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世界政黨研究名著譯叢”在抖音平臺熱賣，好評如潮。繼《寡頭統治鐵律》《政治、政黨與壓力集團》《民主與政黨組織》《為什么政黨是必要的》之后，法國著名政治學家莫里斯·迪韋爾熱經典之作《政黨論》即將震撼上市！

為什么說現代政黨的真正權力不體現在投票箱里？

兩黨制是否意味著權力壟斷？多黨制就意味著更加民主嗎？

新書《政黨論》從政黨組織、成員、領導人，以及政黨數量、實力對比、聯盟關系的類型學描述入手，通過實證研究，建構了一套觀察政黨本質、功能及其與政治制度互動關系的理論框架，揭示了政黨作為現代民主核心載體的復雜本質。

本書提出的“迪韋爾熱定律” ——“簡單多數選舉制催生兩黨制，比例代表制催生多黨制”，論證了選舉制度對政黨制度的結構性塑造，成為政治科學的經典理論。

作為20世紀極具影響力的政治學著作之一，本書的價值不僅在于其開創性的理論建構，更在于其持久的現實解釋力。本書提出的政黨官僚化導致其與選民疏離對黨內民主的探討以及對一黨制進步性的辯證分析，為理解當代政治現象提供了關鍵視角。

直到今天，本書關于政黨與民主復雜關系的深刻洞見，仍然指引著我們思考現代民主政治的本質與未來。

摘自《政黨論》，有刪減

文 | [法] 莫里斯·迪韋爾熱

圖 | Unsplash

也許沒有必要在此提醒讀者，本著作中的描述都是臨時性和假設性的，往往是基于過于有限和粗略的文獻資料，因而無法得出明確的結論。我們常常不得不勾勒出想象的線條，將散落在黑暗中的幾個亮點連接起來：由此得出的模型所提供的概念，只是對于現實的高度接近[或許可以稱之為政黨學(stasiologie)]。盡管如此，一些普遍現象似乎或多或少是成立的，并且從中可以得出一些一般性結論。

反對政黨制度的人也會在這本書中找到很多彈藥。政黨組織當然不符合正統的民主理念。它們的內部結構本質上是專制和寡頭統治的：哪怕只看表面，也能發現其領導人并非真正由黨員任命，而是由中央機構指派或提名；他們往往形成一個與活動分子相隔離的統治階級，一個或多或少具有排他性的種姓。即使他們是通過選舉產生的，黨的寡頭統治也會擴大，而不會變成民主，因為這類選舉是在黨員中進行的，與在大選中投票給黨的人相比，黨員只是少數。必須進一步論證：即使政黨由議員領導，認為它們是民主的也是一種幻覺。因為選舉本身很難反映民意的真實情況。政黨創造民意，也代表民意。政黨通過宣傳形成民意，它們將預先設定的模式強加于民意：政黨制度不僅是民意的反映，也是外部技術因素(如投票程序)強加于民意的結果。與其說政黨制度是民意的寫照，不如說民意是政黨制度的投射。

政黨的總體發展傾向在于其日益增長的中央集權偏離了民主制度。日益集中的權力一方面越來越削弱黨員對領導人的影響力，另一方面進一步加強領導人對黨員的影響力。選舉程序在領導人的任命中逐漸失去了地位：過去，指派或從上層提名的做法一直被低調地掩蓋著，現在卻被部分地寫人黨章，有時還被大肆宣揚為進步的標志(在法西斯政黨中)。縱向聯系的發展以及由此產生的封閉空間限制了基層的行動自由，擴大了高層的影響范圍；這使得對黨員的嚴格管控成為可能，從而可以防止任何獨立于中央的舉動，并維護嚴格的正統觀念。通過這些物質手段和更大力度的宣傳和教育，黨員的紀律得到了加強，黨員對黨及其領導人產生了崇敬之情，并相信他們是絕對正確的：批判的態度讓位于崇拜的態度。議員們也被迫服從，變成了由黨的領導人控制的投票機器。這樣，就出現了封閉的、紀律嚴明的、機械化的機構，出現了龐大僵化的政黨，它們的組織形式從表面上看與軍隊相似，但它們的組織方法具有無限的適應性和高效性，因為它們是建立在思想訓練而非身體訓練的基礎上的。它們對人的控制力得到加強：政黨變得全權化。它們要求其成員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它們提供完整而終級的宇宙哲學。狂熱、信仰、熱情和不寬容是這些現代教會的規則：黨派斗爭變成了宗教戰爭。

