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向、橫向、綜合質證

刑事質證的三個維度

刑事案件的質證有三個維度：

對證據合法性、真實性、關聯性的縱向質證審查；

對證據與其他證據是否相互印證或矛盾的橫向質證審查；

對全案證據鏈條進行綜合性審查的綜合質證維度。

從證據之內到證據之外，從單個證據到多個證據，再到全案證據的綜合審查質證，三個維度對證據進行有效審查。

一、縱向質證維度

對某一項證據的審查，需要挖掘關鍵證據是否齊全、證據的取證程序是否合法、該證據的內在邏輯是否成立、證據能否證明待證事實等，層層遞進縱向審查該證據能否成為證明罪與非罪、罪輕罪重的適格證據。

（一）證據材料是否齊全

對證據的縱向審查，首先審查證據齊不齊全，關鍵的證據有沒有全部收集。如果關鍵證據缺失，則犯罪事實認定存在障礙，這是關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的關鍵問題，辯護律師應當及時審查。

案例：施某涉嫌搶劫罪案

公安機關指控施某入戶搶劫，并將被害人殺害。施某也供認其入戶實施盜竊，在被被害人發現之后與被害人扭打，將被害人勒暈并逃離現場，后被害人死在房間內。公安機關指控施某涉嫌搶劫罪。

案卷材料從表面上看是比較齊備的，八種證據種類應有盡有，基本符合證據的全面性。但是，辯護律師仔細審查證據細節發現，公安機關在將施某抓獲歸案第二天制作的“呈請拘留報告書”顯示：“施某被抓獲后，經提取指紋鑒定，與系統中被害人×××被殺害現場中提取到的犯罪嫌疑人指紋相吻合，據此認定施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呈請拘留。”

這就說明本案應當具有指紋鑒定意見書或者指紋比對中犯罪嫌疑人施某指紋的相關證據材料。然而，遍尋案卷材料，辯護律師也沒有找到指紋鑒定意見或者類似的證據材料。這就說明

本案現有材料中，缺少“呈請拘留報告書”中所描述的指紋鑒定或比對相關證據的材料。如果控方不能補充提供，則指控犯罪嫌疑人施某涉嫌搶劫罪，缺少關鍵證據。

（二）取證程序是否合法

證據的合法性，主要指的是證據的收集須嚴格依照法定程序進行。辯護律師審查證據的合法性，就是要審查證據的取證過程是否嚴格依照法定程序進行。如果取證程序違法，相關證據不具備合法性，應當予以排除，或不得作為定案根據，抑或不應被采信。

《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了很多取證程序不合法的情形以及取證程序不合法導致證據資格喪失或證明力削弱的不利后果。例如，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又如，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再如，詢問證人沒有個別進行的、書面證言沒有經證人核對確認的，證人證言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諸如此類，取證程序合法性審查，是刑事質證的重要內容。提出質疑取證程序合法性的質證意見，往往能起到很好的辯護效果。

案例：張某涉嫌組織、領導

傳銷活動罪案

公安機關將張某、財務劉某抓獲歸案之后，對劉某的辦公室進行搜查，扣押了劉某的76個U盤，其中裝載了大量的財務資料，這些財務資料是認定張某等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金額的重要證據。

辯護律師審查這些搜查筆錄發現，搜查過程僅有公安民警參與，張某、劉某均沒有在現場，也沒有見證人在場，筆錄中也沒有見證人、持有人簽名。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39條的規定，“在搜查的時候，應當有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屬，鄰居或者其他見證人在場”。第140條規定，“搜查的情況應當寫成筆錄，由偵查人員和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屬，鄰居或者其他見證人簽名或者蓋章。如果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屬在逃或者拒絕簽名、蓋章，應當在筆錄上注明”。辯護律師認為，本案查封扣押過程，沒有當事人在場，也沒有見證人在場，偵查機關如果沒有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則搜查過程不合法，搜查筆錄、扣押清單應當不得作為定案依據，搜查所扣押的相關證據亦不應作為定案依據。

（三）證據內容是否真實可信

證據雖然全部收集齊全、收集程序亦合法，但還需要審查證據內容的真實性。《民事訴訟法解釋》第104條第2款規定，“能夠反映案件真實情況、與待證事實相關聯、來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規定的證據，應當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在民事訴訟中，證據的內容是否真實可信、證據能否反映案件的客觀情況是質證、證據審查的重點。在證據審查標準、證明標準更加嚴格的刑事訴訟中，證據內容是否真實可信更是需要嚴格審查的事項。證據內容的真實性審查分為兩個部分：

