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中國文化》2025年春季號

中國上古社會之族外群婚遺跡

——中國古代性文化探索之四

江曉原

提　要：本文主要依據先秦兩漢文獻，先對歷史上的姪娣從嫁制度作了考證和澄清，確定了姪、娣和新婦的關系。接著對兄弟轉房和蒸、報、因所指的同輩及異輩收繼婚及其演變作了考證。最后指出，上述三種曾經實行過并被視為合法的婚姻制度，都是上古族外群婚的遺跡。因此有理由認為，中國上古曾實行過人類學家所說的族外群婚。

關鍵詞：族外群婚　媵　姪娣從嫁　轉房　蒸　報　因

族外群婚，指甲族的一群男子與乙族的一群女子集體相互為婚姻。按照人類學家的意見，該兩族的婚姻關系通常是固定的，至少在初期是如此。關于族外群婚的起源，人類學家并無一致意見。因為這個問題與亂倫禁忌的起源密不可分——族外婚（exogamy）自然排除了親子、兄妹相婚的可能性，這里只需再一次提請注意：那種認為全人類的婚姻發展都有同一條必由之路的傳統想法，已被現代人類學理論所否定。如果不接受普遍的多樣性概念，我們在理解古代一些現象時，就難免陷入牽強附會的困境。

族外群婚究竟是婚姻的最初形式，還是從另一種婚姻形式（比如血族群婚）發展而來？對于這類問題，以中國古代的情形言之，目前還很難得出確切的答案。

關于中國古代的族外群婚，國內已有不少學者論及，對于這一婚姻形態曾經存在，一般也無異議。不過族外群婚的各種遺跡，實際上比人們通常想象的更多，認識到這一點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國古代性文化。以下就這種遺跡的幾個主要方面討論之，力求澄清誤解，加深認識，間亦旁及若干相關問題。

姪娣從嫁與媵的確解

中國古代貴族間實行的婚姻制度，有族外群婚之明顯遺跡，基本上已成公論。但其中仍有一些具體問題，尚待進一步澄清。

我們先從最基本的記載出發，《春秋公羊傳·莊公十九年》云：

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

此言諸侯娶一國女，另兩國亦各送一女同嫁，謂之媵；上述三女又各以一姪一娣從嫁，故曰“一娶九女”。

此處雖已有對姪、娣的定義，但因省略了定語，遂產生疑問：從嫁者中，姪究竟是誰的“兄之子”？娣又是誰之“弟”？一些論著往往回避這一具體問題，或含糊其辭，如《辭海》語詞分冊釋“姪娣”云：“古代諸侯的女兒出嫁，從嫁的本國或同姓國的侄女和妹妹。”這就很容易使人認為姪、娣是出嫁之女的堂妹；再說“妹妹”是待嫁之女的妹妹還是“侄女”的妹妹，釋文的解釋也是模棱兩可的。現在看來，將“姪娣”理解為妻的堂妹，是有問題的。

按今人通常的想法，從嫁之女總該是與新婦同一輩份，但實際上卻未必如此。《儀禮·喪服》子夏傳云：

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此處唐賈公彥疏云：

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者，名唯對姑生稱，若對世叔唯得言昆弟之子，不得姪名也。

足見在古代，“姪”只是作為姑母的女子對她的“兄之子”的稱呼。換言之，那時對男子而言不存在今天的“侄”，而是只有“昆弟之子”。注意此處“兄之子”僅限于女性，《說文》云：“姪，兄之女也。從女，至聲。”這個字一直是女旁，“侄”是后來才有的寫法，《說文》就未收“侄”字。這正是由于此字本系根據姑母/姪女的關系而定義的，與男子無關。

至此已可完全排除“兄之子”為嫁女諸侯之姪女的可能性，因而可以確定：從嫁之“姪”是新婦本人的姪女（新婦之兄的女兒）。

姪的問題解決之后，娣是新婦本人之女弟還是其姪之女弟，從上引《公羊傳》定義中仍未能確定。但可以求助于旁的史料來解決這一問題。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春秋·隱公二年》）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左傳·隱公二年》）

這是說紀君遣其卿紀裂繻來迎娶魯伯姬。五年后《春秋·隱公七年》又載“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叔姬為伯姬之妹，姊妹二人相隔五年而先后歸于紀。對此事，何休注《公羊傳·隱公七年》“叔姬歸于紀”云：

