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趙冬梅困惑的是，那些跟著宋真宗偽造天書的大臣——如王欽若等等，都是禍國殃民的人，寇準如果為了當宰相就上報偽造的天書，那是不是同流合污？這與之前的寇準就是完全的兩個人了，一個硬骨頭的人，怎么會突然改變原則？因此值得懷疑。

　　她最終給出了一個可以自洽的解釋。

　　前文回顧：

　　北宋的第三個皇帝宋真宗熱衷神跡。1008年正月，第一份“天書”降于宮禁內的左成天門，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其他祥瑞不說，半年之內光“天書”就先后光顧了三次。“大中祥符”的年號就是這么來的。

　　《宋史?真宗本紀》有如下評價：“及澶洲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北宋名臣寇準原本是“天書”的激烈反對者，但在趙禎（宋仁宗）1018年被立為太子后，卻發生他與大宦官周懷政合謀“偽造乾佑天書”事件，史家歷來對此有爭議。

　　北大歷史學系教授趙冬梅在央視“百家講壇”開講《千秋是非話寇準》時，有一集就專講“天書疑案”。

　　趙冬梅的核心觀點是，偽造天書的人是“巡檢”朱能，其后臺是皇城司主管（有誤，應為“入內副都知”）周懷政。周懷政是主謀，朱能是把他的想法付諸實施的執行人，在“乾佑天書”的制作與發現過程中，沒寇準什么事兒，他并沒有參與，不是天書造偽者。他只是作為永興軍的地方長官，上報了天書下降的消息。

　　這種說法有一定代表性，事實真的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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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趙冬梅所言，這份天書關系到寇準一生的大節，是必須要說清楚、講明白的。

　　但我們也要提防陷入“忠奸之辨”的認知窠臼中去，以“忠”或“奸”的標簽為前提左右價值評判，甚至為此不惜去扭曲事實。

　　這事要從1019年說起。

　　趙禎被立為太子時，內朝最受寵的大宦官，周懷政肯定算一個。他被安排去太子東宮作“都監”后，人生愈發開掛。趙禎與他關系非凡，每戲稱他為“周家哥哥”。天書1019年初降臨寇準轄區的時候，他已是“入內副都知”，權勢很盛。

　　南宋史官李燾在《續資治通鑒長編》稱，當時內廷、外朝均有很多人附會周懷政，聽從他指揮，同輩有比他地位高的，他也想方設法排擠掉，并憑借自己的權力，貪了很多錢。

　　周懷政不是一個有見識的人，平素“酷信妖妄”。單州團練使田敏家的一個叫朱能的家吏，通過賄賂親信，得以與周懷政見面。朱能“妄談神怪事以誘之”，讓周懷政相信他是一個異士，由此獲得高升。周懷政將其推薦給御藥使，獲階州刺史職位。

　　朱能在終南山修建道觀，在那里“造符命，托神靈，言國家休咎，或臧否大臣”，成為了一個先知。后來他出任了永興軍巡檢。

　　寇準此時是永興軍首腦，朱能想依賴寇準的聲望——畢竟寇準作過宰相，做一些大事。按照李燾的記錄，“（朱能）賴（寇）準舊望，欲實其事。（寇）準性剛強好勝，喜其附己，故多依違之”，由此才有了1019年農歷三月，寇準上奏說，有天書降臨乾祐山中。

　　這個事情就比較奇怪了。因為在此之前，宋真宗朝已經發生過三起天書事件了，寇準的態度一貫是反對的。

　　寇準逝世多年后，官至中書舍人的劉攽在《寇準傳》中這么解釋整個事件：天書原是朱能所獻，宋真宗就此問宰相王旦，王旦說：寇準原本不信天書，現在天書降臨寇準轄域，如果令寇準上獻天書，會增強百姓的信心。宋真宗于是令周懷政傳旨給寇準，寇準一開始不肯，他的女婿樞密直學士王曙與周懷政關系好，最終說服了寇準。這個說法基本被《宋史》所采納，并稱寇準從女婿所請上了天書，中外皆以為非，但他也因此當了宰相。

　　劉攽在《寇準傳》中的這段敘事，基本上是在為寇準開脫，將天書的責任歸于朱能，寇準變成一個不知內情、被裹挾著進獻天書的人。但它有一個硬傷：寇準進獻天書時，王旦已經死了兩年多了。所以不可能發生宋真宗和王旦的這段對話。

