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與馬主義可以匯通：孟的性善論與無產階級人性善相通；均貧富和制民之產與公有制和集體制相通；儒者之士大夫與君子階層與無產階級專政相通，士大夫與先鋒隊相通。孔孟之道是否對馬主義有影響，孔孟之道是否改頭換面出口轉內銷，還有待方家進一步研究。

《論語 季氏》：“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貧）而患不均，不患貧（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注意：如果這個“均”是公平，前面就不會說“不患貧”，要結合全文來判斷一個字詞的意義。——孔子主張均貧富，不惡貧，以防止人口減少和維穩(wěn)為貧富限度。《孟子 梁惠王上》：“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孟子制民恒產就是把老百姓財富限制在吃飽喝足，不至餓死，能維持人口再生產和老百姓聽話為限度。孔孟思想是一致的，希望通過二次分配來平均財富，限制百姓財產。這是平均主義和集體主義與公有制的肇始；跟墨子“賴其力者主，不賴其力者不主”之私有財產的勞動主導權有本質區(qū)別。

凡是動物沒有的，儒家都沒有，諸如宗教、哲學、科學、邏輯、道德、兼愛和平等，等等。儒式社會就是禽獸世界或動物世界。《孟子 告子上》：“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這說明什么？說明儒家只有單純的直接的感性審美，沒有反思的理性審美。仁義禮智信（非儒家以親親尊尊為原則而界定的），本身應該是基于個人行為的內心外行處于放松無拘束狀態(tài)，即心身安寧狀態(tài)或反思自由。感性審美的標準是自然和諧，理性審美的標準是自由和諧。“芻豢”確實悅口好吃，但問題是，親親相隱，不勞而獲，偷來的“羊”，“封象有庳”，雖然吃得還是那么悅口，但還吃得心安理得嗎？“銅牛人嚎”很好聽？是嗎？遇到反思良心，再悅口的美味也會頓然變成難以下咽的苦澀味。儒術有沒有用？有用！以儒制儒，儒家搞親親相隱、竊負而逃，世人就應該用親親相隱、竊負而逃，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在儒家叢林社會，正常人難以生存，若要自保，正常人就必須像儒家那樣，把自己還原為人獸。只有人獸才能在儒家之禽獸世界生存下去。兼愛一出，儒家蜂動蟻出，羞愧而又不甘，偉大崇高境界立馬把趴在地上的動物倫理比下去了。

《論語 學而》：“學而時習之。”孔子學禮，定期組織學生習操，這是學習原義。“學”和“習”后來才組成復合詞“學習”。這是漢語由字到詞的語言發(fā)展規(guī)律。孔子博學除了禮，還有什么博學？孔子博于六藝之中的禮，除了禮和倫理，孔子懂形而上學嗎？懂性與天道嗎？懂上帝神圣意志或天志嗎？懂科學嗎？懂邏輯嗎？懂方法論嗎？而且，孔子到了晚年也未必懂得神社宗廟祭祀等大禮。有史為證，《孔子家語 問禮第六》哀公問于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吾子言焉！”魯哀公是春秋末戰(zhàn)國初人，正是孔子晚年時期。

禮樂射御書數(shù)，六藝中哪一樣沒有禮的儀軌？六藝之中，唯“數(shù)”藝丟失；《詩》《書》《禮》《樂》《春秋》，六經(jīng)之中，唯《樂經(jīng)》丟失，儒家繼承華夏文化和典籍，獨獨丟失了這兩個跟數(shù)學關系密切的東西。可見儒家的哲科思維是不夠格的。孔子善于欣賞，未必懂得樂理，樂理需要數(shù)學知識。孔子感性審美能力有余，純粹理性能力不足。有一點務必注意：中國古代樂器非常豐富，例如曾侯乙墓出土的樂器，而且禮樂文化發(fā)達，不可能沒有基于數(shù)學原理的樂理知識，例如，明代朱載堉發(fā)現(xiàn)了十二平均律。技和道是兩碼事：感性審美，教人器樂是技，樂理知識是道。不是這一個方面，所有與純粹理性有關的東西，孔子的學問里都沒有。

有儒生說，袁世凱連累了儒家。大謬不然！儒家塑造了袁世凱，豈能曰袁連累了儒？儒法塑造了帝制中華，豈能曰華連累了儒法？謬失于因果之辯。

儒法一體塑造的帝制中華，自絕于一切現(xiàn)代性，導致華夏屢屢?guī)捉鰢鴾绶N，不揪出包括思維方式（現(xiàn)象思維）在內的思想文化元兇，無論如何反思都不得其要，于事無補。有一點也要看清，儒法提供的專制文化土壤，也為蒙滿游牧部落的軍事專制習俗常態(tài)化提供了二者深入契合，協(xié)作強化專制的機會。蒙滿帝國可以說是外儒內法，也可以說是外儒內軍。法家與軍事專制和軍國主義是可以互相替換的，畢竟先秦法家就是最早的軍事專制和軍國主義的思想源頭和發(fā)明者。只不過滿蒙在原有的外儒內法的基礎上摻入一些草原游牧部落的軍事管制習俗和技術，諸如蒙元的編戶制度和滿清的八旗制度，——儒家本身也有一套編戶齊民制度，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出口變種轉內銷也未必不可能——其思想原理還在于不分家的儒法。因此，這種軍事專制習俗也很絲滑地為外儒內法的漢家制度所吸收和融合。專制技術和制度無論怎樣變化，都離不開儒，儒是一切禍害的源頭，儒的專制文化是專制政權治民的邪教妖術，即便是名義上反儒者，究其實質還是儒。