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媵，二十承事君子。

《白虎通·嫁娶》對此有進一步說明：

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父母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

至此已經足以斷定：“娣”就是新婦本人的妹妹，新婦則包括正妻和另兩國的媵女。

從已知的有關跡象來看，以娣從嫁之制，要比以姪從嫁之制為早。最先提到“娣”者為《易·歸妹》：

初九　歸妹從娣。跛能履。征，吉。

六三　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六五　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其中第二條尤宜注意，對了解以娣從嫁之制頗重要（詳下文）。須借為“媭”，即女弟也。是卦所言之事，據認為是殷帝嫁女于周文王。稍后言及娣者為《詩經·大雅·韓奕》：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諸娣從之，祁祁如云，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注意此處娣不止一人。從嫁諸娣皆盛妝而來，“祁祁如云”，看得韓侯眼花繚亂。此處正宜與“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相參照，從嫁諸娣之盛妝，殆近于喧賓奪主了。此處韓侯為西周人。

至《左傳》中，娣、姪的記載皆已出現，但顯然已較《易》《詩經》中殷、西周之事為晚。李玄伯曾收集《左傳》中言及從嫁娣、姪之文凡十處，他本是用以證明春秋時代以娣從嫁之廣泛流行，并討論從嫁姪、娣之人數等。[1]但如將此十項記載按年代排列，則還可大致窺見姪娣從嫁出現的時間信息，茲制表如下：

序號 年代（公元前） 從嫁者

1

720

2

716

3

666

4

660

5

637

6

620

7

554

8

549

9

542

10

484

上表中第二項即隱公七年“叔姬歸于紀”事。第五項稍特殊些，系《左傳·僖公二十二年》“秦伯納女五人”于晉公子重耳事，雖未言娣，但五人既皆為秦伯女，則為娣無疑。如不將此處的“女”理解為“秦伯的女兒”，而理解為一般意義上的女子，則有難通之處，因為五女中“懷嬴與焉”，即包括懷嬴在內，而懷嬴正是秦伯之女。《左傳》既未交代五女身份有何不同，亦未言姪，顯然仍以理解為娣為妥，即包括懷嬴在內的五姊妹。

從上表中還能看到，以姪從嫁出現較晚，且不多見。

在族外群婚時代，甲族一群女子同嫁男家，演變到后來，遂有姊妹共夫（sororate，此詞據說創自J. G. 弗雷澤）之俗。此俗在世界許多民族中都曾流行，且其中亦有幼妹在家待年，長成后再歸夫家，乃至以姪從嫁者。[2]中國古代姪娣從嫁之制，正包括姊妹共夫。但此制還有如下一些特點。

姪娣同歸男家，如遇離婚，慣例似乎應該一同離異，但這事看來是可以商量的。《左傳·文公十二年》記杞桓公朝魯：

且請絕叔姬而勿絕昏，公許之。杜注云：不絕昏，立其娣以為夫人。

本來叔姬之娣也應一同離婚，但杞君希望保持與魯國的聯姻關系，故特別提出請求，立叔姬的從嫁妹妹為夫人，魯公也同意了。

又《左傳·哀公十一年》載，衛太叔疾娶于宋子朝，但甚嬖其娣，后來太叔疾離婚另娶，卻“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置于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

此二事都從側面表明，離婚時從嫁姪娣應該一起離異。此制看來也起源甚早，現今所見最早言及以娣從嫁的文獻《易·歸妹》中就已有“反歸以娣”之語，應即指離婚時姊妹一同休回娘家。

從嫁之娣與其姊的地位是有明確區分的：姊為正妻，即夫人，娣則類似后世之妾。前引《詩經·大雅·韓奕》言“諸娣從之”，毛傳云“諸娣，眾妾也”。后世“娣”字因此而仍有“妾”之一義，如姜夔詞《滿江紅·仙姥來時》有“命駕群龍金作軛，相從諸娣玉為冠”之句，其下自注云：“廟中列坐如夫人者十三人”，即其明證。