　　南宋史官李燾在回溯此次獻天書事件時，指出了劉攽的錯誤，并進一步推理說：提議讓寇準上獻天書的可能是當時的宰相王欽若，而不是王旦。

　　但它仍然可疑。如果朱能是在寇準轄區發現天書，他可以跳過上級寇準直接向宋仁宗進獻嗎？這在程序上幾乎沒有可能，更不要說他本身就是寇準的依附者。

　　再看劉攽相關說法的出臺背景。

　　寇準后來因卷入周懷政“宮變”案，死得落寞，一直到歿后十一年，才恢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后又賜謚號曰“忠愍”。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宋仁宗才下詔令翰林學士孫抃撰神道碑，并親為篆其首曰“旌忠”。而劉攽生于1023年，1046年中進士。他的《寇準傳》很可能也作于1052年翰林學士孫抃撰寇準神道碑前后。

　　北宋士大夫逝后，家屬常請名人為其撰寫行狀，劉頒的《寇準傳》應是寇準被“平反”后的產物。因神道碑代表官方意見，敘事過簡，所以在一些爭議事件上劉頒所撰傳記就格外有正本清源的作用。

　　但這種收了高額潤筆費的傳記，可信度非常低，基本都是逝者家屬的意志體現。

　　譬如，真宗朝曾有地方官皇甫選“妄奏獄空”——謊稱監獄里一個犯人都沒有了，遭到檢舉受罰的公案。但皇甫選在宋仁宗天圣年間（公元1023-1031年）逝后，翰林學士劉筠為他作墓志銘，還公然說他：“凡部下十三郡之治，迭奏圄空，積一千五百余日。繄公是賴，咸被詔獎。”妄奏獄空而被宋真宗貶黜的經歷，變成了兩浙路十三郡一千五百多天真的沒有犯人，且受到皇帝詔獎的故事。

　　劉筠是北宋文壇領袖，“西昆派”代表人物，尚如此不珍惜羽毛，遑論其他。

　　另外，從北宋官場常識出發，寇準被裹挾的概率也非常低。周懷政與寇準關系本就非凡（這也是為什么傳言中宋真宗要周懷政傳旨給寇準，其后又被指控合謀宮變），而朱能又是周懷政的心腹，他既是來永興軍依附寇準，為什么要繞過寇準上獻天書？天書選擇降臨在寇準治下的乾祐山中，那很顯然就是給寇準鋪路，以討圣上歡心。

　　李燾在編纂《續資治通鑒長編》時是可以查閱前朝實錄與國史的（現已佚失），既然他文中明確說朱能依附寇準，炮制出天書，想要否定這一點就需要很特別的證據。

　　2

　　其實，沒有必要給寇準賦予太多光環。弄虛作假的事情寇準沒少做過。譬如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發生蝗災，寇準就上言稱“部內民稼，蝗傷之后，莖葉再茂，蝗多抱草死”。蝗蟲自己抱著草死去，這種說法在宋真宗朝多次出現，并不新鮮，但皆屬欺瞞。

　　另外，在皇甫選“妄奏獄空”兩年后——大中祥符五年，身為“知天雄軍”的寇準奏報治下獄空，獲得宋真宗詔獎。這當然也是謊報，只是未被揭發而已。正如宋高宗后來所言：“所謂“獄空”，就是把囚犯轉移到下轄縣獄或廂界（廂，北宋行政區劃單位，類似現在的區）藏起來，此風不可滋長。”（《宋會要輯稿》第二百二十七章）

　　回到天書的話題上來，寇準既有屢報祥瑞的歷史，天書亦降于其轄區，他上獻天書幾乎是必然。何須宋真宗、宰相、大宦官還有他的女婿全番驚動，予以勸慰？關于宋真宗與宰相對話、寇準被裹挾進獻天書的敘事，完全不可信，基本可以無視。寇準更可能是整個天書事件的操盤手。

　　關于寇準進獻天書時的心態，司馬光《溫公詩話》中有如下信息可作佐證：寇準將去京師，處士魏野贈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卻來平地作神仙。”寇準得詩不悅，從此對魏野態度變差。兩年后，寇準貶道州，每題此詩于窗，朝夕吟哦之。

