一份《協助執行通知書》，執行的對象也是黎明公司的財產，并且根據執行情況看，該案得到了較為完備的執行，將近7萬元完全執行到位了。

而兩案的執行法官是同一位法官。因此，可以確信的是，本案的執行法官是知道也應當知黎明銘公司在劍閣法院的財產線索。因此，執行法院在發現黎明公司獲得收益線索后，并未對該線索進行詳細核查，也未采取查封、凍結、扣押等查控措施，也未對被執行人采取罰款或拘留等處罰措施。

所以，本案認定黎明存在刻意隱瞞財產線索并認定黎明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著實還是太過于牽強。正如人民法院案例庫中的裁判要旨提到的：“生效法律文書是否能得到充分執行一定程度上還取決于執行法院是否采取足夠的執行措施，不能僅以有抗拒執行或消極執行的行為就認定行為人構成犯罪。”

可能各位看官沒看懂上述邏輯，簡而言之，利州區人民法院的執行法官在明知黎明公司存在財產線索的情況下而不作為。而且，更為奇怪的是，執行法院對麗麗公司的執行置之不理，反而執行了他案。所以，本案在夾雜了執行法院或者執行法官的不作為的情況，是否還能定性黎明的行為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呢？

關于這個問題，我也向黎明核實過，黎明信誓旦旦地講，很早之前就向執行法院匯報過這個財產線索，法官當時還和我一起去找過這個欠我錢的人。

在核對案卷材料時，我發現黎明公司的銀行流水都清晰地呈現在案卷材料中，注意核對轉出賬戶的情況時，我意識到黎明公司所涉及的支出幾乎皆是材料款、工人工資等，這些都是公司正常經營所需的支出。因此，在支出均是合理支出的情況下，不能認定黎明公司以及鄧明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

關于這一點，湖南省長沙市岳麓區法院一審判決陳興榮犯拒不執行裁定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 【（2019）湘01刑終19號】二審直接改判無罪的案件中，法院就明確提到：“二、原審判決認定的拒不執行裁定罪的事實與證據，尚存在不能排除的合理懷疑。檢察機關指控以及原審判決認定海太陽公司使用查封的原材料生產期間，收回貨款2000余萬元，沒有用于履行岳麓區人民法院調解書中確定的給付義務，致使法院的裁定無法履行。作為生產性公司，使用原材料生產，是公司存續并保持和提高償債能力的基本條件。偵查機關沒有查清2000余萬元回款具體去向。陳興榮及其辯護人辯稱該款系用于公司正常經營所需的電費、公司房租、員工工資等支出，并提供了相關證據。電費、房租、員工工資系維持公司存續、正常生產經營的合理支出。在案證據不能排除該辯解及相關證據的真實性，存在陳興榮并非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的合理懷疑。對此合理懷疑在案證據不能排除。”最終認定被告人無罪。

在本案中，黎明公司所涉及的支出幾乎皆是材料款、工人工資等，這些都是公司正常經營所需的支出。在此種情況下，認定黎明構成犯罪實在是太過于牽強。

不知道各位看官看到這里看出來沒？

梳理一下，設立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目的是保障判決、裁定的順利執行以及權利人的人身與財產法益，但單純不執行判決、裁定的行為一般不能評價為拒不執行。

這不僅是因為本罪的成立以情節嚴重為前提，還因為本罪的構成要件與性質具有特殊性。刑法在“不執行”前加一個“拒”字形成“拒不執行”的表述，是對“不執行”的同義強化，暗含了單純的不執行并不構成犯罪之意。

在本案中，我們認為黎明僅僅是沒有履行法院的裁判文書，而黎明作為當事人，沒有積極主動地履行裁判文書所確定的義務，不具有苛責性。但是，執行法院，作為權力機關，在申請執行人申請強制執行不作為。現如今卻要將不作為的后果施加在被申請人黎明身上，并對黎明科處刑罰，我們認為是絕對沒有道理的。

三、初次談判談得還不錯

順著這樣的思路，結合案卷材料，開庭期間我向法院申請了調查取證。

“第一，根據黎明的反饋以及起訴書中所列舉的證據材料，辯護?認為起訴書所指控的證據根本?法證明黎明公司實施了拒不執?判決、裁定，現有證據最多也僅能證明黎明消極履?利州區?民法院出具的執?裁定，但未體現鄧明“拒”不執?判決、裁定。因此，辯護?申請貴院調取執行法院窮盡執?措施的相關證據材料。”

