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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很多人還不知道，酒店規模中國第一、全球第二的錦江國際集團，其創始人是一位傳奇女性董竹君。董竹君做過賣唱女，也做過督軍夫人，曾被譽為“中國版的娜拉”，是中國女權運動的一面旗幟，還是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在建國后連任了七屆全國政協委員。一位柔弱女子，如何開創如此輝煌的事業？本期《文旅往事》，知酷文旅將介紹董竹君的故事，和錦江國際集團前身的誕生。

家貧被迫入青樓

1900年，董竹君出生于上海灘一家貧困的家庭，父親以拉黃包車為業，母親給別人家打雜幫傭，一家人終日辛苦工作，所得卻十分微薄，還時常遭遇外界盤剝，例如當時上海租界的外國巡捕、黃包車公司經常以各種名頭對其父進行罰款、漲車租。幼小的董竹君飽嘗貧窮帶來的艱辛與屈辱，四五歲起就幫忙家里打理家務，身上常年破衣爛衫，還目睹了弟弟妹妹因營養不良而相繼夭折。

有一次，父親因過度勞累而重病，家中收入來源斷絕，母親實在沒辦法，指使董竹君去一家稍富裕的親戚家借錢，怎不料董竹君敲開人家大門，人家只打量了一眼就把董當成討飯的小乞丐，“哼”了一聲就關上門。

這些貧苦的經歷，對比當時上海灘的繁華，洋人和富人的光鮮亮麗，讓董竹君很早就開始困惑，“自己父母明明是很善良、很勤勞的人，為什么要受這么多的苦”。正是這些經歷，使董竹君日后堅定的信仰共產主義，痛恨人與人之間一切的歧視和不平等。

董竹君初入青樓

1912年，董竹君12歲時，家中因債臺高筑，所有能抵押的物品全部抵押了，生活實在無以為繼，父母只好把唯一的孩子董竹君，作價300元賣入青樓。當時，因董竹君年紀太小，只做“清倌人”，只賣唱不賣身，父母計劃等三年之后再把董竹君接回來。父母想法雖好，但實際上青樓進去容易，想出來難比登天。

踏入青樓的董竹君終日悶悶不樂，經身邊阿姨的講述，她明白了青樓就是女人的火坑，除非找機會早日跳出去，否則大多數會在百病纏身中悲慘死去。董竹君驚恐不已，終日以淚洗面，同情董的阿姨便為她謀劃出路，認為當時喜歡董的一位客人夏之時是可托付之人。

青年夏之時

夏之時當時二十六七歲，是辛亥革命的功勛之一，以排長的身份在革命中發動了成都龍泉驛起義，光復了大半個四川。革命后，夏升任四川蜀軍總司令、川滇黔三省北伐軍總司令，是年輕有為、權傾一方的英雄人物。夏與當時同盟會多數人一樣擁有進步思想，渴望建設一個民主、平等的新政體，反對袁世凱搞帝制復辟，也因此受到袁的迫害，計劃前往日本暫時避難。

夏之時的進步思想令董竹君十分欽佩，多次接觸之后，董決定接受夏的追求，并與其約法三章：董不做小老婆；婚后要送她去日本留學；婚后組建一個進步家庭，拒絕封建陳規陋習，他好好管理國家大事，她做賢內助。董說，如果不依這三章，就算幫她贖了身，她也不會跟他走出青樓。

可以看出，董竹君在當時已經有了很強的男女平等觀念，即使自己是青樓女子，對方是地方大員，即使自己逃出火坑的希望維系在對方身上。董也要強調，她與他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封建社會那套歧視女性、遏制女性的東西，不能在他和她之間出現，否則她斷然不從。