其一，證據內容本身是否真實可信。偵查機關收集的證據并非全部真實可信，偶爾也會由于各種原因，產生證據內容失真的情況。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其內容必須真實可信。例如，不能確定辨認筆錄真實性的，辨認筆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電子數據有增加、刪除、修改等情形，影響電子數據真實性的，或者其他無法保證電子數據真實性的情形，則電子數據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控辯雙方對證據真實性有異議的，可以申請調查人員、偵查人員或者有關人員出庭作證。《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有很多諸如此類的規定，目的就是強調證據內容真實性審查的重要性。

例如，在張某涉嫌故意傷害罪案中，其中一份證言系同倉人員趙某的證言，雖然辦案機關是通過依法取證獲得趙某的證言，但是，該證言的內容是證人趙某與張某在同一個羈押場所談心期間所獲得的，屬于傳來證據，其真實性依賴于張某相關供述的真實性。所以，趙某的證言不能印證張某供述的真實性。即合法取得的證人證言，內容也不必然真實可信。

其二，證據內容能否反映案件真實情況。證據內容可能是依法取得、合法合規的，而且證據內容本身也是真實可信的，但是證據內容能不能反映案件的真實情況，仍是證據真實性的審查內容。

案例：王某涉嫌銷售

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案

公安機關查扣到某某注冊商標的手表40只，經過鑒定，該品牌手表的商標均為商標權人的注冊商標，并在注冊有效期內，從王某處查獲的手表上的商標與注冊商標權人的商標相同。公安機關委托價格認定中心，對該等假冒注冊商標的40只手表在價格認定基準日的商品（真品）市場零售價格進行價格認定，結果顯示涉案40只手表的（真品）市場零售價為40萬元。控方就此指控，王某的行為觸犯了《刑法》第213條之規定，應當以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雖然涉案的《價格認定書》是公安機關依法委托，價格認定機構依法出具的，《價格認定書》的內容也真實可信。但是，該《價格認定書》并不能反映案件真實情況，不能反映王某等人銷售金額的真實情況。被告人王某的這些產品確實屬于假冒產品，并非真品，但王某沒有以假亂真，而是明碼標價地銷售假冒手表，假冒手表的實際銷售價格為每只幾百元，而不是按照真品幾千元至幾萬元不等的價格銷售。為此，王某的家屬在辯護律師的建議下，積極尋找銷售記錄、客戶證言等證據，以證明涉案手表的真實交易價格每只僅幾百元。在該案中，證據本身真實、合法、可信，但并不能反映案件的真實情況，需要進行充分審查質證。

（四）證據能否證明待證事實

證據能否證明待證事實，即證據的關聯性問題。“證據的關聯性是采納該證據的前提條件，不具有關聯性的證據，在法律上不具有可采性。由于關聯性這一含義適用于所有所舉出的證據，因此，也滲透于訴訟的全部過程。”通常來說，證據的關聯性取決于證據該如何解讀，關聯性都是解讀出來的。實際上，審查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邏輯關系是否成立，就是審查證據關聯性的可行方法，具體來說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審查證據本身的內在邏輯、證據與其他證據之間的邏輯以及證據和待證事實之間的邏輯。

如果證據本身存在邏輯缺陷，或者在證據和待證事實之間存在邏輯缺陷，那么證據就不攻自破。在司法實踐中，除非取證程序違法影響事實認定，否則很難通過取證程序違法來達到有效質證的效果。然而，邏輯關系基本不會遭受質疑。邏輯關系是否成立、是否符合法律的三段論邏輯，是比較清晰明了的。

這種邏輯關系幾乎沒有自由裁量的余地，邏輯上存在漏洞，三段論邏輯就無法得出正確的結論。如果證明證據邏輯存在缺陷，那么該證據就存在硬傷，證據的硬傷是辦案機關審查證據時必須面對的問題。因此，如果證據材料本身在邏輯上站不住腳，或者證據材料不能證明控方所指控的犯罪數額、犯罪情節、犯罪狀態等，則犯罪事實的認定就存在障礙。

案例：張某等人涉嫌銷售

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案

公安機關指控張某等人在阿里巴巴網站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公安機關根據張某提供的網店賬號、密碼，提取了網站的銷售記錄。銷售記錄顯示，張某等人銷售與涉案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品交易金額為2500余萬元。于是，公安機關出具起訴意見書，指控張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2500余萬元。