“第二，根據新司法解釋的規定，“經采取罰款、拘留等強制措施后仍拒不交付法律文書指定交付的財物、票證或者拒不遷出房屋、退出土地，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但是在本案辯護人并未檢索到黎明因本案曾被拘留的相關證據。因此，辯護人申請法院調取黎明曾因本案被拘留或者罰款的相關證據。”

“今天作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沒辦法確認，那這次開庭先取消，下次再開吧。正好你把你這個申請也給檢察院一份。”郭法官說。

這應該是我第二次見郭法官。

第一次是因為另外一起郭法官承辦的案件，我申請閱卷，可能是傳話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誤會，整得我還向檢察院提了一份《保障辯護人執業權利的申請書》。

所以后續郭法官還經常調侃我說，我愛挑程序毛病。

但其實，不是我愛挑程序的毛病，只是程序違法以及程序違法的后果是最顯性、最直觀的。而實體問題，個人有個人的判斷，總體上來講，實體問題，并非剛性的辯護事由。只是說程序的毛病最好挑罷了。

“郭法官，今天正好控辯審三方都在，那咱們可以簡短地開個小會，也算是簡單地歸納一下爭議焦點啊。”

我停頓一下，清清嗓子，按了按手上的材料說：“郭法官、檢察官，您看，我把本案的時間線梳理一遍，其實明顯可以看出來黎明是不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

“是否構罪的話，咱們開庭說嘎。”郭法官瞅了我一眼，繼續補充道：“以往我們開這種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案子，我們還會邀請一些被執行人過來旁聽，來震懾那些不執行法院判決的被執行人。只是說這個案件有點不太合適，所以……”

其實在現場，我多少有點驚訝，郭法官愿意坦言本案確實有較大的爭議，或者說，愿意坦言本案確實存在一些因素。“其實我們也不是說想要怎么樣，畢竟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是申請執行人最后的保障機會，而且，我們也是本著化解矛盾的想法，促進案件解決。”

我一聽，有戲。那既然可以談，那咱們這個案件就磋商解決。

行文至此，突然想聊一點題外話，其實可能有些辯護律師在辯護過程中，更加習慣涇渭分明地適用辯護策略，即，如果當事人的行為從犯罪構成的角度講，確實不構成犯罪，哪怕頭破血流，也要堅持無罪辯護。但是，有的時候，可能會出現無罪辯護無果，當事人被判處較高的量刑，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報復性量刑。”這里不評價對錯問題。因為這種奮力地爭取，哪怕是爭的頭破血流，這是對正確事情的堅持，所以無所謂好壞的問題。

只是我自己在辯護過程中，往往只有談判也好、磋商也罷，或者我更加愿意稱之為“磋商式辯護”，行不通的情況下，才會采取較為激進的辯護策略。如果案件能夠妥善解決，當事人能夠早點回家或者不用重返監室，那完全可以通過磋商的方式解決問題。我的風格，還是更傾向于在堅持理想主義的基礎上，腳踏實地做事情。畢竟，“報復性量刑”所針對的對象是當事人，辯護人最多是會受到波及。所以，我很喜歡衛旖雪律師曾經講的一句話：不要讓自己的當事人成為法治的代價（非原句，加自己的理解）。

當然，絕對不能因為可能存在“報復性量刑”，就投鼠忌器。正如我所強調的“磋商式辯護”的前提在于刑罰的處罰問題。比如我們在廣州辦理的一起假冒注冊商標罪的案件，倘若繁瑣地確認正品、銷售單價等等，對于控辯審三方都是較為麻煩的事情，而且在扣除正品以及“邊角料”案件究竟是否還能否達到立案標準還是另一回事。所以我們和司法機關在磋商的過程中也是明確表態，本著節省司法資源的態度，如果本案能夠對當事人適用緩刑，能夠讓當事人早點回家，本案完全可是適用認罪認罰程序。當然，該案也得到了妥善解決。

▲廣州案判決節選。隨后也通過辦案札記的方式進行記錄。其實相比較案件結果，私以為被告人的女朋友在該案中不離不棄才是該案最出彩的地方

但是我們在實踐中，經常會遇到調解受阻的情形，例如，量刑突破了我們的接受范圍，那就必須要辯護升級。比如，將案件本身的問題暴露在法庭，亦或者對相關工作人員進行控告等等。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激進的辯護策略是一種不得不的行為。因此，當與郭法官溝通過程中，發覺本案可以采取本案存在磋商空間時，我們果斷轉換策略。