可是誰又能料到，多年以后夏之時變得越來越封建保守，夏成了董的又一個火坑，直到1935年董竹君創立的錦江川菜館大獲成功，才徹底跳出了這個火坑。

從日本留學到進入封建大家庭

1914年，董竹君決定從青樓出逃。之所以沒有選擇贖身，一方面是老鴇要價太貴，當時董竹君賣入青樓的價格是300元，如今贖身的費用是3萬元，董竹君又惱又氣，怒斥道“我是人，不是一件東西”；另一方面，董希望她和夏是平等的關系，不希望夏為自己贖身后看輕自己。董告訴夏，“（脫離青樓的事）你別管，我自己想辦法”。

董竹君沒有錢、沒有家世背景，也不像夏一樣擁有功勛和聲望，但她認為自己的尊嚴和人格是寶貴的，和夏之時擁有的那些財富、榮譽一樣寶貴。

隨后經過精心策劃，董竹君險之又險的逃出青樓，和夏之時舉行了法式婚禮，隨后一起上船前往日本留學。時年董竹君14歲，夏之時26歲。

兩人結婚照

董竹君此前接受過幾年私塾教育，在日本接受了系統性的現代教育，人文歷史、哲學政治、數理科學等無所不包，極大豐富了董的視野。當時日本聚集了大量愛國革命青年，經常集會在董家中，浸染在這樣的環境下，董竹君對國家和社會有了諸多思考。這些經歷，使董竹君成長為一位眼界開闊、思想進步的女性。她無法再回到封建社會給女性劃定的狹小軌道里去了，這成了她日后與夏決裂的重要原因。

1916年袁世凱死后，國內革命形勢變化，夏之時回國參加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臨行時把家中族弟叫來日本與董竹君陪讀，實際上是監督董，防止其出軌。顯然，夏對董并不信任，視妻子為自己的“財產”。

1917年，夏召董回國，回到其四川的老家，由此董一頭扎進了傳統閉塞的封建大家庭中，每日伺候婆婆、服侍丈夫，早晚請安、起坐說話都要遵照封建禮制，而表面的禮制之下是婆媳妯娌之間勾心斗角，令董感到十分壓抑。董還經常與當地官太太、闊太太來往應酬，所談不過是八卦瑣事和互相攀比，這令見過世面、追求進步的她感到十分無聊。

同時，董目睹了包括自己家在內的富貴人家對待底層百姓時的囂張跋扈，極盡欺壓之事，董多次出面打抱不平。例如，在街上看到大戶人家的轎夫撞翻沿街小販的攤位，不僅不道歉，反而呵斥小販不長眼睛，董當即出面指責該轎夫，為小販主持公道。

又例如，鄰居有一位老太太經常打罵自家十幾歲的童養媳，哭聲凄慘，聽不過去的董呵斥老太太，“從現在起，不許再打罵她，否則就把你抓去吃官司”，此后老太太再也不敢打罵童養媳。

類似事情還有很多，以至于當時有人對董說，“你可真愛管閑事，得虧你是有聲勢的人家，否則一定吃不了兜著走”。而董卻心想，有錢有勢的人欺壓窮苦人，實在太可恨了。

與丈夫決裂

1919年，夏之時在政治上失勢，被解除兵權賦閑在家，意志消沉，每日打牌、抽鴉片、沉迷古董字畫，還打坐念經、敲木魚。夏家原本是小地主家庭，在夏之時掌軍期間，在沿江沿路設卡，為大軍籌集軍費，其中約3到4成進到了自己的腰包。夏家拿這些錢購置大量的土地和店鋪，過上了大地主的生活。

由此可見，辛亥革命不是一場徹底的革命，它不僅保留了清末一大既得利益者，而且革命者也迅速退化，成為新的官僚地主階級。對此，董也有親身體會，她日后回憶，“從護國戰爭（1916年）以后，感覺和夏來往的國民黨人就變了，沒有了辛亥革命之初的朝氣蓬勃，大多數人都是只顧自己的利益”。