在該案中，認定張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2500余萬元人民幣，最重要的證據就是銷售記錄表。對銷售記錄表的提取過程、制作過程、交接流轉過程等程序違法事項分析完后，辯護律師針對銷售記錄表與待證事實的證明邏輯關系，審查銷售記錄表究竟能否證明以下兩個事實：能不能證明張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的犯罪事實，以及能不能證明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金額為2500余萬元。

其一，銷售記錄中，大部分產品的初始銷售日期遠早于被害公司相關涉案商標的生效日期，將全部銷售記錄認定為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的銷售數額，于法無據。

對于銷售記錄的審查，辯護律師需要考察銷售記錄以及知識產權的保護期限和范圍。如果不在被害單位知識產權的保護期限和范圍內，則銷售記錄不能作為認定犯罪數額的依據。《商標法》第56條規定，“注冊商標的專用權，以核準注冊的商標和核定使用的商品為限”。因此，只有在核定的范圍和期限內，商標才受保護。辯護律師需要研究案涉的是哪幾個商標、分別是什么商標、哪個公司注冊的、是否處于有效期、注冊核定商品范圍，以及商標的相似度等情況，然后再結合銷售記錄進行分析比對。

辯護律師仔細核對銷售記錄涉及的所有商標，整理各條銷售記錄涉及的商標的具體信息，如注冊時間、有效期、核定商品種類等。核對之后，辯護律師發現，銷售記錄沒有區分商品上架時間和注冊商標專用權生效時間。銷售記錄表中，商標權人標注的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品，很多上架時間（開始銷售時間），遠遠早于商標注冊時間。這就意味著，這些產品在注冊商標生效之前就已經銷售的部分不在注冊商標的保護范圍內，不能認定為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銷售記錄表對這兩個時間未加區分，導致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的銷售數額錯誤。

例如，很多商標的有效時間是2018年12月21日至2028年12月20日。但是，涉案不同商品的上架時間、開始銷售時間是2013年至2018年不等。公安機關核定銷售金額時，將2018年12月21日之前的銷售全部認定為非法經營數額，是不對的。

其二，部分銷售記錄沒有圖片，不能反映是否為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因此，將這些銷售記錄都認定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的數額，于法無據。

銷售記錄對應已銷售的產品是否為侵權產品，需要考慮已銷售部分產品究竟是什么、有沒有侵犯知識產權。銷售記錄中的產品圖片就顯得非常重要。如果銷售記錄中沒有產品的圖片，就很難認定該條銷售記錄中的產品是侵權產品。

辯護律師審查發現，該網店的銷售記錄清單，并不能證明張某等人銷售了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這些網店銷售記錄清單，只有銷售的產品名稱和銷售數額，并沒有任何產品的圖片，已銷售產品實際上是什么樣式的、是否貼了假冒注冊商標等，都不確定，完全無法比對相關商標，無法確定已銷售產品是否為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因此，這部分銷售記錄不能認定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的記錄。這部分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銷售記錄對于證明張某等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的犯罪事實及犯罪數額，存在邏輯缺陷，這是銷售記錄等證據的硬傷，是辦案機關審查證據繞不過去的邏輯問題。于是，檢察機關將案件退查，要求查清楚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的銷售數額，公安機關對哪些銷售記錄是侵權記錄進行重新整理，并委托審計機構重新審計，最后犯罪數額大幅度降低。

二、橫向質證維度

證據與證據之間總是無法完全脫離關系的，在取證過程中，證據與證據之間往往關系緊密。如“物證、書證的發現，離不開現場勘查、檢查；物證、書證的提取，離不開搜查、扣押；物證、書證的確證，離不開辨認、鑒定。對物證、書證的審查，不可避免地涉及對上述各類筆錄和鑒定意見的審查”。而在證據解讀、證明力分析上，不同證據之間也會產生密切聯系，如不同言詞證據之間、言詞證據與物證和書證之間、物證與書證之間等。各種證據總是會產生關聯，要么相互印證，要么相互矛盾。

部分證據只需要審查該證據本身。例如，對一份傷情鑒定意見，只需要審查該鑒定意見的程序是否合法、適用標準是否正確、論證邏輯成不成立、鑒定時機是否符合規定、傷情與損傷程度意見是否匹配等，就可以審查得比較充分。

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大部分證據需要結合其他證據才能有效審查。例如，對于現場提取的指紋進行審查，就需要結合該指紋的提取筆錄、指紋鑒定意見等相關證據材料。

