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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國國家歷史原創文章

文章來源：《中國國家歷史》叁拾捌期

圖1 西楚霸王項羽畫像

秦末農民起義及楚漢相爭是中國封建社會早期歷史中承上啟下的重要篇章，也是歷史探究中饒有趣味的內容。這一時期，兩位農民起義的領袖項羽和劉邦，是當之無愧的時代主角。他們在楚河漢界上縱橫疆場、爭奪民心，圍繞他們還形成了許多令后人著迷的成語和事。兩千多年后的今天，他們的形象仍繼續活躍在戲劇小說、影視劇集、電視講壇等傳奇演繹和歷史語境中。遺憾的是，人們在探析和總結楚亡漢興的原因時，往往一味突出《史記》等史書描述的當事者的性格因素，而忽視其時代和處境，缺乏“同情與理解”。例如，秦亡之后項羽擁有占據絕對優勢的兵力，但他在攻占咸陽后并沒有立刻稱帝，而是分封諸侯、帶兵東歸，說“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論者多以此認為項羽觀念傳統，不會審時度勢，沒有長遠眼光。然而，歷史的復雜性在于，不能只以成敗論英雄，不能因為項羽后來在楚漢相爭中敗于劉邦，就否定其一切軍事、政治決策。我們需要從歷史事件發生的時代，當事人身處的局勢，以及史書史料的立場、特征等角度，爬梳比對，審辨反思。因此，“項羽還鄉”這個貌似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其實并沒有那么簡單。

圖2 秦末農民大起義

數字也會說謊——項羽具備稱帝的絕對實力嗎？

當項羽攻下函谷關到達戲西時，其麾下軍隊的規模達到了頂峰。《史記》中多次對比了雙方士兵數量，并且給出了明確的數據，“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可是，軍隊的規模可以與軍事實力簡單地畫上等號嗎？這四十萬大軍可以成為項羽爭奪天下的依靠嗎？

圖3 漢高祖劉邦畫像

項梁、項羽在家鄉起兵之初，“部署吳中豪杰為校尉、候、司馬”，“得精兵八千人”。隨著陳嬰、英布等部隊的加入，項梁、項羽軍到達下邳時達到了六七萬人。項梁、項羽軍后又兼并了周圍的秦嘉軍，并在與秦軍的作戰中逐漸壯大成秦王朝的主要威脅。因此，秦王朝在章邯多次戰敗的情況下，仍“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目的就是集中主要兵力，解決這一心頭大患，加之項梁的輕敵，齊國又“不肯發兵助楚”，最終定陶之戰項梁兵敗身死。戰后，秦軍轉攻趙國，覺得楚軍已不足為慮——“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楚國方面則上下驚恐，如遭遇滅頂之災——“楚兵已破于定陶，懷王恐”，“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從秦、楚兩方的反應中可看出，此前以八千江東子弟為核心的楚軍的主力已基本被消滅，否則在項羽、呂臣、劉邦仍各領一軍的情況下，楚國上下不可能會一片恐慌，名將章邯也不會冒著被夾擊的風險，放棄先前的目標轉而攻打趙國。定陶之戰后，楚懷王熊心先是“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后又任命與項梁、項羽有分歧的宋義為上將軍，“諸別將皆屬宋義”。目項羽及其親信范增只被任命為次將、末將。隨著定陶之戰后項梁、項羽集團實力的大幅衰減，其在楚國統治集團內部的地位也出現了邊緣化的趨勢。

