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德國哲學家之一，海德格爾面臨的爭議與他所背負的盛名一樣沉重。他曾主動加入納粹黨，甚至因為其恩師胡塞爾的猶太人身份而與其關系決裂。

猶太裔哲學家卡爾·洛維特曾把海德格爾視為精神上的導師，也在學術上對海德格爾進行過尖銳的批判。洛維特曾師從胡塞爾學習哲學，在這期間被時任助手的海德格爾所吸引。在納粹上臺后，洛維特和其他猶太人一樣開啟了漫長的流亡生涯。

他在回憶錄中寫下了與海德格爾的相識、相知與決裂。在洛維特的記述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對海德格爾其人與其思想的深刻洞見。

下文摘選自《納粹與哲學家》，篇幅所限內容有所刪減，小標題為編者所擬，經出版社授權推送。

01.

哲學吸引力之下，

隱藏著向惡開放的虛無主義

當時有一個年輕人跟胡塞爾一起工作，但兩人意見并不一致。不過這個年輕人出了弗賴堡大學就沒什么人知道了，他就是馬丁·海德格爾。在人格上，他跟基本上懷有赤子之心的老師相較，剛好是一個反面；比起他的老師，他對我們這些年輕一些的人具有更強烈的吸引力。

他成了我實質意義上的老師，我的精神得能發展要歸功于他。他所散發出來的魅力，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來自他使人捉摸不透的本性：沒有人真正跟他熟識，而他的人跟他的演講一樣，長期引發人們激烈的辯論。

他像約翰·哥特里布·費希特一樣，只有一半是學術中人，另一半，甚至更大部分則是一個懂得見風轉舵的角色，一個宣道家，知道怎樣用正面沖撞的語言來吸引別人。而推動他向前的力量，則是一股對時代與對自己的不平之氣。

馬丁·海德格爾

海德格爾作為哲學老師所獲得的超乎尋常的成功，他難以理解的著作所發揮的不尋常的巨大影響，將他本人推向了原本所希望的局限之外，甚至把他變成一種流行——這一切雖然并不符合他原本的目的，但同時卻又是他作為一位變裝的宣道者所造成的自然的結果。

起初，他之所以能夠對我們產生影響，并不是因為我們期待他會提出一套嶄新的哲學系統，而是因為他的哲學意志所具有的內容的不確定性與純粹的召喚性，以及他智性之強度與對于那“唯一的要務”之專注。一直到后來我們才明白，這個“唯一”其實什么也不是，而只是一個純然的決心，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

“我已經下定決心，只是不知道為了什么?！边@是一名學生某日想出的一個笑點準確的玩笑話。這個面對著虛無的赤裸裸的決心，將虛無主義甚至“納粹主義”隱藏在內。

對于尼采的問題“歐洲自身是否還要自己，或者歐洲已經喪失自我”，海德格爾的回答是：“我們要我們自己。”而且德意志人民的年輕力量，經過了對于自我主張的意志——不止是大學的，而且是全體德意志此在的自我主張——做出肯定的決定。

但是為了能夠完全了解“這場崛起是多么壯觀與偉大”，必須銘記柏拉圖說過的一句睿智的話，海德格爾把這句話（強行曲解）翻譯成：“一切偉大者都立于暴風之中！”海德格爾的智慧如此激昂澎湃，倘若一個黨衛隊青年擁有足夠的哲學修養，能夠穿過這片希臘云霧，進入背后這場十分德意志的風暴中，又怎能不被他打動呢？

海德格爾也說，教師與學生的團體，是一種戰斗的團體，而且只有在戰斗之中，知識才會得到提升與保存。在這段時期里的一次講座中，他說：一切的“本質”只對勇氣卻不對觀看開顯；能在多大程度上認識真理，就要看人多大程度“勉強”自己去面對真理。連德文的“感受”一字都被拿來跟這個勇氣牽連在一起。

同樣，敵人并非僅僅“在眼前”，此在必須為自己創造出敵人，好讓自己不至于遲鈍。一切能算得上“存在”者，都“通過戰斗來掌控”。凡沒有戰斗又沒有統治之處，皆是衰敗之地。本質在戰斗中顯現。

實際上的情況卻是，即便在海德格爾的領導之下，德國的大學并沒有發展出古希臘式的競爭精神，反而陷入了強制一體化之后的遲鈍與貧瘠。

在這種強迫統一里，優秀的人注定只能沉默，大多數人則學會講兩種語言：一種是在私人空間里的真實的語言，另一種是在公共領域里所說的虛假的語言——這種虛假的語言從四面八方將公共領域的一切組織給包圍起來了。

02.

