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張培生,這個名字也是源自網絡流傳,我們無法確知這位宿管大爺的具體信息。他從哪里來、家里有哪些人、有怎樣的人生故事,我們只能通過他愛貓的細節,來猜測他是個有愛心的大叔。谷雨實驗室做了一篇《在夏日,紀念一位普通的宿舍管理員》,寫到了他的點滴,“有同學記得大爺和她一起找過遺失的畢設論文,也有人記得大爺在畢業時幫自己搬行李,還有人去看演唱會錯過宵禁,不得已敲醒大爺的窗戶,張培生關切的問:怎么這么晚才回來啊?”
他倒在這個夏天,生命停留在58歲,因為高溫。悲傷的是,“他去世前一天,學校開始在宿舍區安裝空調,青島大學計劃今年在宿舍區全面安裝空調,已完成采購7217臺。”
青島大學無疑應該為此事擔責,我心生怨懟,但又難以憤恨。近萬臺空調的采購、安裝,不是一個小數字,校園管理者同樣需要在有限的資金中精打細算。我也無法因管理者辦公室里裝著空調,便覺得他們毫無人性,利己只不過是基本的人性,我無法用圣人的標準來要求他人,那不現實,更不可行。反而可能催生出一幫天天喊著高大上的口號,轉身干著齷齪事的兩面派,那才可悲。
我也不敢貿然用階層視角來審視個案。階層天然存在,有先天因素,有后天環境,有個體差異,有結構性問題,我無法因一個悲劇而投身斗爭論或沖突論。仿佛砸碎一個高高在上的階層,便能全民大碗喝酒大塊吃肉。歷史已經多次證明,這種烏托邦的幻想,最終往往帶來更大的悲劇。有朋友痛斥貧富分化,宿管大叔張培生這樣的低收入者不得不面對惡劣的工作環境,而在上海人均800的餐廳晚餐竟要預約排隊等二十多天才能等到。她感嘆“貧富差距如此大的社會,不再共情弱勢群體的社會”。
我想換個角度,我不太想用以上這種文學敘事來分析。上海的高端餐廳與底層的貧困生活并不存在邏輯上的關聯,更要警惕這種思維方式下的削富濟貧。無論大城市“看不見的頂層”如何紙醉金迷,只要是合法所得,都該保護甚至鼓勵。消費是經濟動力,遙遠的哭聲和遙遠的歡笑始終存在,貧富差距始終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才有經濟流動性。但貧富差距又不能太大,貧者無立錐之地,不僅危險,更無人性。
貧富差距索性交由“看不見的手”來調節,“看得見的手”需要做的是,保障每個人在看不見的手面前,足夠公正。并且需要提供基本的兜底機制,我看過一個數據,我國每年因為中暑,尤其是熱射病去世的人大約有300人,死于高溫導致相關的并發癥死亡大約4000人,如果把高溫與死亡相關聯,這個數字可能達到數萬人。而中暑所荼毒的,往往是需要在高溫環境下工作的人,他們常常是底層人員。盡管有高溫補助,可高溫高濕環境難以避免,每一例在工作環境下的中暑死亡,都是我們的恥辱,我們應該怎樣提供更好的勞動保障措施,這是每個掌握相關權力的人,都需要反思和解決的事。
再說回青島大學,無論宿管大叔張培生是不是外包員工,他是否真的被欠薪?他的工作環境到底是否是由逼仄的儲藏室改造而成?這些追問具體而有價值,如果一個外包公司欠薪,這樣的乙方有什么資格被采用,如果值班室由儲藏室改建,這樣不通風的環境是否不夠人道?追問更加細節的問題,不要陷入情緒中,發現和解決問題,才是還宿管大叔最基本的正義,哪怕已經遲到。
我們依然應該紀念他,那個愛貓的、熱心的、和善的宿管員永遠離開了我們。生命的逝去永遠值得悲傷,任何一場非正常死亡都該反思。我們需要的不是對弱勢群體的共情,而是對每個人的基本尊重。銘記點什么,改變點什么,他叫張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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