初民姊妹共夫之俗，往往一家眾姊妹共歸夫家，《詩經·大雅·韓奕》云“諸娣從之”，很可能幾個妹妹一起帶給韓侯了。但演變到春秋時代，李玄伯考證認為從嫁之娣通常僅限一人了。[3]何以會如此，李無解釋，鄙意以為可從政治角度尋求解釋：

古代貴族之聯姻，大多有政治背景，有時甚至為純粹之政治婚姻。如完全按古風行事，一家貴族通過嫁女與他族聯姻的機會將只有一次，因其諸女將全歸一人。這在上古時代原是順理成章的，因那時往往兩個氏族長期通婚，即蘇聯人類學家倡言之“兩合氏族”，不存在嫁女至另外氏族的可能性。但到春秋時代，已是列國并立，縱橫捭闔之際，一國聯姻對象常有多國，可嫁之女成為政治資源，將從嫁之娣限為一人，則可與更多國實施聯姻，這是進一步提高政治資源利用率的合理舉措。

由此也可以理解媵。媵者，一國嫁女，另兩國亦送女同嫁，媵之女又有自己的姪、娣從嫁。許多人喜言“媵娣制”，甚至將從嫁之娣稱為媵，這就混淆了概念。又有習稱“媵妾制”者，恐怕也有問題。

二國所媵之女，與她們所從之國的新婦（這場跨國聯姻中的女一號）在夫家的身份地位（正妻，即夫人）有何區別，目前并不清楚。從嫁之娣既為妾，則媵女地位似應處于正妻和妾之間，較妾為高，故徑視為妾未必妥。一國嫁女，二國往媵，這進一步增加了政治聯姻的機會和花樣。

送媵之國，通常是同姓之國，但也會有例外，如《左傳·成公八年》：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這更是明顯的族外群婚遺跡了，因同姓之國，源出同族。不料這位魯伯姬（嫁宋共公，故又稱共姬）非常特殊，引起了各國送媵的熱情。她出嫁宋國之后，第二年“晉人來媵”，第三年竟有“齊人來媵”。魯、衛、晉皆姬姓之國，其祖皆為周王室，媵自合禮，但齊為姜姓，異姓來媵，是否合禮？《春秋公羊傳》為此連續三年寫了“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的話，到第三年更又加上了這樣的話：

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也？婦人以眾多為侈也。

將注意力集中于三國來媵這一點上，卻未言異姓可否來媵。不過，結親的魯、宋兩國似乎都未拒絕齊媵，何休《解詁》說是“伯姬以至賢為三國所爭媵”，然而這位魯伯姬究竟如何“賢”法，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從政治聯姻的角度去看，應該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以姪從嫁，實例較少，猜測實際情形應與以娣從嫁類似（比如很可能與幼妹一樣需要待年）。

總的來說，從族外群婚的角度看，姪娣從嫁可以這樣理解：國君的政治婚姻，通常事關兩國關系，是很嚴肅的事情，“人君無再娶之義”有助于確保兩國關系穩定持久，是十分必要的。考慮到男性的性欲望和性能力都比同齡女性更為持久，所以預先為男方君主準備好了比新婦更年輕的妹妹乃至姪女，意在延長女方家族性資源的有效期。

同輩收繼婚：兄弟轉房

族外群婚既曾演變為姊妹共夫之俗，那是否有對應的“兄弟共妻”之俗呢？確實也可以找到這樣的遺跡，那就是兄弟間的轉房。兄弟轉房在先秦兩漢典籍中多次出現，具體情形則有多種。

《左傳》中至少提到兩次：一處為莊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振萬舞以追求文夫人事，[4]試圖繼娶寡嫂，實施兄弟間的轉房，不過因為文夫人不愿意，其事未成。另一次見哀公十一年，孔文子先將女兒孔姞嫁給衛太叔疾，后衛太叔疾出奔宋國，衛人立其弟遺，孔文子又讓遺娶了孔姞，這次轉房成功實施了。

《淮南子·氾論訓》至少談到兩次兄弟轉房，亦皆為先秦時事：“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高誘注：“孟卯，齊人也，及為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戰國策》曰芒卯也。”此處“妻其嫂”時其兄是否已死，不得而知。另一例則為兄弟生前就實行的轉房：“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高誘注：“蒼吾繞，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此兩例之可信度，可能較《左傳》中兩事稍弱，但也沒有理由斷定為無稽之談，至少高誘還是認真注釋的。