民眾一旦失去了自治思想和能力，失去了思想自由競爭的可能性，這個民族就必將衰弱不堪，無法抵御外來文化和武力侵犯和侮辱乃是必然。墨家本身就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思想自由競爭的產物，是民間自治組織，自治的學術和武裝團體，墨家有一套自己的法典（佚失）和軍事法典（城守諸篇可見一斑），也有一套自己的墨守兵法和裝備技術，不待見于儒法一體的專制皇權和政體也是必然。

名義上的反儒者，用儒家的一端反儒，其本身就是儒，有實無名而已。其害就在于華夏文化的儒家層層篩選，遺留下來都是儒毒儒素。儒生諸如司馬遷、司馬光、唐宋文人等等，帶著儒家毒素的筆寫就的所謂的史書、文章，詩詞歌賦，焉能起到什么好的啟發(fā)，教育，潛移默化，啟蒙作用？沒有利天下、利人、平等、自由，人權、民主等意識和精神，只有人上人、光宗耀祖、宗法等級，成王敗寇，專權馭人，玩弄權謀等等這些下三濫東西，如何能培養(yǎng)出從事兼道之兼者？先秦哲學和優(yōu)秀的思想文化難能可貴，本就不多，經(jīng)歷儒筆毒殤，要么佚失，要么湮沒無聞，要么錯訛雜亂誤傳，諸如墨學名學，年久失修，無人及時汲史，整理，注釋，幾乎不可卒讀，焉能啟蒙人心，被靡儒毒？再加上儒家思維方式長期浸淫人心，造成人們習慣成自然的思維慣性和慣式，無意識不自覺地屈從于膚淺的現(xiàn)象思維方式，就更加不可能自覺啟蒙，清除儒毒毒害了。

儒家講君養(yǎng)民，墨家講民自養(yǎng)。身在此山中，事物往往在己看不清，在人看得明白。在儒，儒生看不清，在有實無名之儒，儒生看得明白。儒生能理解平等嗎？君臣父子，豈知父母與子女作為自然人格和社會權利擁有者乃是平等的。

兼愛是上帝命令或誡命（天命）。兼愛是不違反上帝自然法的愛，不侵犯別人有同等自然法權和人定法權的愛。墨子在《節(jié)用中》中講：“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于百姓人民是墨家宗旨。與儒家孝親忠君，移孝作忠，忠于君主截然相反。《孝經(jīng) 開宗明義章第一》：“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孝經(jīng) 士章第五》：“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孝經(jīng) 廣揚名章第十四》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

現(xiàn)實的不平等，——特別在儒家宗法等級禮制之人為秩序的規(guī)定下——不等于平等不是人應該追求的理想和目標，除非甘愿奴才和向現(xiàn)實低頭的無能族。平等及其另一面自由乃是人性的本真本然，本質和先天規(guī)定性，是人性理性的必然要求和追求解放的目標。人這一概念得以成立，適用于所有人，就說明人人都具有人之為人的同一性，先驗同一性！；就說明人人享有平等的人格和合乎自然法的社會權利。果人們承認不平等是絕對必然的，是人類生活的本真本然狀態(tài)，是自然人性的客體化，外化的正常的外在表現(xiàn)，那么問題就大了，就為那些專制統(tǒng)治者提供了口實，為等級制以及基于它的奴役和壓迫提供了正當?shù)母鶕?jù)和理由。正是這個意義上，儒家學說為專制統(tǒng)治者和等級制與“別”提供了理論根據(jù)和實操技術支持。墨子兼以易別，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反對和批判儒家。

研究古文字最后都明白一個道理：中國古文字體現(xiàn)了華夏文明的起源，起源于神教，天教上帝信仰，萬物有鬼論，跟鬼神和祭祀有密切關系。神圣本義起源于神之聖，純精神的存在者，謂之神；神乃耳聽民意，口含憲法（天憲）的外王（上帝或天），故而謂之聖；繼而與神有關的東西，亦謂之聖；耳聽外王，口天憲者，行外王之教者，謂之聖，圣者或圣人。祭祀上帝鬼神和萬物鬼神，謂之聖禮。祭祀物品，謂之圣潔之物。而不是后來神圣性被孔孟篡改了宗法等級禮制和宗教（宗法教化，約定俗成將儒家宗教等同于普遍的神教，神道神教。這是語言使用和對譯的不嚴謹，不考究）。（注意：儒家宗教：親親則敬祖，敬祖則敬宗，敬宗則尊尊。）