圖4 司馬遷畫像

在救援趙國的過程中，項羽襲殺了宋義，憑借項氏擁立楚懷王熊心的政治遺產，成了代理上將軍。楚懷王熊心迫于形勢，追認項羽為楚國的上將軍，并將英布、蒲將軍的部隊也交給項羽統率。巨鹿之戰中，由于諸侯作壁上觀，楚軍作為與秦軍反復拉鋸的主力，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在面對章邯欲降時，“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仍然面臨糧草不濟的問題。巨鹿之戰勝利后，項羽獲得了巨大的政治聲望，“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自此能夠指揮諸侯先前派出的用來援助趙國的軍隊。但是，這種“指揮”是有限制和代價的，司馬遷稱之為“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目，田余慶亦稱之為“合縱之師”。項羽在接到諸侯軍將領的報告后，意識到二十萬秦軍降兵在諸侯軍的欺辱下漸生反叛之意，但他并沒有召集與秦軍有宿怨的諸侯軍將領商討對策，而是只找了屬于楚軍集團的英布、蒲將軍來謀劃，并由楚軍負責執行命令。可見項羽并不能完全節制諸侯的軍隊，也并不完全信任諸侯的軍隊。正因如此，項羽更需要盡可能地籠絡這支聯軍的將領們，維系四十萬眾的體量以震懾秦王朝的殘余勢力與先入關的劉邦集團。項羽繞開了楚懷王熊心和諸侯國的君主，對趙將司馬印、趙相張耳、鄱君吳芮、燕將臧荼、齊將田都等人進行分封，這便是對諸侯軍將領們將他奉為盟主的直接回報。在反秦的名義和封賞的誘惑下，諸侯軍將領們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服從項羽的命令。“（項羽）征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一旦條件有缺，連楚國集團內部的英布都會以虛與委蛇的態度應對項羽的征召。

反觀劉邦軍，西進入關，秦軍抵抗較弱，又“收陳王、項梁散卒”，在以豐沛子弟為核心力量的基礎上，不斷壯大軍事實力。更重要的是，相較于項羽多次屠城殺降，劉邦在西進過程中注意保護百姓，進入咸陽之后更是約法三章，贏得了關中人民的支持。除此之外，還有齊地的田榮與楚國有矛盾，沒有出兵援趙攻秦，且實力頗強，日后還統一了三齊之地并與項羽開戰。因此，不管是從項羽對麾下諸侯軍的松散控制和始終困擾自身的補給問題來看，還是從劉邦、田榮這些潛在對手不容小覷的實力來看，稱項羽擁有占據絕對優勢的軍事實力都有望文生義之嫌。

同名未必同義——項羽分封只是觀念傳統嗎？

有人認為秦朝覆滅后，項羽不趁勢統一天下，反而分封諸侯，是一次歷史的倒退。加之項羽舊貴族的身份，因此將其分封諸侯視為六國舊貴族對統一體制的反對和對西周分封體制的復辟。但《后漢書》卻明確指出，“漢初立諸王，因項羽所立諸王之制，地既廣大，且至千里”，認為漢初的郡國并行制是對項羽分封諸侯的延續。所以，對于項羽分封諸侯，還需要因時因勢分析。

《左傳》載：“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西周時期的分封制，是最高統治者周天子在平定三監之亂、疆域一統之后為鞏固統治而實行的地方行政制度。《史記》將項羽分封諸侯稱為“諸侯之相王”。何為諸侯相王？項羽分封諸侯之時，名義上只是楚懷王熊心任命的上將軍和諸侯軍將領推舉的聯軍領袖，如果沒有諸將自發地對分封結果的認可，項羽的分封決定并無效力可言。事實上，除關中等部分地區外，多數被分封的地區是秦二世元年以來六國復國后的疆域，如果項羽沒有聯軍作后盾，趙歇、田市、楚懷王熊心等國君不會甘心自己的領土無故被項羽和自己的部將分割。也正因為項羽的分封本質上是與諸將合謀，挾聯軍以令天下的結果，而非周王授土、授民般名正言順，所以項羽與被分封的諸將之間，并沒有形成類似西周時期周天子與諸侯之間的較為嚴密的從屬關系。項羽僅自封為西楚霸王，僅是名義上的諸侯盟主。

西周的分封制以姬姓貴族為分封主體，重視血緣宗法關系。項羽分封諸侯時卻說：“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于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在項羽看來，秦末起義以來復立楚懷王熊心、齊王田市、趙王歇等舊王族只是反秦的權宜之計，他并不會恢復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世襲關系，秦朝滅亡后的政治格局要根據軍功和軍事力量來進行劃分。因此，九江王英布、漢王劉邦、燕王臧荼等都不是王族和貴族，只是因立有軍功又掌握兵權而被封王。臨淄王田都、濟北王田安雖是舊王族，但也是跟隨項羽抗秦有功的將領。而楚懷王熊心、齊王田市、趙王歇等雖有著六國王族之后的血脈，卻在項羽的分封中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王號。