矮小的巨人

一九二六年，在即將通過就職論文之前，我曾經純粹從內心的感想出發，將海德格爾這個人所給我的印象記錄下來，現在我把這一人格側寫，加上一點補充，附在這里。

海德格爾在我的同學間有個別號，叫“梅斯基來的小魔術師”。他的個子天生就矮得有些突兀，出身于梅斯基這個村子里一個貧困的家庭，在十分拮據的條件下完成大學學業。費爾德基希的耶穌會修道院在他的少年歲月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跡——那是一段“在神學的磨坊里被碾過”的時光。

令我難忘的是，有一次他拿一張照片給我看，照片里是一位僧侶，而他用那樣的姿勢與眼神說：“這個人從前管我們管得可嚴了?！蹦鞘且晃惶稍诖采系呐R死的苦修僧侶，臉上的表情堅毅而銳利。

海德格爾出身于貧苦家庭這一點，到后來也很容易看出來。我1933年有一次到校長室去找他，他坐在寬敞而典雅的校長室里，看上去有些失落，沉悶寡歡。我可以感覺到，他所做的指示以及他的舉止，都有某種不舒服的東西梗在里面。

他甚至用不尋常的衣著來挑戰這種出身與境遇的落差：他穿著一種黑森林地區的、有寬大布邊的農夫夾克，領口頗有軍服的味道，褲管只及于膝蓋；夾克與褲子的質料都是深褐色的棉布——這是一種“每人本有的”衣著，一種準備要沖撞“他們”的衣著。

我們當時嘲笑這樣的衣著，卻沒能看出來，這其實是一種介于市民的常服與納粹沖鋒隊制服之間衣著，一種過渡時期奇特的解決辦法。那褐色的布面，和他深黑色的頭發與黝暗臉龐十分相稱。

他是一個矮小又黝黑的人，懂得施展魔法——這是說，先把某某東西指出來，隨即在聽眾面前讓這東西消失不見。他講課的技術主要是先蓋起一座思想建筑，然后又親手把它拆掉搬走，以便將全神貫注的聽者置于一個謎團之前，讓他留在一片空虛里面。這樣施展魔力的技術有時也會造成令人非常憂慮的結果，因為這或多或少容易吸引精神上有病態氣質的人：一位女學生在聽了三年的謎語之后，竟然自殺了。

這個矮小的巨人（自《存在與時間》出版之后我們叫他“時間智者”）具有一種充滿力量的專注精神，深深地吸引了我。好幾年的時間里，我試著跟他建立一種人與人之間正常的往來關系，卻沒有什么成果。

他在生活中將自己封閉起來，把一切與他人的牽扯都屏擋在外，只喜歡在他的演講里，用堆砌了諸多概念的語言，“對所有人，也不對任何人”，說著他與人單獨談話時說不出來的，或者不愿意說的東西。他的認知所及之處，都伴隨著他的猜疑——事實上這認知正是從猜疑而來的。這猜疑所產生的結果，是對既有傳統的第一流批評。

他所受的學術訓練，一切都是第一手的。他的書房并不是個藏書樓，而是以他從少年時期起便已通讀的古典作品為限。古代、中世紀以及近代的主要典籍，他都一樣精熟，但是對社會學與精神分析則沒有好感。

他對一切文化活動與教育事業毫不節制的批評，讓我們又愛又恨，而他則帶著狐疑，監視著他狐貍洞的入口與出口——這個狐貍洞是連他自己待在里面也一點都不自在的。他在自己選擇的疏離里感到痛苦，也常常試著拓展人際交往的范圍，但結果總是立刻又退回自己的世界里，遁逃到工作之中——而工作使他根本上柔軟而有感受力的本性，變得剛硬與僵冷。

海德格爾在弗萊堡，1920年

論出身，他是一個單純的教會雇員之子，但由于職業，他成了一整個階層的激昂代言人，而這個階層卻又被他所否定。由于教育經歷，他本是耶穌會信徒，卻由于憤恨，成為了新教教徒。

訓練上，他是經院哲學的教義論者，在經驗中，他卻成為存在主義的實用主義者；論傳統，他算是神學家，作為一名研究者，他卻是無神論者；他事實上是個否定傳統的人，卻又穿著研究傳統的歷史學家的袍服。

他存在主義的味道一如克爾凱郭爾，又具有黑格爾一樣的系統哲學的意志；在方法上極其辯證，在內涵上卻十足地層次單一；有斷言肯定的姿態，卻源自于否定的精神；在他人面前保持緘默，但對他人的好奇卻又少有人及；在終極的立場上激進而不容轉圜，但在這之前的每一步卻都樂于妥協——盡管這個人給他的學生留下的印象是這么的兩極化，但他們仍然著迷地留在他的課堂里，因為他的哲學意志是如此強烈，遠遠超過其他哲學教授。

03.

