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慶祝文化和自然遺產日，長沙簡牘博物館特邀湖南博物院古器物研究展示中心主任方昭遠做客長沙市民文化遺產講堂，講述“湖南陶瓷發展簡史”。活動通過線上線下聯動，吸引1.8萬余市民與陶瓷愛好者參與，現場座無虛席，線上討論熱度高漲，互動環節更是精彩紛呈。

方昭遠副研究館員，畢業于武漢大學考古系，中國古陶瓷學會理事，湖南省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長期從事古陶瓷文物研究鑒定和博物館陳列展覽等工作。國家社科基金項目 “岳州窯整理與研究”課題組主要成員，湖南省社科基金重點課題《長沙窯編年與分期研究》負責人，參編《中國長沙窯》《長沙窯繪畫》《中國民間收藏陶瓷大系》等多部著作，發表專業論文20余篇，主持策劃大中型展覽 “御窯密碼 —— 明代皇家瓷器特展”、“瓷之畫 —— 從長沙窯到醴陵窯”、“至純至美 —— 湖南博物院藏單色釉瓷器展” 等十余個。

講座中，方昭遠老師以時間發展為脈絡，結合各博物館館藏陶瓷及湖南考古出土陶瓷，通過與其他地區陶瓷特征對比的方式，系統介紹了湖南陶瓷各個時期的特點及標志性成就，帶領觀眾們穿越萬年時光，感受湖南陶瓷獨特魅力，探索陶瓷背后的工藝與文化內涵，領略湖南先民的智慧與匠心。

史前曙光：白陶耀世，藝術初綻

在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考古學家發現了距今約1.4—2.1萬年的陶片，這些碎陶片經檢測證實是人類最早的陶容器遺存。這種用泥片貼塑法制成的陶釜，胎土中有意摻入石英顆粒以防止燒制破裂，展現了史前先民已具備一定的制陶經驗。

距今約1萬年的澧縣彭頭山文化，陶器以夾炭陶為主，表面拍印粗繩紋、刻劃齒牙紋，器型多為圜底罐、圜底缽等。其中高領深腹圜底罐不僅是日常容器，更反映了先民對器物造型的初步探索。這些陶器雖質樸無華，卻奠定了湖南制陶術的技術根基。

距今7800-6300年的高廟文化，將湖南史前制陶業推向第一次藝術高峰。桂陽千家坪遺址出土的白陶亞腰罐，肩部以四鳥四獸紋為裝飾，運用高超的篦點技法，構圖極具美學原理。

“高廟文化以瓷土制作的白陶，裝飾有獠牙獸面、鳳鳥、太陽等紋樣，不僅是實用器具，更承載著史前人類的精神信仰，掀起了史前中國的第一次藝術浪潮。”方昭遠老師展示的白陶盤文獻資料上，八角星紋與鳥獸圖案組合嚴謹，單元紋飾銜接緊密，很少有重疊錯位。這種裝飾母題成為后世反復表現的文化符號，印證了湖南先民在藝術創作上的超前意識。不僅展現了當時先民的高超技藝，更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內涵與精神追求，對后世陶瓷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夏商周：工藝演進，釉彩萌芽

夏商周時期，湖南處于越文化與楚文化的交融地帶，陶器呈現硬陶與軟陶并行的特點。早期百越文化影響下的印紋硬陶火候較高，而春秋中晚期楚文化傳入后，流行火候較低的軟陶，并出現彩繪陶、漆衣陶和錫涂陶。石門皂市遺址出土的陶鬲，造型兼具中原與本地特色，反映了文化交流的痕跡。

汨羅黎樹園墓群出土的西周硬陶瓿，表面拍印幾何紋，肩部飾雙系，體現了長江中下游制陶工藝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彩繪陶使用朱砂作紅色顏料、炭黑作黑色顏料、鐵礦作黃色彩料，漆衣陶則可能以生漆為涂層，展現了先民對材料特性的探索。