項羽分封諸侯的真實用意究竟是什么？田余慶等人認為，“秦已滅，則患在諸侯。盡徙故王王惡地，羽之謀也”。項羽將秦地一分為四，讓實力稍弱的三位降將分割相對富庶的三秦，把實力較強的劉邦分封到相對偏遠的巴蜀漢中地區，使其相互牽制，盡量避免任何一方勢力獨占關中。齊國在關東六國中僅次于楚國且與楚國接壤。項羽不分封實力最強的田榮，而是分封地位較低的田都、田安兩個武將以分割齊國土地并制造混亂。魏國、韓國的大部分土地則被項羽的西楚國吞并。而原本的楚國內部，英布、吳芮、共敖被分封在今安徽淮河以南、長江中游及以南地區。項羽自封戰國后期屬于楚國精華地區的西楚九郡，其內部實行郡縣制，并未層層分封。項羽分封措施的失誤之一就是將其意圖過早地暴露，韓信、陳馀等皆表達過對項羽分封政策“厚己薄彼”的不滿。相較之下，劉邦的心機則更為深沉，楚漢相爭時他更為果斷地利用分封政策招攬人心，待到天下大勢已定才剪滅異姓諸侯王。因此，項羽分封諸侯，只是由于當時分裂割據局面已經形成，其自身實力又不足以兼并群雄的情勢采取的權宜之計。我們不能因為作為受封對象的劉邦成功開啟了西漢時代，就斷言項羽的失敗是因為他觀念傳統，復辟舊制。此一時彼一時，兩人所處的時和勢都大不相同。

不以成敗論英雄——項羽還鄉一定是目光短淺嗎？

圖5 《史記》書影

《史記·項羽本紀》載：“項王見秦宮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

后人將項羽這番言論與其都彭城聯系起來，并與劉邦都長安，最終一統天下形成對比，以此作為項羽目光短淺，招致失敗的依據。

然而后人有所不知，在這一時期，涉及“衣繡夜行”的言論并非孤例，也不含貶義。如《華陽國志·巴志》：“帝嘉其功而難傷其意，遂聽還巴。謂目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徙封閬中慈鄉侯。”《漢書·朱買臣傳》：“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后漢書·景丹傳》：“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目《三國志·魏書·徐晃傳》：“文帝即位，封靈鄃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邵，功逾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喻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愿勿難言’”從這些有為君主與有功之臣的對話中看不出絲毫的譏諷之意。可見“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應是這一時期流行俗語，并無特定的感情色彩。因此，對項羽這番言論還須代入特定的時空背景中進行分析。

圖6 呂思勉

呂思勉對此有一段精辟的評述：“秦亡后五年，天下復定于一，此乃事勢推移使然。當時方以秦滅六國為暴無道，詆秦曰強虎狼，安有一人，敢繼秦而欲帝天下？”劉邦先入關中后，產生過獨霸關中的念頭，派軍扼守函谷關。結果激起了項羽和諸侯聯軍的憤怒，函谷關很快就被聯軍攻陷。關中經過秦國多年經營，經濟發達，地理上有崤函之固，歷史上有秦滅六國的先例。正是因為關中的重要性世人皆知因此任何一方獨霸關中，其兼并天下的野心就會在世人面前暴露無遺，成為眾矢之的。在秦朝剛剛覆滅，諸雄會于戲下之時，哪一方都不具備直接兼并群雄的絕對優勢，故諸侯相王，對秦地做了一剖為四，使其相互制約的安排。加之項羽對秦降軍的屠戮和對咸陽等城市的洗劫，他也很難得到關中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劉邦統一關中是在分封之后，把握住了諸侯相互攻伐，無暇西顧的契機和前期善待關中民眾的結果。

