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源：合肥市第四中學

書院，由私人或政府創辦，集藏書、教育、學術、祭祀等為一體多功能的文教場所。書院最早出現在唐代，由掌管圖籍的官方機構和私人書齋演變而來。隨著宋代理學的興起，逐漸成為正式的教育機構。你知道，合肥創辦最早的書院是哪所嗎？當前，較為廣泛的說法是——“廬州府學始建于唐朝會昌年間，宋朝時一度改為景賢書院”。廬州學宮始于唐代，是有跡可循的。至于“宋朝時一度改為景賢書院”，景賢書院與“廬州府學”的關系，恐怕值得商榷了。那么其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兒呢？

——編者按

三賢堂與景賢書院

景，日光也，大也。其古字形像高大的建筑物，故引申作動詞時，表敬慕、佩服之義。“景”與“賢”字組詞合一，即景仰賢德。賢者何人？元代著名文學家、史學家揭傒斯在《景賢書院大成殿碑記》中說的很清楚：“宋樞密副使給事中包孝肅公”“太子少保馬忠肅公”“敷文閣直學士王定肅公”，合稱“三賢”也。

· 揭文安（傒斯）像 ·

▲ 作者：明·孔蓮卿

“包孝肅公”無需多作介紹，包拯之英名，天下何人不知？“馬忠肅公”指馬亮，與包公同為合肥人，太平興國五年（980）進士，晚年以太子少保致仕。《宋史》曾評價他：“亮有智略，敏于政事”。而“王定肅公”指王希呂，此賢雖非廬人，但曾出知廬州，任上“修葺城守，安集流散，兵民賴之”，聲望可見一斑。

· 包公（拯）像 ·

▲ 來源：宋《包孝肅公奏議》

還是揭傒斯《記》，首句便揭露了一項重要史實：“元統元年，廬州之三賢堂賜額景賢書院。”也就是說，元統元年（1333），“景賢書院”正式定名，其前身為“三賢堂”。明代史料也有稱“三賢書堂”，同時亦出現了“三賢書院”的記載。“書堂”與“書院”雖僅有一字之差，但在現實意義中卻是大相徑庭。

· 元明時期廬州三賢堂與三賢書院記載一覽表 ·

▲ 制表：又心

從建筑來看，前者的“堂”通常指古代宮室正廳，即建筑群中某個單體建筑，而后者更多強調場所整體，甚至在“書院”中，還包含若干個“堂”。所謂“三賢書堂”，很可能為三賢書院的一部分。揭傒斯《記》還提到一座“夫子殿”。“夫子殿”即大成殿，通常為學宮或書院建筑體系的核心建筑，是祀孔的重要場所。

· 軒轅明堂圖 ·

▲ 來源：明《三才圖會》

說到學宮，首先就要提到廬州府學了，根據政區沿革，舊稱“州學”“路學”等，如《》文中所言，此學宮自唐代肇建以來，綿延千年而不絕，即便屢遭戰爭的侵擾，亦是興滅繼絕。有人稱“宋朝時一度改為景賢書院”，而宋代“景賢”尚未命名，且二者毫無關系，實在是無稽之談。

· 廬州學宮 ·

▲ 攝影：鼓樓君

三賢書院應與合肥縣學有關，其肇始亦頗有爭議。一說“元至元間建”。至元四年（1338），廬州路同知拜住“改作”夫子殿，并非始建。一說“宋淳熙中郭振遷于三賢書院”。此時一“賢”王希呂尚在人世（除非即生祠），而郭振為乾道五年至六年（1169~1170）間在廬州任職。就時間上而言，是無法匹配的。

· 王希呂傳 ·

▲ 來源：《宋史》

有人還稱縣學“舊在威武門外”，尚屬孤證，且不知其根據，需另行考證了。三賢書院之肇建，應晚于王希呂的生活年代。王希呂生卒年不詳，淳熙四年（1178）知廬州，翌年應召赴京。據《嘉興府圖記》：“嘉定間，吏部尚書王希呂致政還家”，時間即設定在嘉定年間以后，按上述邏輯，縣學遷入亦在此時間之后。

· 南宋名臣王希呂任職經歷一覽表 ·

▲ 制表：又心

當然不排除——宋末元初在合肥縣學（一說興化寺）舊址創立三賢書院的可能。但在揭傒斯《記》中，既未提“縣學”，亦無“三賢書院”，使得此事疑團重重。苦于宋元史料的稀缺，當前能做的推測也僅限于此了。總而言之，景賢書院始于元統元年，是合肥地區最早的書院，這些是目前可以確信的史實。

· 明道書院之圖 ·

▲ 來源：宋《（景定）建康志》

從景賢書院到合肥縣學

“三賢書院”爭議的主要原因，即未見于宋代史料文獻。相比之下，“景賢書院”的存在，便是有憑有據了。重建后的大成殿，面闊4間，東西長30尺有余，深亦如之，基高4尺，殿高為其7倍，即21尺。殿前設欞星門，殿后新建講堂4間，大殿兩翼——東室祭祀包拯，西室祭祀馬亮、王希呂，合稱“三賢祠”。

· 揭傒斯《景賢書院大成殿碑記》 ·

▲ 來源：明《（萬歷）廬州府志》

景賢書院為官辦書院，曾得到廬州路總管三寶及各屬官的大力支持。書院煥然一新后，“增廣弟子員”，其運營逐漸步入正軌……除揭傒斯《記》闡述了書院創設及興建的全過程外，元人陳旅《安雅堂集》還提到，揚州盛克明曾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全公推薦為“廬州之景賢書院山長”，這是目前唯一可考的景賢書院山長。