秦漢：成熟瓷器的破曉之光

秦漢大一統格局加速了技術交流，湖南在西漢出現低溫鉛釉陶，釉陶與印文硬陶的技術積淀，至東漢中晚期終于燒制出成熟青瓷。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錫涂陶壺，根據遣策記載得名，其工藝包括熱鍍錫與常溫貼錫（以生漆為粘接劑），展現了漢代金屬工藝與制陶術的結合。青竹寺窯址發現于湘陰縣燒制成熟瓷器的東漢窯址，其圓形墊板、壁形墊圈等窯具，證明當時已掌握較先進的裝燒技術。這些東漢青瓷雖存在胎釉結合不緊密、易剝釉的缺陷，卻為后來岳州窯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三國至唐中期：岳州窯起，官窯貢瓷

三國至唐中期，岳州窯成為湖南瓷業的代表。三國時期除燒制青瓷日用器外，還出現專為喪葬的明器如人物俑、動物俑；西晉時仿越窯工藝，東晉開始使用匣缽裝燒，提高了釉面純凈度。湘陰馬王墈窯址出土的南朝“太官”碗底殘片，證明岳州窯青瓷已成為宮廷貢品，其釉色清亮偏綠，底部常刷護胎漿。

陸羽《茶經》將岳州窯列為唐代七大名窯之一，盛贊其青瓷茶具“類冰”“類玉”。岳陽桃花山唐墓出土的千秋萬歲俑，造型融合佛教元素與中原風格，反映了多元文化交融。至隋唐時期，岳州窯迎來發展第二高峰，產品遠銷湖北、安徽、江蘇等地，成為南方青瓷的重要代表。

中晚唐至五代：長沙窯興，彩瓷時代

（一）商業窯場的技術革命

中晚唐時期，長沙窯的興起打破了“南青北白”的瓷業格局。這座位于長沙望城區的民間窯場，約8世紀后期興起，9世紀早中期達到鼎盛，以燒制彩瓷聞名，又稱“銅官窯”、“石渚窯”。唐代詩人李群玉在《石潴》詩中描繪的“焰紅湘浦口，煙濁洞庭云”，正是長沙窯烈焰沖天的燒造盛況寫照。

長沙窯的器形極為豐富，據統計有70多種，涵蓋碗、壺、罐、杯、枕等生活用器，其中茶酒具數量最多，反映了唐代茶酒文化的盛行。

青釉褐彩茶碗上的“荼埦”二字，見證了“茶”字從“荼”到“茶”的演變；“天成四年”青釉碾槽則是長沙窯最晚的紀年器物，其造型與裝飾的簡化，暗示了窯場的衰落。

（二）彩瓷裝飾的里程碑意義

長沙窯是中國瓷器裝飾史上的重要轉折點，其創新的釉下詩文繪畫裝飾，使中國瓷器真正步入彩瓷時代。長沙窯的歷史地位在于，它首次將詩文、繪畫、書法融入瓷器裝飾，120余首釉下詩文內容涵蓋飲酒、思鄉、愛情等題材，堪稱“全唐詩的縮影”。方老師強調，長沙窯的出現不僅豐富了瓷器的裝飾語言，更開創了中國陶瓷“以器載道”的文化傳統，對后世磁州窯、吉州窯等民間彩繪瓷產生了深遠影響。

長沙窯的興起，不僅是湖湘陶瓷工藝的一次重大飛躍，更是湖湘文化在唐代對外交流與傳播的重要體現。其豐富多樣的裝飾題材與獨特的藝術風格，反映了當時社會文化的繁榮與多元，也展現了湖湘先民在陶瓷藝術創作上的無限想象力與創造力。

宋元明清：多元發展，瓷業新貌

（一）窯系林立的產業格局

宋元時期，湖南瓷業中心從湘江下游轉移至中上游，形成衡州窯、衡山窯、醴陵窯等多元格局。衡南云集窯出土的北宋青瓷執壺，繼承了長沙窯的青瓷傳統；衡山窯的南宋粉地彩繪執壺，以多色釉裝飾展現新的審美取向。醴陵唐家坳窯址的發掘揭示了宋元瓷業的繁榮，該窯址分為四個發掘區，出土上萬件器物，以青白瓷為主，兼有青瓷、醬釉瓷，燒制工藝成熟，年代約在南宋至元代。