證據之間如存在矛盾，則在案證據是否“確實充分”存疑。在審查質證時，辯護律師需要比對證據與證據之間，能否相互印證、是否相互矛盾。例如，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辯解、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等言詞證據，是否存在前后矛盾的問題，言詞證據與書證、物證是否相互矛盾，證人證言與其辨認筆錄是否相互矛盾等，這就是橫向質證維度。

（一）證據之間是否相互印證

證據相互印證，是控方指控犯罪、裁判者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要求，“如殺人現場發現的煙蒂或毛發，通過鑒定或辨認證明該煙蒂或毛發為犯罪嫌疑人所用或所有，但僅此往往并不能證明犯罪嫌疑人就是兇手，相反只能證實嫌疑人在案發前、案發時或案發后曾到過犯罪現場。因此，是否能夠證實留下煙蒂或毛發的嫌疑人就是殺人兇手，還需要其他證據予以印證”。案卷各種證據是否相互印證，是辯護律師需要審查的事項。同時，尋找相互印證的證據來支持辯點，質證意見和辯護意見才更具有說服力。

案例：王某涉嫌尋釁滋事罪案

控方指控王某、付某、李某、劉某等人參與了發生在2015年6月18日15：02的尋釁滋事犯罪事實。2018年6月，公安機關將犯罪嫌疑人王某等人全部抓獲歸案，追究其尋釁滋事罪的刑事責任。

辯護律師審查該案的《受理報警登記表》發現，2015年6月18日15：02案發時，被害人曾經報警，公安機關也曾出警處理。《受理報警登記表》顯示，“報警人稱在某某路口遭到兩名男子威脅，影響報警人及其小孩的安全。民警出警到現場，盤查該兩名男子，發現是報警人的家公欠債所產生的糾紛，無發現其他違法行為，當事人無受到損失，對兩名男子口頭警告并責令檢討”。而此次出警的處理材料清晰表明，這兩名遭到警告的男子，是被告人付某和被告人李某。

很顯然，王某并沒有參與其中，這是王某進行無罪辯護的重要證據材料。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僅僅有這份證據材料支撐辯護意見，往往還不夠，缺少其他證據的印證。

于是，為了證明當時被告人王某沒有參與尋釁滋事、沒有作案時間，辯護律師讓王某的家屬去尋找案發時間段內，證明王某不在案發現場的證據材料。經過一番努力，王某的家屬找到了案發時間2015年6月18日王某的工作記錄，王某當天是正常工作狀態，工作內容是采購和送貨，有王某簽字的公司財務資料（送貨單）為證。由此可見，在案證據和辯護律師提供的卷外書證，就相互印證，充分證明王某沒有參與這一單尋釁滋事犯罪事實的作案時間。有多種證據的相互印證，質證意見和辯護意見的可信度、說服力大大提升。

（二）證據之間是否相互矛盾

證據內部、證據之間存在矛盾沖突是非常正常的現象。證據之間存在矛盾，則對該證據的證明力有消解作用。辯護律師需要審查證據之間有無矛盾，發現證據之間存在矛盾時，需要特別審查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解讀該證據矛盾對案件事實認定和定罪量刑的影響。

案例：李某涉嫌交通肇事罪案

李某是公職人員，事故發生時，李某和他的妻子在車上，車子是李某向其朋友王某借來的。事后李某的妻子供認其是開車的司機，李某并未開車。事發路段沒有監控錄像。被害人家屬認為開車的是李某，而并非李某的妻子。后李某被指控涉嫌交通肇事罪。

案卷材料中，涉案車輛的車主王某作為證人，接受調查形成詢問筆錄。詢問筆錄顯示，他將車輛借給了李某使用，交通事故發生之后，他接到電話才知道出了事故。

王某的證言本身沒有問題。但辯護律師發現，車主王某還對肇事司機李某進行辨認，形成了辨認筆錄。辨認筆錄內容顯示，王某辨認出李某就是借他的車駕駛，后發生交通事故的人。該辨認筆錄和證人證言是存在矛盾的，交通事故發生時，車主王某并不在案發現場，事后才得知案件情況，他無法確定交通事故發生時，開車的人是不是李某。在這個案件中，證人所作出的證人證言與辨認內容，相互矛盾，辨認筆錄不應采信。

三、綜合質證維度

《刑事訴訟法解釋》第139條規定，“對證據的真實性，應當綜合全案證據進行審查”。其實說的就是證據的綜合質證問題。認定犯罪事實成立，需要一條完整、閉環的證據鏈，某一個環節缺失，都可能導致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辯護律師需要對全案證據進行綜合質證，審查能否形成一條完整的證據鏈，是否有足以影響定罪量刑的證據缺失或漏洞。這就是綜合質證的維度。