“是啊，郭法官，您看這個案件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但是正如您說的，我們也希望本著化解矛盾的態度，如果本案能夠和平解決，從雙方的角度講，當然是最好的。”

其實，我不得不思考的，黎明無法全部償還被執行款的情況下，如何爭取本案的結果。尤其是，本案夾雜著執行法院執行不作為、款項用于公司正常經營、黎明并未因本案被司法拘留等等情節，結合這些事實，完全可以認定為黎明根本沒有達到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標準。而檢察院仍然將本案起訴至法院，究竟是哪里出了問題？問題又該怎樣解決？

顯然，這不單單是法律適用的問題。

問題在于，辯護律師該怎樣和司法官說理。在呈現當事人委屈時的方法選擇問題。

在辯護說理上，我又該怎么辦呢？可以肯定的是，不能像黎明自己那樣，單純地訴苦；也不能像申請執行人一樣，一遍遍以跳樓，“威脅”司法機關。

徐昕老師說，通過訴訟定紛止爭，是人類文明進步重要的表現形式。什么是訴訟，就是講道理嘛，什么是講道理，重要的事情說三遍，正確的事情反復講，多角度講。這不就是講道理嘛。（非原句，加自己的理解）

帶著這個問題，我在隨后的備庭中，補充閱卷、查詢法條、窮盡案例檢索。終通過“對比”的方法撬動了內心的自由心證。

“郭法官，就像您講的，部分還款，沒有諒解，適用緩刑比較困難。所以我們做了個對比意見書和檢索意見書，您過目。”

《關于黎明涉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一案與人民法院案例庫案例對比》：根據《人民法院案例庫建設運行工作規程》各級人民法院審理案件時，應當檢索人民法院案例庫，嚴格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并參考入庫類似案例作出裁判。……人民法院的入庫案例與本案極為類似，尤其是在爭議焦點部分，煩請貴院予以參考。

《關于黎明涉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一案緩刑檢索報告 》：綜合前述分析結果，本案可參照適用上述檢索到的案件，采納其一致的裁判要點，即在不考慮申請執行人的是否諒解的情況下，被告人黎明到案后能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系自首；且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履行了部分還款義務，對黎明適用緩刑。

我們并非否定債務的存在，也并非為轉移資金的行為開脫。一個被多重債務逼入死角、瀕臨破產的民營企業負責人，面對突然到賬的有限資金，在絕望和短視的驅使下，做出了優先填補其他他認為更急迫的“窟窿”（如維持生產、支付工人工資、償還其他可能的高息債務等）的選擇。

這種行為固然錯誤，甚至構成民事上的嚴重失信，但究其本質，是經營失敗后混亂自救的失當之舉，而非刑法意義上那種明知判決存在、刻意對抗司法權威的惡意拒執。

其實，拒執罪的利刃，鋒芒所向應是赤裸裸的司法對抗，而非絕望深淵中一次慌不擇路的錯誤選擇。黎明的行為，是商海沉船時一次失敗的舀水自救，其性質與刑法所懲罰的惡意拒執存在本質區別。

四、“喬律師，我的意見會議沒通過”

其實那天開完庭之后，我還和郭法官聊到：“郭法官，其實您也挺好說話的呀，怎么另外一起案件最終結果呈現出那樣的狀態呢？”

“沒人跟我談啊，其實那個案件，我在量刑時也會考慮到這些問題的，但是當時都僵在那里，所以，就……”

時間聚焦在2025年6月30日下午。

“我的意見會議沒通過。所以，黎明最終的量刑可能還是實刑。”

著實有些晴天霹靂！

“可是咱們之前不是談妥了？”

“哎，我的意見會議沒有通過，這確實也沒辦法，他們甚至還覺得檢察院的量刑有些輕，讓檢察院重新出量刑。”

量刑建議跟玩一樣，而且新補充的證據還認定了黎明自首，增加了新的從輕、減輕情節，最終還提升了量刑，這還真是活久見。

所以才出現了開篇的那一幕。

首先，刑事司法是國家犯罪控制機關與犯罪嫌疑人之間一個長期的、反復進行的“博弈”。認罪認罰本質上是一種承諾，這就是一旦司法機關對任何公民作出了承諾,就必須信守這一承諾,而絕不能言而無信。

正因如此，從《刑事訴訟法》行文的角度講，法院作為審判機關，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可以告知檢察機關調整量刑建議。但是調整量刑建議的條件也僅限于五種情形。