中國先秦典籍中最重口味的兄弟轉房案例見《孟子·萬章上》：謂舜之弟象加害其兄，并欲侵占二嫂——下嫁于舜之帝堯兩公主娥皇、女英，象在認為其兄已死后宣稱：

干戈，朕；弤，朕；琴，朕；二嫂使治朕棲。

象的要求是：干戈、弤、琴都歸我，兩個嫂嫂伺候我睡覺。這當然就是企圖實施兄弟間的轉房，不過他最后沒有得逞，因為舜并沒死。

《楚辭·天問》云“惟澆在戶，何求于嫂？……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是說澆與嫂私通。漢初陳平有“盜嫂”之行，可視為又將古風實行了一次而已。又《史記·荊燕世家》載燕王劉澤之孫劉定國“奪弟妻為姬”，則是強行蒼吾繞之事了。

此后兩千年間，兄弟轉房的實例記載甚多，我們可以轉而考察一些近現代實例，以見其俗流傳之久。清趙翼《簷曝雜記》卷四記當時西北民俗云：

兄死妻嫂，弟死妻其婦，比比皆是。同姓惟同祖以下不婚，過此則不論也。有兄弟數人合娶一妻者，或輪夕而宿。或白晝有事，輒懸一裙于房門，即知回避。生子則長者與兄，以次及諸弟云。

這不僅是轉房而已，而是真的實行兄弟共妻了。不過在討論這類記載時也存在一個理論上的困難：有些民俗的形成有現實生活中的原因，比如趙翼說此種風俗是因當地“多男少女，故男女之事頗闊略”，所以能在多大程度上將這類風俗視為上古遺痕，就頗難確定了，但至少能從形式上看到兩者的相同之處。又顧頡剛述其親見之轉房習俗云：

我年輕時住在蘇州，聽說鄉間“叔接嫂”的事情很多。到了抗戰時期，住在四川，聽得川北方面有“大轉房”的風俗，假如一家兄弟四人，各有妻室，不幸大嫂子死了，小弟也死，那么大哥和二嫂同居，二哥和三嫂同居，三哥和四弟婦同居，成為完整的三對。[5]

顧頡剛所述習俗，在清代也有記載，如諸晦香《明齊小識》云：

吳西亭言，某同寅作宰云南維西地方，其風俗出情理外。一日有呈詞云：某家生子四人，皆已婚娶，不幸某年長子死，某年四子之妻又死，理宜以第四子續配長媳，但年齒相懸，恐枯楊不能生華。特與三黨同議，將長子之妻配于二子，二子之妻配于三子，三子之妻配于四子。一轉移間，年皆相若，可無曠怨之虞，極為允協，懇求俯準。同寅拍案大怒。

如果從族外群婚遺跡的角度來看，姊妹共夫、兄弟共妻、轉房，本應等量齊觀，但在男性中心社會中，這種平等難以實現。從娥皇女英姊妹歸舜的古老傳說，到春秋時代的姪娣從嫁，姊妹共夫在古代中國人心目中一直不乏美感，而轉房之事則自古就受非議：子元之追求寡嫂，其事未成，《左傳》未作臧否；而《淮南子》記蒼吾繞讓妻于兄，已說“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記孟卯妻嫂則謂之“有所短”，但因能立功業，則小節可恕；陳平的情形與孟卯相仿；象則一直是漫畫式的惡人。不過其時禮教未嚴，且去古未遠，這些非議并不嚴厲。到封建社會后期，士大夫既不知上古有群婚之俗，腦子里禮教觀念又深，對轉房等事所持態度遂與早期大不相同。《清代名臣判牘》卷三云：

蘇鄉舊俗，兄既娶婦，不幸身亡，遺婦與叔成婚，鄉人稱“叔接嫂”，時有所見，恬不為怪。有鄉人談進德，為子聘王氏女為童養媳，子疫死，其侄慕王氏之色，欲援叔接嫂例，進德許之，但女不從，遂涉訟，久而不決。后臬司朱之榛判曰：叔入嫂戶，圖成鴛鴦佳偶；伯從姪意，謀遂狗彘淫心。……老人妄許，當賜大板百下；狂兒謀妻，請入黑獄三年。