　　寇準對魏野的態度，也間接證明他進京上獻天書前，內心是積極主動的。寇準已經罷相十余年，他好功名，太想離開地方入朝作宰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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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準與朱能、周懷政所獻天書的具體內容，不得而知，但從宋真宗逝后輔臣的奏對中可窺見一二，其中有宋真宗“圣壽三萬日”的說法——能活八十三歲。

　　這個說法見王鮬《文正公言行錄》：仁宗朝，宰相王曾一日于簾前向太后劉娥奏曰：“天道遠，人道邇。且天禧中靈文降，言先帝圣壽三萬日，時（王）欽若率先慶忭曰：三萬日八十三歲。臣時忝預國政，太后必亦記之，后仍無驗。”

　　王欽若率先慶忭天書的說法并不可靠。據《想資治通鑒長編》，《宋真宗實錄》載天禧三年六月甲午王欽若罷相后，嘗言周懷政妄造天書。一個率先慶忭天書的人，不太可能同時指控天書為妄造。這是中國史書上普遍存在的問題，王欽若被確定為“五鬼”之一的奸相后，所有的過錯都往他身上攬，一如寇準既為忠臣，則各種虛假敘事多為其開脫。

　　讓趙冬梅困惑的是，那些跟著宋真宗偽造天書的大臣——如王欽若等等，都是禍國殃民的人，寇準如果為了當宰相就上報偽造的天書，那是不是同流合污？這與之前的寇準就是完全的兩個人了，一個硬骨頭的人，怎么會突然改變原則？因此值得懷疑。

　　她最終給出了一個可以自洽的解釋：關于寇準為了當宰相而上報天書的說法，有政敵抹黑的因素，“賣身求位”說顯然不能成立，“被逼無奈”說也有寇準知道天書是偽造的這個大前提，因此也是錯誤的。當時天書是正確無比的，既然它降臨到了寇準的轄區內，上報就是例行公事，不會有什么心理負擔。

　　在這種解讀下，寇準的“偉光正”形象得以了保留，他不僅沒有參與偽造天書，甚至連知道天書是偽造的都絕無可能——雖然他此前一直旗幟鮮明地反對天書。

　　但其實，在宋真宗朝，天書從來不是正確無比的事情，一直遭到眾多輔臣的質疑。包括寇準此次進獻天書，宰相王欽若雖然在十年前對天書各種逢迎，但這一次卻直指寇準所獻為偽造。既然他認為是偽造，當然不可能建言讓寇準女婿去動員寇準進獻天書——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否定了《寇準傳》中王旦可能是王欽若的說法。

　　“太子右諭德”魯宗道也上疏稱：“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如果政得其理，則作福以報之；失其道，則出異以戒之。又何需天書呢？臣恐奸臣肆其誕妄，以惑圣聽。”

　　輔臣孫奭上疏言：“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朱能所為，獨陛下一人不知爾！乞斬朱能以謝天下。”當然，斬朱能的說法未被宋真宗采納。

　　“中外咸識其詐，上獨不疑。”只有宋真宗的信仰是真誠的，他不懷疑天書是偽造的。

　　其實，我們可以給出一個更簡單也更接近真相的解釋：人是復雜性動物，無論寇準身上的“忠”字標簽多搶眼，都不會妨礙他有自利沖動。一貫偽造祥瑞的寇準，在長期邊緣化之后參與偽造天書以求上位，并沒有什么反常之處。

　　這份天書面世之時，正值宋真宗病情持續惡化。寇準等人顯然知曉皇帝此刻的最大需求為何，他們是合格的產品經理，天書最大化滿足了宋真宗的欲念，這一年宋真宗五十二歲，這意味著他還能活三十一年。還有比這更能讓他振奮的信息嗎？寇準隨后獲得的獎賞也非常驚人：他再度拜相。

　　宋真宗當然沒有活到八十三歲，他三年后就駕崩了。

　　4

　　寇準參與偽造了幾份天書？至少兩份。這兩份天書不能囫圇在一起談，如果認為第一份天書的進獻寇準只是例行公事，那么第二份天書呢？

　　寇準在三月末上奏天書降乾祐山中，四月，朝廷即展開迎奉之禮，禮儀之盛大不減大中祥符年。不過，隨后發生波折，所謂的周懷政“宮變”，連累這一次進獻天書亦被追認為偽造，以至于國史與宋真宗實錄對相關信息的記載都很粗疏，南宋史官李燾在編纂《續資治通鑒長編》時，已經面臨這個問題。