但是，沒有政黨的制度會更令人滿意嗎？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如果候選人在選民面前以個人身份亮相，而選民卻無從真正了解他們的態度，那么民意是否會得到更好地代表？如果政府面對的只是分散的個人而不是政治團體，自由是否會得到更好地維護？

我們現有的民主概念完全是人造的，這個概念是由法學家根據18世紀的哲學思想制造出來的。“民有、民治的政府”，“屬于全體國民的、由其代表來治理的政府”，這些都是喚起人們的熱情和創造雄辯論述的漂亮詞句，空洞無物的漂亮詞句。從來沒有人民能夠自己管理自己，將來也不會有。所有政府都是寡頭統治的：這必然意味著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盧梭——他的評論者們忘記了要閱讀他的著作——非常清楚這一點：“從嚴格意義上講，真正的民主從未存在過將來也不會存在。多數人統治，少數人被統治，這是違背自然法則的。”人民的意志是深深的無政府主義：他們想為所欲為。他們模糊地認為政府是必要之惡：他們對政府的本能態度是敵視。阿蘭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自然沖突進行了精辟的分析。所有的政府都意味著紀律。所有的紀律都是從外部強加的：“自律”本身就是教育的結果，而教育意味著先有外部紀律，而且教育的作用總是非常有限。政府與約束密不可分，顧名思義，約束是外在于被約束者的。人民不會約束自己，而是被約束的；人民不會統治自己，而是被統治的。宣稱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約束者與被約束者的同一性，是證明讓后者服從前者的一種令人刮目相看的方式。這是純粹的抽象和語言的戲法。

真正的民主是另外一回事，它更適度但更真實。它首先被定義為“人民和各階層人民”的自由，正如《1793年憲法》制定者所言。這不僅是那些因出身、財富、地位或教育而享有特權的人的自由，更是所有人的真正自由，這意味著一定的生活水平、一定的基礎教育、某種社會平等、某種政治平衡。馬克思主義對名義自由和實際自由的區分只是部分正確；誠然西方政權承認的政治自由對大部分群眾來說仍然只是一種形式，因為他們缺乏適當的生活水準、適當的教育、社會平等或適當的政治平衡。然而，它們有可能成為真正的自由：一開始就壓制它們是沒有意義的。對當代政治現象的研究揭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在物質文明達到一定程度、生活水平達到一定程度的國家(歐洲、北美、英國和白人自治領)，自由與政黨制度是并行不悖的。在19世紀，只有經濟和金融力量才擁有新聞媒體、信息和宣傳技術以及組織選民的手段，當時并不存在民主；只有政黨，特別是工人階級政黨的興起，才使得全體人民在政治事務中進行真正的、積極的合作成為可能。即使是全權主義政黨，在某些國家也為民主的存在做出了貢獻：在法國和意大利，壓制全權主義政黨有可能(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加強保守派的力量，從而破壞確保每個“人民的階層”享有最低限度自由的平衡：不止一個政黨的存在既是這種平衡的根由，也是這種平衡的反映。

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仍然較低的國家(亞洲、非洲、南美洲)，不再有這種并行不悖。這些國家的政黨流于形式：敵對派別爭奪權力，把選民當作軟面團隨意揉捏；腐敗蔓延，特權階級利用這種情況延長自己的統治。在某些情況下，單一政黨可能會成為群眾的第一個組織，使他們逐漸獲得一些政治訓練；它所產生的威權政權可能會壓制各種形式和狀況的封建制度，并為未來政治自由的發展創造必要的經濟和社會條件。然而，過渡政權的結構必須以不破壞以后自由發展的一切希望為前提。