欲援叔接嫂例，女方不從，判令別嫁是合理的，但談氏叔侄竟受如此嚴懲。又前述《明齊小識》中“大轉房”呈詞，縣宰見之也“拍案大怒”，并斥之為畜生。對姊妹共夫和兄弟共妻之厚此薄彼態度，清俞樾《右臺仙館筆記》卷四中有極典型的論述：

高郵縣某村有農家姊妹二人，其姊嫁而死，婿請繼室以其妹，父母皆喜，女不可，父母固命之，執不可。母私問之，女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天下之至恥，幸無他人得與聞耳。若姊妹俱事一夫，則吾姊之私，吾得而知之，是重吾姊之恥也。”父母不能強，乃已。按《明史·列女傳》：虞鳳娘，義務人，其姊嫁徐明輝而卒，明輝聞鳳娘賢，欲聘為繼室，女知，泣謂父母曰：“兄弟未嘗同妻，即姊妹可知。”父執不聽，女自經死。余謂虞鳳娘事不足為法，其所言亦于義未精。蓋同夫與同妻迥別。妻不可同，非獨兄弟為然，即非兄弟，亦無可同妻之理；夫則固有可同者。《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之……然則姊妹同夫，古禮固然。使謂姊妹不可同夫，則堯不當以二女妻舜矣。今此女所見與虞鳳娘正合，古今事故有相類者，然皆一偏之行，非中道也。

該農家女子受道學之害已深，竟認為夫婦之私是“天下之至恥”。俞樾說她所執為“一偏之行，非中道也”，但他自己堅信“同夫與同妻迥別”，也同樣不能算“中道”。由此又可見彼時人們對上古群婚及其遺跡，雖飽學如俞樾，亦已無所知。

異輩收繼婚：蒸、報、因

姪娣從嫁是明顯的族外群婚遺跡，這容易理解。而兄弟轉房作為一種同輩收繼婚，其深層宗旨與姪娣從嫁完全一致，仍是旨在延續兩個氏族/家族的聯姻關系。從這個角度，也能更好地理解歷史上貴族們的另一種收繼婚——異輩收繼婚，即蒸、報、因。

所謂“蒸”指兒子收繼父親的妻妾；“報”指侄收繼叔伯的妻妾；“因”則指孫輩對祖輩妻妾的收繼婚。這三個專名在《左傳》中都被很明確地分別使用。

必須先特別指出，上述這三個詞匯（名詞，也可以作動詞用）所指稱的收繼婚，在春秋時代都是正式、合法的婚姻。與私通（《左傳》中亦有專名稱為“通”）、亂倫等事完全不同。后世有“以下淫上曰蒸”“淫季父之妻曰報”等語，是擴大了含義的用法，非“蒸”“報”之本義。

據顧頡剛統計，《左傳》中共載蒸五事，報、因各一事，諸事梗概如下：

（1）“衛宣公蒸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諸左公子。夷姜縊。”衛宣公不僅娶了父親衛莊公的次妃，看到兒媳貌美，竟又奪為己有。（桓公十六年）

（2）“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蒸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秦穆夫人。”衛惠公即衛宣公與原兒媳（被宣公收納故稱宣姜）所生之朔。宣姜的娘家齊國要求惠公之庶兄昭伯蒸于宣姜，昭伯不干，齊人竟強迫他，昭伯這才與宣姜生了三子二女。（閔公二年）

（3）“晉獻公娶于賈，無子。蒸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莊公二十八年）

（4）“晉侯蒸于賈君。”此處晉侯即晉獻公之子惠公，賈君為獻公次妃。（僖公十五年）

（5）楚莊王伐陳獲夏姬，賜給連尹襄老為妻，后“襄老死于邲……其子黑要蒸焉。”夏姬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傳奇女性。[6]（成公二年）

（6）“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生子華、子盛。”這里鄭子指鄭文公之叔子儀。（宣公三年）

（7）“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公子鮑是襄夫人的庶孫，年輩相隔，老夫人卻執意要嫁給他，后來“國人”竟助成此事。（文公十六年）