· “廬州之景賢書院山長”（《送盛克明貳泰州稅使序》） ·

▲ 來源：元《安雅堂集》

明洪武二年（1369），詔令天下建學。不久，合肥知縣張義即在景賢書院的基礎上，重建合肥縣學。新縣學建筑群中軸線較舊書院偏東，并將后者囊括于內。同時，書院的教學功能被縣學接管，其祭祀功能則繼續保留。正統二年（1437），廬州知府揭稽又將書院附屬的三賢祠遷建至府學，改為“五賢祠”。

· 廬州府治之圖（附注包公紀念建筑） ·

▲ 來源：明《（萬歷）廬州府志》

三賢祠雖已遷離，縣學附祀包拯未變，仍設景賢書院內。嘉靖十二年（1533），景賢書院被改為“啟圣祠”，主祀孔子之父叔梁紇。為延續包公崇祀傳統，在高汝行、王松兩任知府的推動下，擇原址附近空地重建書院，亦稱包公祠。按禮制，每年祭期為春秋祭孔日（二月、八月上旬的丁日）的第二天。

· “景賢書院”（《肥邑儒學圖》） ·

▲ 來源：明《（萬歷）合肥縣志》

明代的合肥縣學

自洪武二年（1369）重建后，縣學又歷經了李肅、方偉、史濡、陸淵、周機、馬金、董執中、張正學等歷任知府、知縣的建設，建筑體系逐步健全，規模亦得到極大的拓展。特別是景泰二年（1451）“廬鳳諸郡大饑”。在此困難狀況下，知府史濡以“都督王珪宅”換取了縣學的“益大其規”，足見官方重視地方文教。

· 明代合肥縣儒學建設情況一覽表 ·

▲ 制表：又心

明代合肥縣學，學宮正中為大成殿，兩側為東西廡。嘉靖十年（1531）改稱“先師殿”，撤去孔子像，設木主神位。殿前為戟門，即儀門，門前為泮池和橋，橋前為欞星門，門前設云衢坊，門東設學門。殿后為明倫堂，兩側設碑亭。堂后為尊經閣，后改為聚奎閣。閣后為敬一亭。以上為中軸線布局情況。

· 肥邑儒學圖 ·

▲ 來源：明《（萬歷）合肥縣志》

學門內有一座井亭，舊名“第一泉”，傳為包拯舊跡。萬歷元年（1573），知縣胡時化為之題名“包公井”。再看明倫堂，堂東為進德齋，堂西為修業齋，兩齋后各有號房十間。西齋西為教諭宅，東齋東為訓導宅，皆為學官衙署。另設神庫、饌堂、吏廨及原景賢書院體系建筑（啟圣祠、包公祠、名宦祠、講堂）等。

· “包公井”（《肥邑儒學圖》） ·

▲ 來源：明《（萬歷）合肥縣志》

崇禎年間，張獻忠自鳳陽揮師南下，數次攻打合肥，合肥縣學在戰火中淪為廢墟。據戰后統計，“惟正殿、明倫堂、尊經閣僅存，墻垣俱圮”，原景賢書院體系建筑皆無存，不久人們即在基址上蓋起了民房。清順治三年（1646）后，訓導蘇紹軾、教諭宰維翰、知縣方象璜、知府杜立本等相繼修繕了現有建筑。

· 合肥縣學圖（附注景賢書院舊址） ·

▲ 來源：清《（雍正）合肥縣志》

啟圣祠尚未恢復，暫設尊經閣內祭祀。康熙四十四年（1705），教諭鐘于序改建在尊經閣后。五十九年（1720），知縣王作梅將名宦祠、鄉賢祠（即原包公祠，不存，遂改包公書院為包公祠）移建至泮池橋兩側。乾隆四十四年（1779），知縣劉昆將節孝祠自孝義巷移建至義路西。另在禮門東新建忠義孝悌祠。

· 清代的包公祠 ·

▲ 來源：清《（光緒）香花墩志》

縣學中軸線建筑布局大體未變，自南向北分別為欞星門、泮池橋、戟門、月臺、大成殿、明倫堂、尊經閣、崇圣祠等。其中，欞星門前兩側各有一座下馬碑，過大街有牌坊；戟門兩側有更衣亭、省牲所；大成殿兩側有兩廡、東西掖門屋；明倫堂兩側有教諭宅、訓導宅，又設禮門、義路，即殿后東垣門、西垣門，等等。

· 合肥縣學宮圖 ·

▲ 來源：清《（嘉慶）合肥縣志》

近代以來

景賢書院的“繼承者”——

合肥縣學又發生了什么？

其舊址究竟在今何地？

欲知后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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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淝南居士

? 素材來源 | 《包孝肅公奏議》《宋會要》《南宋館閣存錄》《南宋館閣續錄》《吳郡志》《會稽志》《建康志》《宋史》《安雅堂集》《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南畿志》《嘉興府圖記》《三才圖會》《廬州府志》《合肥縣志》《續文獻通考》《匯輯輿圖備考全書》《古圣賢像傳略》《香花墩志》及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基本古籍庫、中國方志庫、日本內閣文庫、猶他家譜學會、湖北省圖書館、合肥市圖書館、合肥市第四中學、鼓樓君、 往期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