與此同時，這種制度還能形成一個從人民中產生的統治階級，以取代舊的統治階級。在這個問題上，多黨制和一黨制是一致的。政黨的深層意義在于，它們傾向于創造新的精英，這就恢復了代表概念的真正含義，也可以說是唯一真正的含義。所有政府本質上都是寡頭統治，但寡頭的出身和受到的訓練可能截然不同，這決定了他們的行動。“民有、民治的政府”這一提法必須被“民有、從人民中產生的精英統治的政府”所取代。一個政權若不存在政黨，將必然確保通過出身、財富或地位選拔出來的統治精英永久延續：平民若想躋身寡頭統治集團，必須付出巨大努力掙脫其原生階層；與此同時，在中產階級教育的階梯上不斷攀升，并最終與自己原來的階級斷開聯結。一個政權若不存在政黨，必然是一個保守的政權。它與依據財產獲得選舉權的邏輯相契合，或者說，它試圖將非民選領導人強加于人民來削弱普選，它比政黨制度更遠離民主。從歷史上看，政黨誕生于人民群眾真正進入政治生活之際：它們提供了必要的組織架構，使群眾能夠從自己內部培養精英。左派的政黨總是比右派發達，因為左派總是比右派更需要政黨。壓制政黨是右派癱瘓左派的一種令人刮目相看的方式。那些反對左翼干預政治生活、反對活動分子支配議員、反對國會和委員會支配議會的傳統抗議，沒有考慮到過去50年的重大發展，即部長和議會的正式性日益凸顯。過去，部長和議會只是私人、金融和經濟利益集團的工具，而今天，它們已成為政黨手中的工具，在這一發展過程中，群眾型政黨的地位日益重要。這種轉變代表著民主的進步，而不是倒退。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不將一黨制與多黨制相比較，而是將其置于適合自身的專政框架內加以考慮，那么它本身就是一種進步。與加強封建專制的個人獨裁或軍事獨裁相比，由單一人民黨組成的專政更接近民主，因為它傾向于建立一個新的統治階級。

威脅民主的不是政黨制度，而是當今黨內組織的發展趨勢：危險不在于政黨的存在，而在于政黨有時會采取的軍事、宗教和全權的形式。在這方面還有兩個重要事實需要強調。并非所有政黨都采用同一種組織形式。在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北歐，傾向于采用同一種組織形式的團體規模都較小，且影響力不大。美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初選的發展非但沒有加強黨組織，反而削弱了它。在全世界范圍內兄弟會類型的封閉全權政黨仍然是個例外：如果說演變會導致這種政黨的出現，那么這種演變幾乎還沒有開始，許多因素可能會阻礙或改變這種苗頭。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新政黨結構中的某些特點確保了對政治領導層的卓越培養，以及人民大眾與統治精英之間更緊密、更忠誠的聯系。脫離背景來看，這些特點可以加強而不是破壞政黨的民主性。保護民主免受其在發展過程中分泌的毒素侵害的真正方法，并不在于將民主與組織群眾、干部選拔的現代技術割裂開來——這種做法會使民主成為一個空殼，一場徒勞的表演--而在于將這些技術轉為民主所用，因為它們歸根結底只是工具，無疑可以用來行善，也可以用來作惡。拒絕使用它們就等于拒絕行動。如果民主真的與這些工具不相容，這無疑意味著民主與當今的條件不相容。所有關于手工藝的益處和工業化的害處的言論都無法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手工藝人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生活在一個大規模生產的時代；對19世紀個人主義、分權型干部黨的遺憾，對當今龐大的集權型和紀律嚴明的政黨的咒罵，都無法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只有后者才適合當代的社會結構。

《政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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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法] 莫里斯·迪韋爾熱

譯者 趙智勇

出版日期 2025.05

內容簡介

本書作為20世紀極具影響力的政治學經典著作，開創性地構建了現代政黨研究的理論框架，其核心貢獻“迪韋爾熱定律”深刻揭示了“多數選舉制催生兩黨制，而比例代表制催生多黨制”的制度性規律，這一發現至今仍是比較政治學研究的基石。該書不僅系統分析了政黨組織形態與政治制度的互動關系，更敏銳地指出政黨作為民主政治核心載體所蘊含的內在矛盾——既是實現民主治理的必要機制，又潛藏著官僚化與寡頭統治的異化傾向。書中對政黨類型學、政黨制度動態演進的分析，對當代政黨政治危機的預見，依然保持著強大的理論解釋力，為理解現代民主政治的復雜本質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學術視角。

莫里斯·迪韋爾熱

（Maurice Duverger）

法國政治學家，以政黨與選舉制度研究聞名。他畢業于波爾多大學，先后在普瓦捷大學和波爾多大學講授法學，創建波爾多政治研究所并擔任所長，后長期任教于巴黎大學法律與經濟科學系，并以意大利共產黨籍議員身份擔任歐洲議會議員。他致力于研究不同國家政治制度的演變及其運作機制，在方法論上更傾向于實證調查而非哲學推演。他提出的著名理論“迪韋爾熱定律”揭示了簡單多數選舉制與兩黨制、比例代表制與多黨制之間的關聯性。

趙智勇，山東濟南人。法國克萊蒙費朗第一大學法學博士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外語學院小語種及對外漢語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中法文化遺產保護制度、法國憲政史等。出版有法語專著La protection du patrimoine culturel en Ch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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