綜觀以上諸事，有值得注意者數端：

其一，蒸、報事當時遍及南北各國，且不限于國君，大夫亦行之。李玄伯謂：“其蒸報而無政治影響者恐且不知幾倍于這五條（李未計入黑要蒸夏姬及公子鮑因襄夫人事），亦因其無政治影響變成平凡的事，遂未有機會載入歷史，以致湮沒無聞，則這現象當時想非不甚普遍者也。”其論甚確。[7]

其二，這類收繼婚在當時是公開而且正式有效的，是合法的。宋人可以奉公子鮑以因襄夫人，齊人可以強迫昭伯蒸于宣姜，昭伯和宣姜生的三子二女中，二子先后成為衛國國君，二女皆嫁為大國夫人（國君正妻），身份毫不遜于正妻嫡出。

其三，這類收繼婚往往并非因當事人之間的性愛吸引或情欲所致（當然也不排除有這樣的因素），而是有著政治背景，所以仍可從政治聯姻角度來理解。齊人強迫昭伯蒸于宣姜，就是齊國以舅氏身份干涉衛國內政，終使其二子相繼登上衛國君位。宋襄夫人應該已是老婦，公子鮑不可能對她有情欲，但她竟能派人殺死當時的宋國國君昭公，將公子鮑扶上君位，成為宋文公。后來漢代解憂公主與烏孫君主父子兩代三次結婚（事見《漢書·西域傳下》）也有類似背景，那時漢朝扮演了類似“齊人”的角色。[8]

無論是同輩收繼婚（兄弟轉房）還是異輩收繼婚（蒸、報、因），都可以從族外群婚和父權制兩方面來理解。或兄終弟及，或父位子承，都體現了男方家族的繼承權。娶嫂、收納父親的姬妾，都是對父兄權力財富繼承的一部分——不僅繼承了父兄和女方家族的政治聯姻關系，也繼承了父兄生前所擁有的生育資源（女性配偶）。

從上述角度看，父親奪走兒媳，也就沒有多少大逆不道了，這不過是在位父王實施對資源全面占有的一種變奏，可以視為“蒸”的一種逆向操作，也不會破壞兩國族之間的聯姻關系，所以通常也不會引起女方家族的憤怒。衛宣公上蒸父妃，下奪兒媳，但涉事女方皆為齊國之女，故齊人并無異議（至少史籍未見異議記載）。那時這種事并非僅見，例如楚平王也曾將太子建的新婦收納（《左傳·昭公十九年》）。

蒸、報、因制度在漢族歷史上流行并被視為合法的時代似乎很短，顧頡剛注意到上述《左傳》所載七事涵蓋的年代在公元前7～6世紀，此后未再出現，他認為這說明漢族的社會制度有了變化，這當然不錯，但實際上這類事情此后很久都未絕跡，變化的只是社會對待此事的態度，而且變化的原因仍待探討。

《史記》《漢書》《后漢書》《晉書》《隋書》有“匈奴列傳”“南匈奴傳”“西域傳”“東夷傳”“西戎傳”等篇章，其中記載了大量少數民族實行蒸、報的史實和風俗。現在通常認為，處于漢族文化圈影響之下的周邊民族，大體都遵循了與漢族社會昔日曾經歷的演化道路，故那些少數民族尚處社會演化早期，而漢族到漢代已將蒸、報視為可恥悖逆之事了。茲舉數例如下：

《史記·五宗世家》載：江都王劉建在其父易王劉非死后，“易王死未葬，建有所悅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奸服舍中。”劉建因此之過，再加上還有“同產相奸”之罪，最終畏罪自殺。這位淖姬可能非常迷人，她后來又被趙王劉彭祖收為姬人，“甚愛之”。

又《史記·荊燕世家》載：燕康王劉嘉之子劉定國“與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奸。”這些事被告發后，公卿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于是劉定國自殺。

又《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載：乘丘侯劉外人“坐為子時與后母亂，免”。

又《漢書·王尊傳》載：王尊為美陽令時，有“美陽女子告假子（前夫之子）不孝”，所謂不孝，據女子自訴是“兒常以我為妻”，王尊將此子酷刑處死。

從前三例來看，當時貴族們蒸父姬之事并不少見，見于記載者多屬被人告發，再算陳年舊賬，這可能有權力斗爭背景，未被告發而免于罪罰者很可能還有。但那時蒸為罪行已經是明顯之事。