董竹君對夏的變化和積累財富的方式很失望，這不是進步的革命黨人該有的行為，也沒有為中國勞苦大眾的命運帶來任何改變。

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董竹君帶來了新思想，報刊上討論女權、階級平等、勞動大眾翻身，令董深有感觸，她感到“如果沒有經濟獨立，女性和勞動大眾不可能翻身”。很快，她在成都開辦了女子織襪廠，招收附近貧苦人家的女子，董叮囑她們，“努力學好本事，女子若能在經濟上獨立，誰也不敢隨便欺辱你們”。此外，董還興辦了黃包車公司，以非常低的租金為窮苦車夫提供車輛，幫助他們改善生活。

然而，董竹君在努力上進并促進社會進步時，她與丈夫的裂痕越來越大。夏之時對那些新思想、新潮流不屑一顧，他退化成封建地主，注重自己在家中的絕對權威，要求其他人無條件順從。他動輒打罵董竹君，侮辱董的雙親，重男輕女思想嚴重，對幾個女兒漠不關心。

董竹君與大女兒

有一次，董在懷孕期間因過度操勞，不愿意陪夏打牌，令他感覺自己權威受損，抱起一臺自鳴鐘砸向董。還有一次，董因與夏的衛兵多交談了幾句，引得夏大罵“我還沒死，你就七搭八搭了”。凡此種種，令董深深的失望，丈夫已經不是當初約法三章時那個進步的革命英雄，不再愛她，也不尊重她，視她為奴隸，因她賣唱女出身而輕視她、侮辱她。

夏家成為了董竹君的又一個火坑，而最終決裂的導火索是女兒的教育問題。1929年，夏拒絕讓幾個女兒去上海上大學，認為女兒遲早嫁出去，是潑出去的水，上大學白花錢，甚至看到大女兒與一個進步男青年來往過密，大為惱火，責令大女兒自殺。

董竹君可以忍受自己受委屈，但在女兒的人生上絕不讓步，雙方爭吵中，夏甚至拿出菜刀要殺了董。感受到生命威脅的董，攜四個女兒和雙親留在上海，從此不再回四川。她和夏約定，分居五年，五年后如雙方不達成和解，就正式離婚。從此，夏斷絕了董和女兒們的生活費，以此脅迫董屈服。

從追求獨立到陷入絕境

一個女人，為追求進步，脫離大富大貴之家，這在當時無人敢想，事件在國內引起了輿論轟動。董竹君也被譽為“中國的娜拉”，成為中國新女性的象征。

魯迅寫過一篇文章《娜拉出走以后怎么辦》，魯迅認為“不是回來，就是墮落”。可見魯迅也想不到，獨立的新女性如何生存下去。董竹君要在上海獨自撫養四個未成年女兒和年邁的雙親，艱難可想而知。夏之時也奚落董，“你的下場，如果不是走投無路，帶著四個女兒跳黃浦江，我用手掌心煎魚給你吃”。重男輕女的夏對女兒毫無父女之情，只扣著小兒子不許董竹君帶走。

脫離夏家后如何養活一家老小，她想到過去創辦實業的經驗，于是典當了過去積攢的珠寶首飾和親友幫襯，創辦了一個紗廠，并向海外華僑募資擴股。這是上海第一個由女子創辦的紗廠。為了經營好紗廠，董夙興夜寐、四處奔波，別人看她的眼光像看到怪物一樣，他們沒見過女人四處跑業務，認為女人拋頭露面做實業是違背婦道。

辛苦了兩年，紗廠剛有起色，突然飛來橫禍。1932年1月28日，日本進攻上海，第一次淞滬戰爭爆發，中國軍隊頑強抵抗，打退了日軍的侵略。但董的紗廠遭遇日軍轟炸，化為灰燼，兩年來辛勞和投資，頃刻付諸東流。

禍不單行的是，董竹君因平時學習共產主義，暗中傳播共產主義思想，被當局盯上了。1932年3月，巡捕在其家中搜出共產主義宣傳冊，把董關押進監獄。這一入獄，徹底斷送了重建紗廠的機會。