　　因為信息有限，所以我們并不知道，天書中除了給宋真宗祝壽之外，有沒有關于太子趙禎的內容，亦即接下來周懷政的所謂宮變——廢掉皇后劉娥、殺死宰相丁謂、扶太子趙禎上位，是否在此已埋有伏筆？

　　從“圣壽三萬日”的表述看，天書當時應未觸及“太子監國”問題。因為給病重的宋真宗以健康上的信心，只會增加“太子監國”的難度。這樣推理過來，寇準、周懷政和朱能進獻天書的目的似乎比較單純，也基本達到了：寇準六月即成宰相。

　　到了八月初三，因天書再降乾佑，宋真宗為此大赦天下。當時的制辭有如下段落：

諭朕以輔德，勗朕以愛民。告臨降之先期，述延洪之景祐；介子孫于千億，保宗稷于大寧。 而又乃顧皇儲，繼頒寶命，昭其仁孝之志，示以報應之祥。齋莊載披，惕厲彌至。考諸冊牒，允謂殊尤。 昔燧皇握機，但有蒼渠之刻；虞舜負扆，止觀河渚之文。豈若祚乃菲躬，慶及元嗣，膺茲繁祉，實冠皇圖；思與萬邦，共均純嘏。仰答高旻之貺，用推肆眚之恩。

　　很顯然，這一版既肯定了太子趙禎仁孝，又給予他未來多福的預言。有沒有關于其繼位的更明確表述，就不得而知了。這一版天書的內容，其實是為接下來的“太子監國”和所謂的“宮變”做了鋪墊。

　　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寇準拜相后，看到宋真宗病得不輕，劉娥與丁謂等宰臣弄權，可能又產生了新的想法，于是再接再厲，與周懷政、朱能一道，繼續發揮天書產品經理的天賦，讓七月底、八月初的乾祐山又降天書。這一次，就明確涉及到太子趙禎了。

　　這段制辭非常重要。要感謝南宋史官李燾。如果沒有他發掘出這段制辭原文，我們將錯失一段重要史實。

　　李燾初讀宋真宗實錄和國史時，發現并沒有這兩次天書事件的記錄，大赦天下的制辭也刪除了上述引文，而改成：“迨茲二紀，馴致小康，邦本既寧，天休允集。顧惟陰騭，奚獨在子！思與萬邦，共膺純嘏。”

　　意思是，經過宋太祖、宋太祖兩朝統治，達致小康，社會安寧，社會賜福，我有如此陰德，想與萬邦共享，于是大赦天下。再查“三朝會要”，也只說因為天書才大赦天下，卻并沒有收錄制辭。“五朝會要”則改得與宋真宗實錄同調，稱“以天下小康，故降赦”。把大赦天下的原因，由“天書”而篡改為“天下小康”。

　　但李燾后來從各州所編錄的“建隆以來赦文”內找到這一制辭的原本，即包含上述預言太子多福引文的版本。李燾說，天書事件后，周懷政、朱能宮變失敗，史官產生忌諱，導致實錄、正史均不記錄這兩次天書事件，進而也影響了大赦制辭。

　　《續資治通鑒長編》是要上進給宋孝宗看的，李燾顯然也知道自己揭批官史造假，存在風險，需要給出一個合理解釋，于是又作出如下自辯：北宋史官覺得這涉及到宋真宗的過失，所以有所忌諱。其實，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這正彰顯出真宗的盛德。如果隱藏或篡改事實，令后人漫不可曉，既失史官之職，又遮蔽了帝王改過之善，這是臣李燾不敢做的。

　　我們應比李燾有更大的勇氣與洞察，來回望這一段歷史。須知，天書尚且被遮蔽至此，史官對周懷政宮變事件的篡改就更不消說了。請注意，李燾將寇準排除在“宮變”主謀之外，這大概率與事實不符：離開宰相寇準，周懷政組織幾個宦官又有什么能力殺丁謂、廢皇后？當然，所謂的“宮變”也很可能是夸大之詞。不過，辨析“宮變”已不是這篇文章的任務。（本文首發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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