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時代下,人們將上班賺錢自嘲為“牛馬”,這種集體情緒的背后,是資本高度集中、勞動異化加劇、個體價值被壓縮的現實。若將這一現象置于五千年歷史長河中對比,最貼近的并非某一具體朝代,而更像是多個歷史階段的“復合態”——既有封建時代的人身依附性,又有工業革命初期的剝削性,同時夾雜著后現代社會的精神虛無感。
一、與歷史階段的類比
1.秦制之影:高強度集體勞役
秦朝“黔首”與當代“打工人”
秦朝推行嚴苛的“編戶齊民”制度,百姓被迫參與長城、馳道等巨型工程,賦稅徭役占收入的三分之二(《史記》載“收泰半之賦”)。當下“996”“大小周”工作制下,部分勞動者的時間、精力被系統性榨取,月薪看似體面,但換算時薪后甚至低于古代短工。兩者的共性在于:個體的勞動成果被權力或資本以“宏大敘事”的名義征用,秦代是“大一統帝國”,當代則是“經濟增長”“福報論”。
人身依附的變形
秦代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現代人則被房貸、社保、學區房等“軟性鎖鏈”捆綁。表面自由擇業,實則一旦脫離職場軌道,便面臨斷貸、斷保等生存危機,與秦代“脫籍者斬”的威懾異曲同工。
2.明清流民潮:無根化的漂泊感
失去土地的農民vs.城市“新窮人”
明清因土地兼并加劇,大量農民淪為流民,涌入城市成為手工業者或苦力(如《醒世姻緣傳》中描述的“浮食奇民”)。如今,年輕人離開鄉土涌入一二線城市,成為“租房一代”,收入大半用于支付房租和消費貸,陷入“工作-消費-負債”的死循環。兩者都處于**“無恒產者無恒心”**的懸浮狀態,缺乏安全感。
“內卷”與“馬爾薩斯陷阱”
明清人口爆炸導致人均資源銳減,底層為謀生競相壓價(如江南織工“日值銀三分”);當代職場“35歲危機”“學歷通脹”同樣源于勞動力過剩下的惡性競爭。不同的是,古代是生存資料的內卷,現代則是發展機會的內卷。
3.19世紀歐洲工業革命:異化勞動的復現
血汗工廠與“算法囚籠”
19世紀英國工人每日勞作14-16小時,童工死亡率高達25%(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如今,外賣騎手困在系統算法中,程序員為“OKR”熬夜猝死,表面是“自由職業”,實則被數字技術深度監控。馬克思所言“工人變成機器的附屬品”,在算法時代進一步升級為**“數據牲人”。
階級固化與“鍍金時代”
19世紀末美國“鍍金時代”,1%的富豪掌握半數財富,普通人通過奮斗改變命運的機會渺茫;今日“寒門難出貴子”“階層固化”的焦慮,與之高度相似。社交媒體營造的“精致生活”假象,恰如當年洛克菲勒的慈善秀,掩蓋了尖銳的社會矛盾。
二、當下時代的獨特性
1.精神虛無:比古代更深的荒誕感
古代農民雖苦,但宗族、信仰(如“善惡有報”)提供意義感;現代人在消費主義與績效主義夾擊下,陷入“空心病”。《人類簡史》指出:“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富裕,卻也比任何時候更焦慮。”短視頻、游戲等短期快感成為麻醉劑,恰如《美麗新世界》中的“嗦麻”。
2.技術賦權與奴役的雙刃劍
互聯網看似賦予個體發聲權,實則平臺通過“信息繭房”馴化思維;靈活用工模式鼓吹“為自己打工”,實則將風險全部轉嫁給勞動者(如滴滴司機無社保)。技術本可解放人力,卻因資本邏輯反成枷鎖。
3.全球化的悖論
秦代勞役限于中原,明清流民不出九州,而今天“牛馬感”是全球資本主義鏈條的結果:東南亞工人組裝iPhone,中國程序員為硅谷公司寫代碼,非洲礦工挖鈷礦供新能源車……“牛馬”不再是一國一地的命運,而是系統性的全球剝削。
三、歷史的啟示:出路在何方?
秦制的教訓:嚴刑峻法無法解決根本矛盾,陳勝吳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吶喊,提醒當下需警惕系統性不公的爆發。
工業革命的救贖:歐洲通過工會運動、福利制度緩和矛盾,說明制度性改良的必要性。
技術倫理的重構:借鑒道家“天人合一”思想,讓技術服務于人的解放而非異化,如推行“全民基本收入”(UBI),剝離生存壓力與勞動捆綁。
當下時代是“秦制效率+資本邏輯+技術異化”的混合體,比任何單一歷史階段更復雜。若說像那個時代,它更像是“所有剝削形態的集大成者”。但歷史也證明,壓迫愈深,覺醒愈切——從秦末農民起義到歐洲工人運動,再到今日“躺平”“反內卷”的亞文化抵抗,“牛馬”終將在斗爭中改寫自己的人生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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