都彭城，是項羽對當時情勢權衡的結果。據今學者考證，秦漢時期彭城水陸交通便利，是一個地方性的經濟都會，且臨近產糧區。定陶之戰后，楚懷王熊心就已定都于此。彭城已逐漸成為楚國的經濟和政治中心。從漢元年四月項羽回到彭城后一直到漢二年正月項羽出兵討伐田榮，九個月間“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明明天下已經大亂，但項羽只誅殺韓王成，改立鄭昌為韓王，坐視田榮將田都、田安一個個打敗，一統三齊之地。在義帝死前，項羽并未離開楚地帶兵討伐任何一方。項羽不是感受不到日益危急的外部局勢，而是在西楚九郡乃至都城彭城內，楚懷王熊心的勢力是一種更迫在眉睫的威脅。自定陶之敗后，項羽就缺乏忠于自己的核心力量去控制楚懷王熊心。加之襲殺宋義、不遵懷王約等沖突的發生，楚國內部派系之間已出現無法彌合的裂痕，以至于項羽逼迫楚懷王熊心遷都長沙郴縣后還要指使英布等人謀殺他。還鄉、都彭城、殺義帝未必是項羽的最佳策略，但是這一系列行動應是項羽及其智囊團深思熟慮的結果，而非胸無大志、目光短淺之舉。

史料，請起立——360度察看史料的體態樣貌

不同于自然科學實驗、數理分析等實證的方法，歷史學的實證精神講求廣泛搜集史料，理性客觀地鑒別分析，準確全面地提取歷史信息，以為歷史解釋提供堅實的依據。因此，有必要讓史料“立體”起來，觀察隱藏在它們背后的歷史信息。就“項羽還鄉”而言，我們既要看到其“沐猴而冠”般的丑態，也要看到其“霸王別姬”式的無奈。

其次，無論是歷史的撰寫者還是歷史的詮釋者，都需要運用各種歷史概念和術語作為表征和闡釋歷史的工具。但值得注意的是，概念、術語本身亦是歷史，如果忽視了其在漫長歷史中的含義的變遷，史料解讀很容易變成史料誤讀。20世紀以來，布魯納、科塞雷克等學者曾試圖通過歷史過渡時期核心概念的含義嬗變，揭示時代社會的巨大變化及其成因。這一理論豐富了文獻史料的利用方式，即歷史信息不僅能從歷史文本所記述的事物內容中提取，還能從文本中概念、術語等語言結構中提取。因此，概念、術語本身就蘊含歷史，考察史料實證素養也可以從概念、術語本身入手。如前文所述，類似“衣繡夜行”的話許多人都說過，但是含義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遷，不能用今天的感情傾向去衡量古人的價值判斷。

圖7 北京社稷壇古建額枋彩繪“鴻門宴”

此外，史料不能直接等同于史實，我國歷史著作中有春秋筆法、為尊者諱等傳統，西方史學發展也經歷過對蘭克“如實直書”的批判和近代的語言學轉向。“項羽還鄉”的故事來源于《史記》，司馬遷專門為項羽立“本紀”，充分體現了他對這位失敗英雄的尊重。《項羽本紀》中的許多場景極具戲劇色彩，學書學劍、街見始皇、擊殺宋義、鴻門宴、逼死烏江等，都是文學與歷史交織，創造了如取而代之、先發制人、破釜沉舟、項莊舞劍、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等大量膾炙人口的成語。司馬遷對項羽的文學化處理，背后有他自己的復雜心理：雖然生活在大一統的強盛時代，但是他本人遭受過帝國政權的迫害，因而對與帝國政權競爭、反抗帝國政權的失敗者寄予較多的同情。無論是對再次推行分封的項羽，還是對苦戰無功的李廣、李陵祖孫，甚至是對田橫、魯仲連、趙氏孤兒這些敢于抗暴的義士，司馬遷都傾注了相當多的感情，惋惜他們的人生。所以，基于史傳文學的自身特點，讀史時我們不能完全陷入歷史撰寫者的“圈套”之中，一味替他們作注疏，而應當秉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立體透視史料，明察歷史人物生活的時代、面臨的處境，慮及他們的困擾和難處，才能冷靜、合理地評判歷史人物及其抉擇。

文|常州市教育科學研究院 薛權開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