儒家的天只是唯物意義上的經(jīng)驗規(guī)律或經(jīng)驗之道即物性，沒有神圣意志，不屬于神教，屬于宗教，即宗法教化。宗教就是親親而敬祖，敬祖而敬宗，敬宗而尊尊。儒家文化的天命有兩層含義：宿命論和不為人的主觀意志而轉移的神秘力量。孔孟之道把宗法神圣化，以取代華夏傳統(tǒng)天教上帝的神圣性。大逆不道。

儒生滑入靈知論或知天論（把天或神內置于人心，以人心取代天心或神心，自認為人的主觀心靈知道一切，知天或神，從而形成主觀主義及其主觀唯心論），荒謬而不知不覺，混淆本體論和認識論：義自天出是本體論，上帝創(chuàng)造一切，包括人和人的天賦。人只有把握認識論，認知上帝之義或天志，才能成圣。這就是外王而內圣，而后才能內圣外王。天志是客觀存在，體現(xiàn)為人民公義。這就是“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的真實含義。天志和公義是雙重客觀性和客觀標準的保證。各級政長乃是民選的執(zhí)政代理人，是人民代表，代行天志和公義，最終都要尚同天志和公義。墨子講：“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天志中》）人是無知的。墨子在《法儀》還講，君、親、學不仁，不可以為法。莫若法天，天行廣無私，施厚不德，明久不衰。儒家大謬就在于膚淺的現(xiàn)象思維導致主觀主義：義出自心，缺乏客觀性保證，往往導致純粹主觀性，自以為是，狂妄自大，肥言膘詞而一無用處。

《尚書 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沒有客觀性保證，人心即主觀精神容易導致主觀主義和純粹主觀性，所以人心危險；道心就是天心，即客觀精神，道心是精微之物，沒有科學的認識論和人民公義，不容易被人認知，發(fā)現(xiàn)。唯有精益求精的精專精神，才能通達道心之一：作為本體的一，作為整體的一，作為同一性的一，作為統(tǒng)一標準的一，等等，要永遠執(zhí)一而中（zhòng）。這個“中”不是中庸之道，而是墨子所謂的“中”效。這是孔子和儒家的錯誤理解。

心之義，不一定都能通達彼岸，與天之義合一，沒有超驗思維根本不可能上達處于彼岸世界的天義。不是個體自我體認的東西就一定能與天道相合。個體的內在經(jīng)驗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人之仁義本性（理性一面）乃天賦，認知仁義的本心亦為天賦。“盡心知性”，儒生豈能忘？沒有外在的天志和公義作客觀標準，則“人心惟危”，無以“允執(zhí)厥中”。空洞的良知沒有經(jīng)驗良知就會鬧笑話，走上良知的反面。“何不食肉糜？”天志公義需要經(jīng)驗實證如三表法，和邏輯實證如推類，歸納法和“效”式演繹。不是毫無方法論的幻想和想當然。

黑格爾說孔子《論語》是道德倫理常識，沒有哲學思辨。但對老子哲學評價很高，不低于古希臘哲學。儒生卻偷換概念，用孔子學說充當中國哲學，改口說黑格爾認定中國沒有哲學！你說是不是學術流氓？

黑格爾受到老子哲學啟發(fā)或吸收其中某些思想觀點，正說明黑格爾對老子哲學的推崇和認可。但我們在考慮黑格爾哲學思想的來源時，也要考慮西方哲學傳統(tǒng)及其基督教經(jīng)院哲學傳統(tǒng)和德國古典哲學傳統(tǒng)對其哲學思想的影響和思想資源的貢獻，諸如，經(jīng)院哲學的理神論、費希特知識學的正題、反題、合題與絕對自我、謝林的絕對同一性，等等。 黑格爾對老子哲學思想吸收本人印象最深的幾點在于：道的運動和其概念運動思想；“反者，道之動”與其“返回自身同一性”思想；二者之間的有無之辯。可能時間長久，有些印象不是很深刻的內容淡忘了。黑格爾跟霍布斯一樣都屬于保皇派，其國家主義有專制因素。另外，他為西方殖民主義和美洲殖民運動辯護很不得人心。

儒學膚淺，以動物倫理為道德，冠以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之名，可以反復玩弄，循環(huán)宣講，不需要邏輯理性的思辨，繁重高妙的心力，只要能有飯碗之資之機，儒學就決不可能滅絕。這是中國文化面臨的一大問題。回歸思想市場，自由競爭，杜絕飯碗之資之機是絕儒之閹刀。海外儒生無論如何蹦跶，最終都要回歸大陸討要飯碗。

儒里儒氣，思于內，行于外。儒家的膚淺的現(xiàn)象思維方式通過外在氣象即言行表現(xiàn)出來，故而叫儒里儒氣。儒生辯論的最后四招：我不是儒生；我沒有研究過儒學；容我以后慢慢道來（對自己信奉的學問的重要概念不能用簡明扼要的語言加以界定，說明他是一個假信奉者或糊涂蛋）；張牙舞爪，惡毒人身攻擊，肆意謾罵污蔑為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