這些遭遇讓董竹君深刻感受到，沒有強大的國家做后盾，沒有進步的政體作為支持，想安穩發展實業幾乎是不可能的，女性的獨立自主更是空中樓閣。國民黨在早期，也曾喊出過平均地權、男女平等的口號，但很快為了尋求地主、財閥的支持，再不提這些口號。董自幼就憤然于“難道窮苦大眾就沒有翻身之日？”國民黨這二十多年的執政，讓董親身體會到，勞苦大眾的命運和清末時期一樣絕望。所以，董更加確信，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

出獄后，為躲避當局的迫害，她帶女兒往外地避風頭。這是董生活最艱辛的時期，過去的積蓄全部隨紗廠而去，還欠下一堆債務，眼下沒有工作，幾個女兒都在上學，學費是一大筆開支，只得靠典當和借貸度日。房租幾個月交不上，出入都遭受房東的白眼，董不斷的搬遷，租更便宜的房子，幾乎住到了荒郊野嶺。

董的母親因憂心過度而去世，治喪的錢都是靠朋友接濟，后因董屢次還不上錢，朋友與其反目。父親得病，向董訴說“只求再活5年”，希望女兒出錢幫其醫治，董因為拿不出錢，不敢看父親的臉，最終父親病重逝世。日后，每念及這段過往，董竹君都失聲痛哭。

董從小飽嘗貧窮的屈辱，嫁入豪門后享人間富貴，最終為追求自由，再次深陷貧困。夏之時曾寫信表示只要她肯屈服，他立刻出錢幫其擺脫困境，但董不肯回到那個火坑，并按照五年之約，在1934年毅然離婚。離婚時董竹君沒有要夏之時一分錢的財產，這令夏大為觸動，感念董的人格高貴，但依然不肯為女兒們付教育費和生活費。

今天的人們高唱女性主義，不用付出任何成本，還能博得流量和贊譽，然而董竹君為了堅持女性獨立，付出了極高昂的代價。這代價令她承受不起，一度想自我了結。“死吧，我再也無力生活下去了”，在一天夜里，董竹君望向池塘喃喃自語，她已看不到一點希望。

然而，一想到自己死后，女兒們不得不回夏家那個火坑，夏之時必定得意于自己的“勝利”。想到自己死后，那些嘲諷女權進步思想的人的嘴臉，甚至想到他們將怎么罵她，“好好的督軍夫人不當，偏要自討苦吃，在外面蓬頭赤腳，違背婦道。一個女人能有什么本事？”

董竹君自知作為“中國的娜拉”，她是中國新女性的一面旗幟，如果選擇自殺，對中國女權運動是多么慘痛的打擊！最終，董戰勝了死亡的誘惑。

創辦錦江川菜館，一炮而紅

1934年冬，轉機來了。一位四川來的陌生人李嵩高找到董竹君，表示要給她2000元錢，助其做點生意，解決生活上的困難。素不相識的李嵩高為什么要幫董竹君？

原來，董竹君在四川時，為窮人打抱不平，興辦女子織襪廠、黃包車公司幫助女人、窮人改變命運，后來跟夏之時決然離婚，不要一分錢，這讓董竹君在四川成為人人稱道的傳奇。李嵩高敬佩董的人格，此次特來拜訪，卻打聽到董生活十分困難，便決定從自己攜帶的錢款中勻出2000元幫助董竹君。

一開始，董不敢接受，李不斷進行勸說，“你是女中丈夫，直爽些”“錢是身外之物，要用到有意義的地方才算發揮價值”。最后接受了資助的董竹君，決定開一間川菜館，名為“錦江川菜館”。董竹君意識到這是自己最后的機會，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為此格外精心籌劃，每一處細節都殫思竭慮。

1935年3月15日，錦江川菜館開業，立即走紅上海灘，前來就餐的人大排長龍。人們從未見過如此清雅宜人、干凈整潔的中餐館，也未吃過如此細膩可口、精致典雅的川菜。

錦江川菜館開業之初

當時，上海川菜館的菜式簡單粗糙，重辣、份量大，主要給中下階層吃，不入上流社會的法眼。上海的“官場菜”是粵菜獨占市場。董竹君在四川生活十年，深知川菜博大精深，既能做“官場菜”，也能做“大路菜”。她改良了川菜，注重色香味形的調和，輕辣，適合南北中外各色人等的口味。講究刀法，注重擺盤，董竹君開創了用蔬菜拼成花鳥造型的做法，使顧客感到餐飲文化的美妙享受。這一創舉至今被中國餐飲界沿襲。董將菜價分為六類，照顧不同類型的顧客，既適合官場宴請，也適合平民百姓，既高雅精致，又普適惠民。

