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伐紂滅商后為鞏固統治推行分封制，將王族、功臣及先代貴族分封至各地建立諸侯國。

周天子作為 “天下共主”，擁有冊封諸侯、主持祭祀、調遣軍隊的最高權力，諸侯則需履行朝貢、隨軍作戰等義務，

這種以宗法血緣為紐帶的制度在西周初期有效維護了中原地區的穩定。

周成王時期，周公旦制定禮樂制度，明確諸侯等級序列與權力邊界。

此時的周天子擁有王畿千里之地，控制著關中、河洛的核心區域，經濟上壟斷青銅器鑄造，諸侯沒有實力和周天子抗衡，只能俯首稱臣。

然而隨著犬戎攻破鎬京，周平王東遷洛邑，史稱東周。

此時王畿僅剩洛陽周邊約六百里，經濟依賴諸侯進貢，軍事力量銳減至不足三萬，周平王開始向鄭國求取糧食。

諸侯不再嚴格遵守朝貢周期，周王朝岌岌可危。

春秋時期，諸侯勢力不斷膨脹，當時諸侯對朝貢之事多有輕視，朝貢甚至淪為霸主發動戰爭的借口。

例如楚國由于未進貢包茅，便被齊桓公列為征伐楚國的理由，再者，諸侯們還通過掌控朝貢路線來獲取利益。

鄭國位于中原地區，在晉楚爭霸的局勢下成為了極為關鍵的朝貢樞紐，鄭國不得不在晉、楚兩國之間反復納貢。

這也進一步加劇了諸侯之間的競爭與沖突，使得春秋時期的政治格局復雜多變。

晉文公重耳在城濮之戰勝利后邀周襄王會盟于踐土，這種尊王表象之下是諸侯對中央權威的蔑視和消費。

而晉文公進一步將王畿土地賞賜功臣，削弱周天子的經濟基礎，形成“王綱解紐，霸政代興”的局面。

春秋時期的戰爭多為爭霸，諸侯在擴張中建立中央集權制度，與周王室的分封制完全不同。

例如秦國推行郡縣制，廢除世襲貴族，實行軍功爵制，齊國則設立稷下學宮，招攬人才改革內政。

公元前249年秦莊襄王滅東周國，延續八百年的周王朝正式終結。

西周推行井田制，天子直接掌控核心區域的土地，諸侯受封的土地名義上屬王室所有，需定期向天子繳納貢賦。

但進入春秋時期，大量“私田”在井田之外被開墾，土地私有制開始萌芽。

公元前594年，魯國推行“初稅畝”，齊國則實施“相地而衰征”，按土地肥瘠分級征稅，諸侯通過稅制改革將私田納入財政體系，逐步擺脫對王室的經濟依賴。

戰國時期，各國變法進一步打破井田制的束縛，與此相伴的是地方行政制度的革新。

郡縣制取代分封制，諸侯在領地內直接任命官員、征收賦稅、統轄軍隊，形成中央集權雛形。

秦國設立郡縣后，地方財稅直接歸入國府，不再經過卿大夫層級，王室對諸侯的經濟控制徹底失效。

這一時期，諸侯政權通過土地制度與行政體制的雙重變革，完成了從宗法分封向集權國家的轉型，地方政權的集權化趨勢加劇。

當時儒家還主張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試圖恢復周禮，法家則與之形成抗衡，強調集權強國，商鞅、韓非的理論成為諸侯改革的指導思想。

這也反映出戰國時期實用主義對宗法倫理的取代，為秦統一后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而從西周的 “天下共主” 到戰國的 “七雄爭霸”，諸侯與中央的關系經歷了從依存到對抗再到超越的轉變，這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從分權走向集權的必然過程。

可見諸侯爭霸雖然帶來戰亂，卻為中央集權制度積累了治理經驗。

秦滅六國后建立的郡縣制正是對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割據的借鑒，標志著“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的最終確立。

參考文獻：

《左傳》

《中國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