最后的會面

我一九三六年在羅馬時，海德格爾曾在那里的意大利與德國文化中心發表一場關于賀爾德林的演講，演講結束后他跟我回到了我與太太的住所。當他看到我們住處的設施如此簡陋時，明顯地露出了震驚的表情。他特別遺憾沒能看到我的藏書——那些書都還留在德國。

傍晚時我陪他回到他在赫茲圖書館下榻的房間，他太太用一種友善但僵硬的表情，淡淡地跟我打了招呼。她大約感到難堪，因為她記得我從前是多么頻繁地在她家里做客。意大利與德國文化中心的主任請我們到“燉小牛膝”餐廳用晚餐，席間避開了政治的話題。

卡爾·洛維特

次日我們夫婦與海德格爾、他太太、他的兩個兒子——他們小時候我常常抱他們——一起到弗拉斯卡蒂（Frascati）與圖斯庫倫（Tusculum）郊游。

天氣晴朗而耀眼，盡管心里有一些難以回避的障礙，我仍為這次最后的相處感到高興。海德格爾即便在這樣的場合里，也還是沒有把納粹黨徽從他的外套上拿下來，他在羅馬停留的全程都帶著黨徽，也顯然完全沒有想到，如果他要跟我共度一天，佩戴這納粹十字章并不適當。我們聊著關于意大利、弗賴堡與馬爾堡的話題，也談到一點哲學的題目。他很友善，也很仔細聆聽，可是跟他的太太一樣，完全避免談到德國的情形以及他的立場。

在回程的路上我試著讓他對這些政治問題坦誠地發表一點意見。我在談話中提到了《新蘇黎世日報》上的論戰，也對他明說，我既不認同巴特對他所做的政治抨擊，也不同意施泰格為他所做的辯護，因為我認為，他之所以選擇支持納粹，原因是深植于他的哲學本質之內的。

海德格爾毫無保留地表示同意，并且對我解釋，他的“歷史性”的概念正是他“投身”于政治的基礎。他也表示他對希特勒的信仰是不容懷疑的；他只低估了兩件事：一個是基督教教會展現的生命力，另一個是兼并奧地利所遭遇的阻礙。

他跟從前一樣確信，納粹對德國來說是通往未來的道路，只是我們“堅持”的時間必須要夠久。他唯一憂慮的只是，那些過度的組織與動員是在消耗活生生的力量?？墒菍@整個運動所具有的毀滅性激進姿態，以及所有那些“樂力會”的狹隘中產市民性格，他并不覺得有何不妥，因為他本人就是一個激進的狹隘中產市民。

我對他指出，我雖然對他采取的態度大多都了解，但是有一點例外，那就是他竟然有辦法跟施特萊徹這樣的角色同桌共餐（在“德國法學會”大樓里）。

他聽了之后先是沉默以對，然后終于還是不情愿地端出他著名的辯護理由（巴特在他的《今日的神學存在》里對這些辯護理由做了很棒的整理），主要的意思是說，要不是至少有幾個了解狀況的人進場關心的話，一切還會“更為糟糕”。

他結束這番解釋時，露出一種對那些“有教養的人”的尖酸怨恨：“假如這些先生沒有自覺優雅以致于不肯投入的話，情況就不會是現在這樣了，可是實際上卻是我一個人在那邊孤軍奮戰?！?/p>

我回答他，可是一個人并不需要特別“優雅”，就會知道應該拒絕跟施特萊徹合作。他則說：施特萊徹不值得我們為他浪費口舌，《沖鋒者》雜志跟色情雜志簡直就沒兩樣。為什么希特勒不擺脫這個家伙的糾纏，海德格爾說他也不明白，或許希特勒有點怕這個人。

這是一種典型的回答，因為對德國人來說，最容易的就是在理念上激進，可是對一切事實層面的東西無所謂。他們有辦法忽略一切個別特殊的事實，以便能更加堅決地擁抱整體的理念，并且把“事物”與“人”分開來看。

本文摘編自

《納粹與哲學家》

作者: [德]卡爾·洛維特

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萬有引力

出版年: 2025-6

編輯 | 十六

主編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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