（一）每個爭議焦點，綜合各種證據分析

每一個爭議焦點其實就相當于一個“小案件”，證明該事實，需要“證據確實充分”，否定該事實，亦需要大量的證據，往往并非單一證據就能認定或否定，需要綜合全案證據加以審查。如單位犯罪的證據認定問題，單位犯罪并不是單一證據能認定或否定的，需要多個證據綜合審查。

案例：王某等涉嫌銷售

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案

控方指控涉案的銷售金額為1700萬元。除了對犯罪金額的爭議，該案的另一個重要爭議焦點，本案是屬于單位犯罪還是自然人犯罪。

辯護律師審查認為，應該遵守證據裁判原則，綜合全案證據來審查認定，不能因為沒有證據證明該公司有銷售非侵權產品就認定該公司是單位犯罪。

其一，案卷材料中有一份證據是公安機關制作的銷售統計表，根據歷年來涉案公司銷售統計表，各種產品的總銷售額約2億元人民幣。該證據充分證明涉案公司的總銷售額是很大的，被指控為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的銷售金額只占有很小比例。認定單位犯罪有一條基本的標準：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因此，這份銷售統計表可以證明，涉案公司不是“主要從事犯罪活動”，指控的犯罪金額只是涉案公司銷售額的少部分。

其二，其辯護律師已經通過家屬搜集的公司銷售單據、授權書、聊天記錄等各種證據，證明除了涉案侵權產品之外，被告人的公司還銷售其他各種非侵權產品。這些證據材料，可以證明涉案公司除了指控的1700萬元涉嫌侵權的產品外，還有很多非侵權產品。由于銷售時間跨度長、銷售單據保留不完整，尋找這些非侵權產品的銷售單據材料難度很大。

由此可見，每一個爭議焦點都是全案犯罪事實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都相當于一個個“小案件”，都需要辯護律師在對全案證據進行審查的基礎上，進行綜合分析。

（二）全案罪與非罪，綜合全案證據分析

刑事案件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標準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不是單一證據就能夠加以證明的，幾乎沒有任何一份單一證據能夠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對于罪與非罪的問題，辯護律師要綜合全案證據，分析其能否證明案件事實、能否支持指控的犯罪事實。

案例：劉某涉嫌組織、領導

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案

本案其中一宗犯罪事實是搶劫。劉某被指控實施了一起搶劫案，當年劉某還在某個酒店打工，后來被辭退。被辭退后，酒店發生了一起搶劫案件，被告人劉某潛入××值班室后，持刀逼迫被害人交出財物，搶走了首飾、現金若干，后潛逃。被害人辨認劉某就是搶劫他的人。多年后，劉某因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被抓獲歸案。控方據此指控劉某已經涉嫌搶劫罪，應當以搶劫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對于這單搶劫犯罪事實，劉某矢口否認。辦案機關于是將劉某的指紋與當年在案發現場提取的指紋進行比對，發現案發現場提取到的指紋與劉某的指紋吻合。從全案證據看，該案的主要證據狀況是：被害人案發后的報案材料，證明發生了搶劫罪；被害人陳述認定作案人是劉某，但前后有明顯矛盾；劉某的供述否認犯罪；案發現場的勘驗、檢查材料，證明提取到了相關指紋；證人證言證明劉某曾經為該酒店員工；鑒定意見顯示案發現場提取的指紋與被害人比對成功。控方認為，現有證據足以認定劉某實施該搶劫犯罪的事實，該搶劫犯罪事實被作為劉某的個人犯罪事實。

被搶劫的值班室（案發現場）提取到了劉某的指紋，就能得出劉某系作案兇手的唯一可能嗎？其實，劉某曾經是該酒店的員工，案發前幾天才被該酒店開除。被告人曾在該酒店工作過，去過值班室，在值班室發現他的指紋，不足為奇，并不能得出劉某系作案兇手的唯一可能。被告人劉某否認犯罪，被害人的陳述前后反復，且明顯存在矛盾。劉某與被害人本身是認識的，案發前也曾到過案發現場。因此，從全案證據看，現有證據還不足以認定對被害人搶劫是劉某作案。最后，法院認定該宗搶劫罪指控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搶劫罪不成立。

賴建東律師

宋氏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重大刑事部部長

一直專注于刑事案件的辯護與研究。

代表作：《全流程辯護》、《全方位質證》、《刑事控告實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