（二）工藝交流與創新發展

目前發現的湖南宋元瓷窯已超過全省總數的一半，形成三大系別：衡州窯系（青瓷）、衡山窯系（多色釉彩繪）、青白瓷窯系。這種多元格局既保留了本地特色，又仿燒各地名窯，如益陽梓山湖宋墓出土的耀州窯青瓷碗，證明了南北瓷器的流通。方老師指出，宋元時期湖南瓷業的繁榮，得益于人口增長、手工業發展與朝廷對湖南的開發，制瓷業擴散到資水、沅水、澧水流域，形成新的區域中心。

馬沖區龍窯的發現展示了宋元時期窯爐技術的進步，其斜坡狀窯身、多級窯室與煙囪結構，有利于火焰分布與溫度控制，為提高瓷器產量與質量提供了技術保障。這種技術創新與文化包容，使湖南瓷業在宋元時期保持了持續發展的活力，為明清醴陵窯的崛起奠定了產業基礎。

（三）醴陵的瓷都之路

明清時期，景德鎮青花瓷主導市場，湖南瓷業以醴陵窯為代表延續發展。醴陵明代窯址燒制的民用青花瓷，產品通過淥水外銷。月形灣窯址保存完好的階級窯，由火膛、六級窯室、煙囪組成，傾斜角度8°-20°，體現了明清制瓷窯爐的成熟技術。

清初廣東興寧人廖仲威在溈山發現瓷礦，雍正七年創設瓷廠，約請同鄉技工傳習制瓷，奠定了醴陵瓷業基礎。溈山樊公廟的供奉習俗，見證了瓷業傳統的延續。方老師提到，醴陵瓷業的轉折始于清末，1905年熊希齡考察日本瓷業后，在醴陵創辦湖南瓷業學堂與湖南瓷業公司，引進日本機器，聘請日本和景德鎮技師，成功研制瑪瑙紅、海碧、草綠、艷黑、赭色五種高溫釉下顏料，采用“三燒制”工藝，創燒出釉下五彩瓷，更是將醴陵窯推向了新的高度，使其成為了湖湘陶瓷的一張亮麗名片。

近代新生：醴陵窯興，國瓷榮耀

近代以來，醴陵窯不斷探索與創新，醴陵釉下五彩瓷以其獨特的技藝特色和藝術魅力， 獲得了巨大的榮譽與新生。1918-1930年雖因戰亂技藝失傳，但私營作坊持續發展；抗戰時期景德鎮窯業受損，醴陵細瓷窯廠從46家增至118家，年產細瓷2300萬件，獲“小南京”之稱。新中國成立后，湖南省陶瓷研究所與八大瓷廠的建立，構建了科研生產體系，吳壽祺等老匠人帶領恢復釉下五彩工藝，使醴陵瓷業走向“國瓷”之路。

1957年輕工業部長李人鳳撰文《瓷城醴陵》，使醴陵“瓷城”美譽廣為人知。如今的醴陵已成為中國三大瓷都之一，產業鏈企業650家，產品覆蓋4000多個品種，從業人員近20萬，遠銷150國，延續著湖南陶瓷的千年榮光。醴陵窯的發展歷程，不僅見證了湖湘陶瓷在近代的傳承與創新，更體現了湖湘工匠在新時代背景下的不懈追求與勇于探索的精神。

傳承發展：窯火不熄，匠心永恒

方昭遠老師在講座小結中指出，湖南瓷業發展呈現“沿湘江溯流而上”的技術傳播規律，從史前玉蟾巖到漢唐岳州窯、長沙窯，直至明清醴陵窯，湘江流域始終是湖湘瓷業的核心。湖南豐富的瓷土資源（提供原料）、密布的森林（提供燃料）與發達的水系（便利運輸），為陶瓷業發展奠定了自然基礎。而統一的政治格局、開放包容的文化心態，則是湖南瓷業興盛的內在動因。

“蓋瓷雖小道，而于國運事變亦隱隱相關焉。”許之衡《飲流齋說瓷》的論斷在湖南陶瓷史中得到印證。從高廟白陶的信仰表達，到長沙窯的世界貿易，再到醴陵窯的近代轉型，湘瓷的每一步都與中華文明的脈動同頻共振，成為解讀中國陶瓷史的重要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