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90年。我的文學教養最初不是從文學經典，而是從叛逆的“80后”作家的青春文學和殘酷成長敘事開始的，它們帶給我最初對“文學”的感覺，以及對于那個內在之“我”的確認。可以說，“青春文學”的故事里展現的少年人之間情感世界的錯綜雜纏，與那個剛剛開始步入青春期，初嘗“成長”之滋味，卻又不知怎么安放自己內心那些無名地變得莽撞、早熟、敏感、渴望交流和渴望被看見的自己之間，搭建起一座橋梁，能夠讓這些令自己也感到困惑不安的情感的突刺，有一個可以被寄寓、安放的地方，甚至那些作品里所描畫的青春的幽暗質地，亦形塑了我最初“看世界”的眼光，內化為我感知、體驗外部現實經驗的一種“元方法”。

我想，這樣一個堅固但實質上非常脆弱，甚至很容易隨著時代風尚的變易而被征用的內在主體，是居于青春文學最內核的那個東西。一方面，這樣一種堅固、不時也有些偏執的內在主體，是青春文學得以在21世紀初的文化政治場域得以成為一種力量的源泉的原因；但另一方面，“青春文學”所詢喚、所訴求的那個內在之“我”，也因過快被商業、資本和文化消費主義的崛起所收編，被征用為文化生產鏈條上的一個環節，喪失了其最初應對時代話語的先鋒性。“青春文學”所構造的那個內在之我遂逐漸變得空洞、矯揉，變成了一種單純形式上向內退避的姿態，喪失了應對社會問題與現實處境的那種切近性，因而逐漸失去了文學形式上的活力，被接踵而來的其他文化潮流所汰洗。

在青春文學之外，開啟我文學之路的另外一個通道，是大學四年所受的人文教育。我2009年入讀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在我本科四年學院偏“世界主義”和“純文學”的人文教育氛圍中再度獲得自我的啟蒙。但回頭檢視那段歲月，會發現那時所修的課程和所受的人文教育，包括那時學院的主流思想氛圍，是有一些征候性的。2010年左右，正值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這樣意味著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和“走向世界”的國家性事件開始產生影響的時候，人文學院內也充滿了這樣一種“世界主義”氛圍，這對那時的我來說，的確是非常新鮮的。但到了2011年，我進入大三，開始在中文系不同思想脈絡的老師的課程中，被帶領著閱讀了很多審美內在性并不那么突出，甚至需要硬啃左翼文學和革命文藝作品時，感受到把目光從“我”的身上開始移開，向外擴展，并努力尋求一些“整體性”的閱讀思路的魅力，也開始在課程的推進中逐漸意識到自己先前閱讀趣味的狹窄、眼光之局限，甚至產生一種文學青年不曾有過長進的羞恥、汗顏之感。也便是在大三開始，那個曾經頑固的自我開始了動搖，開始知道文學和現實、文學的內在性與外部世界的聯動是多么必要，現代主義的自我幽靈固然成全了一種完整的內在性，但它是封閉的，最后會走向自我的毀滅；而解構固然一時很帶勁，但建構可能才是更可持續的，也更困難。也是在這樣的思想動搖中，大三快要結束的時候，我給當時上中國當代文學必修課的老師寫信，向她表達了我在思想生長中正在經歷著的苦惱，和一些剛剛開始萌芽的反思。不承想，老師過了一周便回復了我：

“我很高興你對文學，‘純文學’‘純審美’有了新的想法，這個自我反思的過程很有必要，而且，你之前的那些執著的沉迷絕不會浪費，甚至是十分寶貴的，我見過很多從未‘沉迷’過的年輕人直接投入‘戰斗’，說實話他們的腳步走得并不穩，因為他們實在懂得不多，心靈和思維的余地不夠。”

這段話對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它揭示了一種辯證法，也就是如果一位求學者不曾有過對自我內在性的著迷，不曾有過對文學作品中那個內在之“我”感動或癡迷的過程，他們未來的文學研究很可能會缺乏一個錨點、根基不牢，因為他們從未真正有過自我沉溺的時期，而這個時期也許恰如學者竹內好分析魯迅思想覺醒的“回心”階段一般，看上去是向下的、陷落的，但其實反而是培育、鍛煉自己心性的一段時間。這段話亦講出了一種“常識”，即只有先“內”才能后“外”，先“審美”才能后“社會”，先“自我”才能后“他者”，而不是反過來。那種充分的審美性閱讀、對審美內在性的高強度的浸潤，會提供后續從社會、歷史、思想來反觀文學、研究文學更獨特的視角，這個由“內”出發的視角是不可讓渡的，才是文學和文學研究中最核心的東西。如果沒有這個東西，后續的文學研究很可能會很貧乏，很快淪為技術性的、千篇一律的學術生產。

2022年夏天，我博士畢業進入高校工作，上課成為我最日常地與文學打交道的方式，中間穿插著學生作業和論文的輔導、講座、座談、赴外講課和數不清的學術會議，創作量銳減。但好在有年輕人。自己因內部的各種問題導致的無法寫作所引發的困頓與焦慮，在一次次與年輕人面對面的交流、一堂堂真真切切的文學課上得到舒緩和忘卻，久違的成就感又找回來了。我在高校已經做了兩年半的一線教師，“文學”表達陣地的轉移，帶來了一種在高校生活中難得的、活生生的希望感，一種與年輕學生共同參與進“文學”的進程中的具身的幸福感。——這種珍貴的、其實仍不免短暫的幸福，將在最小單位的團結內，驅走全面籠罩生活的虛無。

（作者系同濟大學中文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