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dāng)初，在桂林混過幾年，在桂林王城那塊沒少去，在三個城門洞下穿來穿去，對于門洞上的“三元及第”，“狀元及第”，“榜眼及第”不說熟悉，那看著也眼熟。一直以為，這三個“及第”只是為了宣傳古代桂林故事，彰顯桂林地方人文歷史而已。

而且還在好奇，傳統(tǒng)不是“狀元及第”，“榜眼及第”，“探花及第”嗎？為什么沒有“探花及第”，反而“三元及第”。

但隨著書看多了，才知道，其實(shí)桂林王城的幾個“及第”門，背后的故事可沒那么簡單。

原來古代科舉中的“及第”，最牛嗨的是“三元及第”，是一直考第一的存在，桂林王城可能是因?yàn)檫@位置鄰近的城門只有三個，并且清代廣西科舉成績最好的幾個人，正好就在這三個“及第”中，就沒有“探花及第”了。

現(xiàn)在的桂林王城，即是明代靖江王府，是明代朱氏王朝的蕃王府之一，也是現(xiàn)在保存城址較為完整的蕃王府，按傳統(tǒng)規(guī)制來說，是進(jìn)入桂林王城重要的正面入口有三個：

南門端禮門，又稱正陽門；西門遵義門，又稱西華門；東門體仁門，又稱東華門。

靖江王府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繁華二百余年后，朱家王朝被清朝取代，王府自然就沒落了，建制沒有了，但這么大一片王城舊地不可能荒著，作為當(dāng)時的省會，在清順治十四年（1657年），明代靖江王城被改為貢院，這就是一段很復(fù)雜的歷史了。

簡單說，這里就成為一個科舉教育部門用地。也正是科舉教育用地，自然就有一定的相關(guān)改建。

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為了鼓勵往來省城的各地學(xué)子，也為了紀(jì)念桂林所取得的科舉成績，由當(dāng)時桂林著名的人物唐景崧，曹馴籌建，把三個城門改造成“坊”，在三城門頭分別刻下“三元及第”，“狀元及第”，“榜眼及第”三組碑刻。

一方面，在古代，桂林城在廣西有著特殊的地位，是廣西的經(jīng)濟(jì)，文化，政治中心，自然的，這里的科舉學(xué)子“近水樓臺”，能接觸到最好的教育資源，也形成最好的教育氛圍，加上當(dāng)時的政策傾斜，所以，這周邊的科舉成績才可以說是“全省之最”，是全省科舉學(xué)子最多的地方。

最為熟知的就是科舉時代廣西十位狀元（有不同說法），有八個是和桂林地界有著緊密的關(guān)系，這些談?wù)摼投嗔?，所以，正陽門“三元及第”，東華門“狀元及第”就是指這些人物的。

再一方面，王城這里是貢院，每到鄉(xiāng)試，全省各地的學(xué)子都會聚集到這里，把貢院周邊改造建設(shè)，也是為了讓遠(yuǎn)道而來的學(xué)子們感受下氛圍，接受下激勵。

那“榜眼及第”，也不是只是為了湊數(shù)，找建筑上的對稱，也是有所指的。

現(xiàn)在能查到的在科舉時代的廣西籍榜眼，有三人，都是臨桂人（今桂林人）。一唐代的裴偕，二明代呂調(diào)陽，三清代于建章。

桂林王城里的“榜眼及第”指的就是清代的這個于建章。

常言道：萬事講第一，無論是正數(shù)還是倒數(shù)。這里和科舉也是這樣的，狀元講得多，而其他名次的則相對少。那這個榜眼于建章，有什么好說的呢？細(xì)細(xì)查來，單就科舉成績來說，他可不是來湊數(shù)的。

清同治帝在位十三年，一共考了六科殿試，其中五次的一甲（狀元，榜眼，探花）都是漢人，唯有清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最例外，這科狀元，探花都是旗人，榜眼為漢人，這就是于建章。

在那個封建時代，由于各種歷史原因，各民族間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隔閡，對于人的身份，出身，族屬是有著很多的非議的，所以狀元，探花都是旗人的情況下，人們就把“榜眼”單擇出來，出現(xiàn)了“漢人第一名”的說法，簡單說，就是指他才是“第一名”。

這就成為話題了。

于建章的人生經(jīng)歷其實(shí)并不算出彩，中了“榜眼及第”，可以說是他的人生高光了。

他成長于一個動蕩的時代，那時的廣西剛經(jīng)歷了太平天國，到咸豐時，各地會匪，黨匪鬧得正厲害。很多地方的科舉教育都出現(xiàn)了停滯，個人家庭也多有變故，據(jù)考證，清代共舉行112科科舉，廣西缺考十二科，其中多集中在這一時期。

在咸豐七年（1857年），他的父親于樹本在象州做學(xué)正，但由于天地會的大成國事件爆發(fā)，于樹本隨官府退到梧州府城，后梧州府城被大成國攻陷，攻防間于樹本不幸身死，由此于建章失去了父親。

據(jù)說正是喪父之痛的打擊，于建章因此大病一場，落下了病根。

同治年后，地方時局相對平穩(wěn)，科舉鄉(xiāng)試，會試相繼恢復(fù)，在同治四年(1865年)，于建章進(jìn)京趕考乙丑科會試，最后殿試中榜眼。

歷任翰林院編修、貴州鄉(xiāng)試副考官、山西學(xué)政、山東學(xué)政等職，主持各地學(xué)務(wù)。但正當(dāng)他仕途正順的時候，同治九年（1870年），他母親病逝，按制他得回家丁憂。

在家守喪期間，不幸“舊疾復(fù)發(fā)”，從此身體每況日下，最后沒熬過同治十三年（1874），病逝了。

正是如此，他只出仕五六年，本有大有作為之運(yùn)的，最終沒能一展才能，于是，歷史對他也就沒有過多的記述了。

史籍有評：人多惜之。

光緒二十七年，為表彰地方科舉，唐景崧、曹馴等人籌備，把清之一代科舉之佼佼者，“三元及第”陳繼昌，“狀元及第”龍啟瑞，張建勛，劉福姚，“榜眼及第”于建章，“立坊念之”。

這才有了今天桂林王城的三個“及第”門的說法。那這三個“及第門”是如何建設(shè)起來的呢？請看后續(xù)文章《廣西人文：閱不盡的桂林王城——王城三組“及第”碑刻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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