嚴懲蒸、報等行為與觀念上對此的否定是一致的。《禮記·曲禮上》云：“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這多半是漢儒的說法，觀當時公卿議此類案件常有“禽獸行”一語，即可知矣。但至少在春秋時代，這作禮教人的“圣人”恐怕尚未降世。

漢代《詩小序》的作者，也已經戴上有色眼鏡來看《詩經》了。比如說《鄘風·墻有茨》云：“墻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公子頑即前述《左傳》蒸五事之（2）中的昭伯，“通于君母”即指他迫于齊國壓力蒸宣姜之事。但這種批判文章很可能只是漢儒的穿鑿附會，《墻有茨》詩只是說：“墻有茨，不可掃也。中篝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后二章完全相仿）雖是指斥之辭，卻沒有任何文本證據表明所詠是衛國事，所指為公子頑。實際情況如前所述，公子頑與宣姜所生三子二女，二子相繼為衛國國君，二女嫁為大國夫人，第三子衛文公且在位25年之久，足見衛人和宋國、秦國都未排斥或抵觸此事。

又如《詩小序》說《邶風·新臺》《衛風·氓》《鄘風·君子偕老》《鄘風·鶉之奔奔》等篇。都將原詩牽扯到宣姜身上去，說成是刺衛宣公和宣姜的。這些雖未必得原詩之旨，但可以用來表明此時漢儒已視蒸、報為大惡。

自漢以降，蒸、報固然已被視為大惡，但其流風余韻千百年不絕，仍有許多帝王公開收納先王姬妾。如曹丕收納了曹操一眾姬妾，隋煬帝楊廣蒸宣華夫人，而李治之納武曌，李隆基之納楊玉環，更是將古之蒸正向、逆向各操作了一遍。值得注意的是，此事與“同產相奸”類似，史籍中有記載者多為王室成員。

以上姪娣從嫁、兄弟轉房、蒸報因異輩收繼婚，三者皆為上古族外群婚之遺跡，而非其實例。年代久遠，此種實例可能已經無法找到文獻記載了。《說文》釋“媾”字云：“媾，重婚也。”此處“重婚”當然不是現代法律用語，段玉裁釋為“重迭交互為婚姻”，正是標準的族外群婚。

有人認為《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狄人……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重耳）。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事可算“重迭交互”為婚實例，理由是重耳與趙衰同族同輩。但此處重耳與趙衰只是在兩姊妹中各娶其一，并非共同以二隗為妻，故仍然無法視為族外群婚實例。

綜上所述，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族外群婚雖乏文獻記載實例，但遺跡眾多。通過對大量遺跡遺俗的分析及確認，有較為充分的理由斷言：中國上古曾廣泛實行過族外群婚。

【江曉原　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長】

英文標題：

Explor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Sex Culture（4）

Jiang Xiaoyuan

[1]李玄伯：《中國古代社會新研》（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開明書店，1949，256～258頁。

[2]弗雷澤《圖騰制度與外婚制》一書中收集美洲、非洲、亞洲、澳洲等處姊妹共夫之資料數十條，其中四條有幼妹待年，一條竟亦以姪從嫁。參見李玄伯：《中國古代社會新研》，開明書店，1949，263～266頁。

[3]李玄伯：《中國古代社會新研》，開明書店，1949，258～260頁。

[4]參見江曉原：高禖之祀與仲春之會——中國古代性文化探索之一，《中國文化》2021年秋季號。

[5]顧頡剛：由“蒸”“報”等婚姻方式看社會制度的變遷（上），《文史》第十四期（1982）。按顧此文乃其遺作，征引史料頗稱浩博，惜未能從人類學族外群婚角度分析問題，且文中還有明顯技術性錯誤（筆者將在“中國古代性文化探索”系列另文中探討）。

[6]參見江曉原：先秦貴族婚外性關系與有關觀念及問題——中國古代性文化探索之二，《中國文化》，2024年春季號。

[7]李玄伯：《中國古代社會新研》，開明書店，1949，277頁。

[8]顧頡剛對此事有很詳細的分析，見顧頡剛：由“蒸”“報”等婚姻方式看社會制度的變遷（上），《文史》第十四期（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