當時上海中餐館普遍裝潢庸俗、環境嘈雜。錦江餐館開風氣之先，設計風格融合了中國、日本、西洋三者的優點，瓷磚鋪地、霓虹招牌、水晶吊燈，店內有各類中西繪畫、盆景、鮮花、雕塑乃至熱帶魚缸等點綴，環境十分典雅。

餐館一角

店內的干凈整潔是董極重視的。她將廚房搬到頂樓露臺，避免店內煙熏火燎；首次在中國餐館使用一次性筷子，并對餐具、毛巾等熱水消毒，碗碟不得殘留水跡和指紋；董專門設計多種清潔工具，用于店內各處隨時清潔，給踏入店面的客人以干凈整潔的第一印象，尤其廁所配備專人打掃，營業期間不得離開；服務員的衣履、頭發、指甲等都有相應的衛生要求，行為舉止要和藹有禮貌，服務靈活周到。

這一套組合拳，在今天看來似乎并不特別出奇，但在當時的上海灘，絕對是開風氣之先，以一己之力帶動了上海餐館的“高質量發展”。各色人等爭相前來排隊就餐，董不得不在店內各處增加餐位，以至于店內無落腳之地，傳菜、結賬都要店內顧客從頭頂上來回傳遞。

上海權勢人物杜月笙是錦江川菜館的常客，每次來都要大排長隊，令其十分不滿，責問“生意這么好，老板娘為什么不擴張？”在杜月笙出面下，幫助其從幾十個餐位擴張到三百多個餐位，而杜的報酬是餐廳留一個專座給他，方便隨時就餐。

很快，錦江川菜館的名聲遠揚海外，在香港、臺灣、巴黎、洛杉磯都出現了錦江的仿冒者。董竹君創業目標之一，就是向全世界證明中國人也能做出干凈文明的餐廳，有源遠流長的餐飲文化。

1936年，董竹君又創立了錦江茶室。創業的成功，令董竹君本就傳奇的人生再添輝煌，一時間成為上海灘當紅人物，許多政要、名流都向董拋出橄欖枝。對各派的拉攏，董始終裝作對政治不懂，也不感興趣。他們卻不知董早已是中共地下黨員，秘密支持共產黨活動，錦江茶室專門有房間供共產黨、社會左翼人士秘密集會。

董還資助過開國上將宋時輪。宋時輪在1927年“四一二”事變中被捕，關押數年后出獄，與黨組織的聯系斷絕，身上無錢，寸步難行，后經獄友介紹找到董竹君幫助，董立即資助大筆路費。新中國成立后，宋時輪向董竹君激動的談起這段往事，并贈給董一把繳獲的日軍指揮刀。

1937年，董竹君為支持女權事業，出資創辦了《上海婦女》雜志，擴大女權運動的宣傳普及，為廣大婦女的權益發聲呼吁。

資助董竹君創業的李嵩高，后來在日本買軍火，被人騙走了款項，不敢回國，董竹君迅速還上了2000元，還按月匯款，接濟李一年多，李感慨“想不到反而是你幫助我更大”。后續李被蔣介石槍斃，董竹君大為哀痛，多次向兒女們講述李嵩高的義舉，盼兒女們永志莫忘。

九死一生

董竹君在絕境中翻盤、創業成功的經歷，在今天的人看來，簡直就是爽文故事。但在那個時代，在董竹君身上，個人的成功遠遠算不上“爽”，董從未將財富用于個人消費，她一生從未買房，一直租房度日，也不買奢侈品，家里幾無值錢之物，所賺的錢除了用于子女教育，就是革命事業、女權事業。

