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剛開年，我們部隊搞了次野營拉練。拉練結束后，因為我表現還行，加上有人幫忙說了話，我被推薦去當連隊的文書。指導員跟我一直挺要好，也覺得我能干，適合做文書的事。正好原來的文書確定第二年要退伍了，這事就順理成章地定了下來，我成了連隊的軍械員兼文書。
到了1977年，我們連隊接到任務，開到了遼寧省沈陽。具體是在沈陽市于洪區，給沈陽軍區的長途汽車車庫搞基建。這么一來，我們這個原本在山溝里的步兵連，因為工作變動，一下子來到了大城市。那會兒的于洪區其實就是個挺偏的郊區，我們連隊就住在工地搭的帳篷里。但畢竟是在沈陽，而且我們的直接領導也從營部換成了軍區后勤部，這變化就大了。無論是平時政治學習接觸的東西，還是業余生活，都比以前豐富多了，生活條件也改善了不少。

我們連隊帳篷旁邊，就是軍區司令部的汽車隊，人家是個營級單位。他們的生活條件、消費水平，跟我們完全不是一個樣子。不過都是當兵的，汽車隊的書記（他們營部文書叫書記，是排級干部）跟我關系還不錯，時不時會給我們弄點好煙好酒。這讓我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在城市當兵的舒服和方便。
那時候，我們指導員生病住院了。副指導員呢，是從司務長提上來的新干部，人很本分，對自己要求特別嚴。像后勤部和汽車隊組織的活動，他一般都不去，連長（副連長當時空缺）也就沒人陪著去了。師里、團里、營里的首長們，只要來沈陽辦事或者路過，都會到我們連隊來看看。所以，陪首長這活兒，不是連長干，就是落在我頭上（副指導員從不參加這些，連長又忙著基建，我就頂了差不多半個指導員的差事）。

有一回，師里一位副師長來連隊檢查工作。到了午飯點兒，連長熱情地請副師長嘗嘗連隊的大鍋菜。副師長看了看鍋里的菜，大概覺得不太合胃口，又聞到汽車隊小食堂那邊飄過來的飯菜香，就朝我示意，問能不能去那邊吃。我馬上跟汽車隊書記聯系（副師長來我們這兒，汽車隊事先不知道）。書記看在我的面子上，請示了他們領導，破例同意接待副師長（雖然副師長是我們師首長，但跟汽車隊沒有上下級關系）。汽車隊提了個要求，說接待副師長，陪同的人只能是我們連長和指導員。可指導員在醫院呢，副指導員又死活不肯去，我就只好代替指導員去了。吃飯時，我向師首長敬了茅臺酒（那是我這輩子第一次喝茅臺）。
那段日子，我特別忙。除了文書的本職工作，比如每天統計基建工程進度、出連隊的黑板報，還得安排連隊的政治學習計劃，組織理論骨干學習討論。事情多得真是團團轉。
也就是在這最忙的時候，我的入黨問題解決了。營黨委書記張教導員，在支部大會通過我入黨的決議之后，為了填《入黨志愿書》上“上級黨委指定專人與入黨人談話”那欄，專門跑了一趟沈陽來找我談話。張教導員問我：“你是從上海來的知青兵，以后要是復員退伍，你是打算回黑龍江呢，還是回上海？或者留在部隊接著干？”我那時候腦子一熱，用了句當時挺流行的話回答：“愿作革命一塊磚，東西南北任黨搬。黨叫我回黑龍江，就回黑龍江，叫我回上海就回上海。”教導員聽了，好像不太滿意，但也挑不出啥大毛病，接著又問：“黨會叫你回上海？要是黨叫你留在部隊呢，你怎么辦？”“一切聽從黨的安排！”我立刻回答。“這還差不多！”教導員像是松了口氣，我也跟著松了口氣。
當時，我留隊提干的方向是安排去營部當書記。因為這個，營部那些小兵，像通訊員、衛生員什么的，對我態度都變得特別客氣，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不過后來，因為原來的老書記轉業去哪還沒定下來，我提干的事也就暫時擱在那兒了。
時間轉眼到了1978年。一年一度的老兵復員工作開始后，團里有一批河北籍的老兵，還有幾個北京的病退兵，需要有人護送回原籍。團軍務股的康股長，大概把我當成干部了，就把我從連隊抽出來，參加師里統一組織的送兵隊伍。那時候我在部隊還沒正式提干，但我經常穿著“四個兜”的干部服（那是我用自己的戰士服，跟我妹夫在武裝部工作的老爸換的）。我對提干這事其實有點猶豫，但特別喜歡穿“四個兜”，覺得穿著氣派、方便又實用。我問康股長：“我能不能穿‘四個兜’去送兵啊？”康股長笑著說：“當然可以！穿四個兜，能增強光榮感、責任感嘛，再說你不是遲早都要穿的么！”就這樣，我穿著“四個兜”的干部服出現在了送兵現場（送兵的人都是從師里各單位臨時湊的，大家互相不認識，所以我穿四個兜也不覺得別扭）。

送完老兵，我們送兵部隊幾個人從石家莊坐火車去北京。我們買的是硬座票，跟其他乘客擠在鬧哄哄的車廂里。我和我們師炮兵科的畢科長，被列車長誤認成了河北省軍區的首長和秘書，破例被請進了軟臥車廂招待。這事兒主要是因為畢科長年紀比較大（當時快五十了），個子又高，皮膚黑，一臉大胡子，說話是地道的山西方言。那時候軍裝上也沒軍銜，我們一行五人（都是我們師送兵的人）一上車就挺顯眼的。再加上我這個穿著“四個兜”的年輕軍官坐在畢科長旁邊，那架勢看著確實挺像部隊首長帶著秘書和隨員出門。列車員看見來了“大首長”，趕緊把列車長找來跟我們搭話。畢科長官其實不大（師炮兵科長是副團職），但“見過世面”。遇到這場面，他一點兒不慌，用他那口特別像華主席的山西方言，含含糊糊地說我們是省軍區的，坐火車是下去“微服私訪”搞調研。因為我們坐的那趟車條件有限（只剩一間空著的軟臥），列車長就說只能請“首長”和“秘書”（也就是畢科長和我）過去休息一下。畢科長倒是一點不客氣，拉著我的手就去了軟臥車廂，還在那兒吃了餐車送來的山西刀削面和水果。那次經歷，讓我結結實實地體驗了一把當“首長”（秘書）的感覺。

這段特殊的部隊經歷，看似充滿了偶然的際遇與身份的錯位，卻在不經意間，讓我這個普通的士兵得以短暫地觸摸到不同層面的部隊生活與責任。無論是代替指導員接待首長，還是被誤認為干部參與重要任務，都讓我深刻地體會到，個人在集體中的位置并非一成不變，角色背后所承載的信任與擔當，遠比外在的身份標簽更為重要。它無聲地告訴我，人生路上的許多“偶然”，往往是對一個人準備與品格的“必然”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