（一）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或者不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的；

（二）被告人違背意愿認罪認罰的；

（三）被告人否認指控的犯罪事實的；

（四）起訴指控的罪名與審理認定的罪名不一致的；

（五）其他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情形。

而在本案中，不僅沒有出現《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情形，檢察機關也沒有加重的事實與證據，而且，檢察機關補充的情況說明，反而證明了黎明自首，增加了從輕減輕的量刑情節。結果法院認為量刑不當要求調整。

從認罪認罰制度的規定上看，司法反而成為了一種不守信的狀態。而司法的不守信，雖然從效益看，不守信的行為在個案效益或許會得到一定的效益。但是，必然對長期的司法行為造成損害。

其次，也是我能夠體諒或者理解郭法官的關鍵點——主審法官的意見在過會時未通過。其實審委會制度從現有的環境下講，其實就是擺脫當事人、辯護人甚至是檢察機關監督下進行的決策。

對于審委會的問題，雖然從長期上來看，想要改變很難，但是從司法運行的邏輯上看，我還是想多講一點。雖然在一定歷史時期，即，基層法院軍轉干比例較多的歷史時期，審委會減輕了主審法官的壓力，確實起到了良性作用。但是在現如今的歷史時期，法院的工作人員幾乎都是科班出身，再通過審委會決定案件的結果，這個過程可能還是有很大問題的。

一方面，為什么從現有情況來看，審委會制度不會消亡呢，很重要的一點在于，審委會的存在規避了承辦人的責任，即使審委會的決定是錯誤的，最終由于是會議討論的結果，從責任承擔的角度來講，責任可能因為參與的人多而模糊，即使是少數正確意見的持有者，也可能因為自己難以與沉默的大多數抗衡而放棄堅持。

另一方面，我們作為辯護人為什么很不喜歡審委會制度，刑事司法有個特點就是直接原則，即強調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的親歷性。所以早在千年前，先賢們就提出了“五聲聽獄訟”的概念。

當辯護人向嫌疑人、被告人發問時，嫌疑人、被告人的態度、語氣等等，都可能成為自由心證的依據。而辯護人之所以將問題放在桌面或者放在法庭，無非是希望在這個講道理的地方，將道理講清楚。

但是，如果夾雜了審委會制度的話，辯護人辯白所針對的司法官是沒有決定權的司法官，甚至傾聽辯護人辯白的司法官的意見都不能成為決定性意見，那庭審又有什么意義呢？所謂的庭審實質化、審判為中心不最終也只會變成口號。

尤其是在黎明這個事情上，那些在會議上投票的司法官，反而是沒有參與案件審理的司法官，審理和決定脫節，嚴重損害了司法決策的完整性。

五、“案件結束了，但好像也沒結束

走出莊嚴肅穆的法庭大樓，午后的陽光竟有些刺目。我下意識地抬手遮擋，腦海中卻浮現出黎明公司那些晶瑩剔透門窗的影像——它們曾明亮映照過兩個企業合作的微光，最終卻也折射出債務的棱角與法律的冰冷。

黎明和黎明公司，在沉重的債務迷宮中迷失了方向，幾乎被拒執罪的鐵門永久封存，最終還是撬開了一道窄門，透出緩刑的光亮，這光亮不僅照見一個企業家重獲自由的喘息之機，更映照出法律刻度上不容忽視的微妙空間。

法律絕非僅僅為懲罰而生，它終極的使命在于守護秩序與公義。但當企業如同在債務泥潭中沉浮掙扎的溺水者，本能地抓住任何一根稻草求生時，其行為雖未必可恕，但那份深陷絕境中的倉皇與錯亂，亦值得我們投以冷靜的審視與悲憫的理解。

拒執罪的適用，尤需我們審慎地辨識：那紙判決之下，究竟是行為人赤裸裸的惡意挑釁，還是生存重壓下的一次迷失與失足？此中界限，既關乎個體命運的悲歡，亦丈量著司法理性所應有的厚度與溫度。

【其實，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從法律規定的角度講是為了懲罰規避執行的“老賴”。可是在實踐中卻異化成，將“沒有執行能力所以沒有履行判決”的被執行人也納入到了打擊范圍。其實這批人恰恰是因為疫情、工程、欠款等資金鏈斷裂，正在等待機會返回商海的企業家。我們不能一邊喊著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另一邊，當民營企業落難時，再踩上一腳，說他們拒不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