而且錦江川菜館創業成功后，董竹君的生活絕不是從此一帆風順，反而是在千難萬險之中保全自己性命和事業。在波詭云譎的上海灘，董竹君需要萬分謹慎周旋在各派勢力之間，不能得罪任何權勢人物，更不能暴露其共產黨的底色。租界公董局一位董事糾纏董竹君，想討董做小老婆，董巧妙回絕。還有廚師長的貪污，董暗中做好充足準備，在不影響經營的情況，以雷霆之勢將廚師長和他的手下們連根拔除。

董竹君創業僅兩年后，日本再次進攻上海，一枚炸彈與錦江餐館擦身而過，董被震倒在地，餐廳里碗碟垮塌一片，墻壁大片塌下來，差一點連人帶店全沒了。隨后，日軍占領上海，租界進入孤島時期，各派暗殺活動頻繁。董竹君拒絕漢奸偽政權的拉攏，漢奸便派人刺殺。

躲過一次刺殺后，董不敢再待在上海，以看望菲律賓留學的女兒為由，去菲律賓避難。怎料剛到菲律賓，日軍發動了太平洋戰爭，隨后進攻菲律賓，董只好帶著女兒們四處逃難，多次躲過日軍挨家挨戶的搜查和槍殺。

董竹君在菲律賓

直到4年后，董才乘難民船輾轉半個太平洋回國，期間船上爆發瘟疫，許多人得不到醫治而亡，被扔進海里。董因日本留學的經歷會講日語，被日本船醫高看一眼，給予藥物醫治，才免遭葬身魚腹的命運。

回國后，董發現兩家店幾乎被留守的經理人貪污成空殼。經理人以為董在菲律賓必不能幸存，于是胡作非為起來。眾多錦江老員工感念董的恩情，相信董老板一定能回國，拼力維持經營，才勉強撐到董竹君歸來。經過董的大力整頓，兩家店慢慢恢復了元氣。

后來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濫發法幣，物價一個月上漲幾十倍，當局下令禁止店鋪囤貨、囤金銀美鈔，違者槍斃。董竹君判斷，在物價完全失控的情況下，不偷偷囤積物資，錦江可能會迅速倒閉，于是冒死偷偷囤積了一年的物資。就這樣，挺過了倒閉危機。

這樣危機不斷，連人帶事業一次次掙扎在生死線上的故事，跟爽文完全不沾邊。直到新中國成立，董竹君才得到和平穩定的生活環境。

1951年，董將錦江兩家店無償上交國家，國家撥款在兩店基礎上組建了“錦江飯店”，用于重要接待活動，董竹君任錦江飯店首任董事長。1953年，因當時的政策導向，董竹君被淡出了錦江的日常管理，董的工作重心轉向了政協（董在建國后連任了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為國家提出不少建議。

錦江飯店

例如，1953年董就向領導人當面提出，我國要大力發展旅游事業，“日本、瑞士每年的旅游收入，占國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我國天然的風景眾多，稍加修整便可開展旅游，這是一本萬利的事業”。領導人很贊同，但因剛解放，時機不成熟，暫未實行。

文革期間，董竹君含冤入獄，度過了五年牢獄生活，她對比了此前住過的國民黨的監獄和新中國的監獄，感慨“到底是解放了，監獄比之前干凈多了”。

改革開放后，錦江迎來了新的歷史契機，合并了上海多家老牌酒店，還開展了主題樂園、旅游交通、食品加工、金融投資等多元化的業務，成為中國文旅領域的領軍企業。后續又抓住連鎖酒店大發展的契機，取得跨越式成長，成為中國最大的綜合性旅游酒店企業集團——這也是任百尊等一代又一代錦江人在董竹君事業基礎上接力奮斗的結果。

這便是中國女性先鋒、傳奇女企業家董竹君的往事，和中國文旅領軍企業錦江國際集團誕生的故事。

作者｜王薪宇

設計 | Joe

圖片來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