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姚璐在約旦遇見開明的中產階級家庭，在伊朗結識曾無視法律法規，在街頭為路人演奏小提琴的年輕女性多薩，在敘利亞走近被內戰打亂生活節奏的家庭，在以色列看見宗教和世俗的融合。

深入具體生活之后，不同于以往新聞所渲染的樣子，一個鮮活的、有血有肉的中東在姚璐和當地人的交往中逐漸清晰了起來。

“在接連不斷的動蕩、爆炸、襲擊、戰爭背后，一個一個具體的人如何在夾縫中維系日常生活？在如此不平等的國度，女性過的是怎樣一種生活？”

懷抱著對中東這片土地的好奇和關于性別議題的探究，攝影師姚璐通過“沙發客”的方式住進了了中東31位陌生人的家中，走進了真實的中東世界，將在中東的所見所聞，寫進了《看不見的中東：深入日常生活的中東之旅》。

《看不見的中東：深入日常生活的中東之旅》
姚璐 著
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 鑄刻文化/單讀，2024-11

姚璐在約旦遇見開明的中產階級家庭，在伊朗結識曾無視法律法規，在街頭為路人演奏小提琴的年輕女性多薩，在敘利亞走近被內戰打亂生活節奏的家庭，在以色列看見宗教和世俗的融合。

深入具體生活之后，不同于以往新聞所渲染的樣子，一個鮮活的、有血有肉的中東在姚璐和當地人的交往中逐漸清晰了起來。姚璐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有機會打破人為劃定的界限，互相交流，修正偏見，獲得看問題的新視角，這是她在中東所經歷的最美妙的事。

一路上，姚璐都帶著相機，在社交媒體被影像主導的當下，她開始更深入地思考攝影的意義。按下快門時，是呈現僅僅感動了自我的苦難，讓環衛工之類的弱勢群體被迫在照片中留下身影，還是尋求拍攝者和被拍攝者之間的交流和互動？當照相機成為了我們看待世界的眼睛，一張“好看”的照片，到底是我們留下瞬間的載體，還是我們到達遠方的目的？

以下是《新周刊》記者和姚璐的對談。

看見中東具體的人， 以及他們微小的反抗

《新周刊》：在世界各國里，中東各國經常處于邊緣化、被遮蔽的狀態，為什么你會尤其對中東地區的人和生活感興趣呢？

姚璐：我記得我第一次對中東特別感興趣，是因為2001年的9·11事件，很多襲擊者都來自中東地區。當時看到新聞畫面里飛機撞擊大樓的畫面，感到非常震撼，腦子里也會浮現很多問題。比如為什么一群人要這樣毀滅另一群人，并和他們同歸于盡？

我出生在1988年，成長過程一直處在國家整體飛速向上的和平年代。所以，當看到在新聞里呈現的中東好像一直戰亂不斷的時候，我會很好奇，那些地方的人們是怎么生活的？當動蕩和戰亂降臨時，人的心態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他們如何去應對災難？他們如何安頓他們的日常生活？

敘利亞阿勒頗。2012年7月，反對派武裝進攻阿勒頗城區，長達四年半的阿勒頗戰役就此打響。內戰期間，阿勒頗老城的大部分區域已淪為廢墟。（圖/姚璐 攝）

除了對這個地方本身的興趣以外，那里女性的生活也是我對中東好奇的原因之一。

我之前去很多偏遠地方拍攝風光照片的時候，會頻繁地因為我自己是女攝影師問題被質疑。

經歷了偏見之后，我就想要看看其他地方的女人，看她們過的是怎樣的生活，是怎樣的。

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披頭散發的外國女游客和戴面紗的沙特女人。（圖/姚璐 攝）

《新周刊》：那你覺得中東旅行之后，你在那里的所見所聞有打破你對中東女性的既定印象嗎？

姚璐：去之前，可能只是籠統地覺得中東地區，女性境況有一些抽象的認知，比如那里的女人需要穿罩袍、戴頭巾，家暴問題可能比較嚴重之類的。

但是去了中東之后，我發現中東并不是一塊平面的鐵板。在中東，同樣是性別不平等，但它們有著不同的層次。

以穿衣為例。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世俗化程度比較高，相對來說比較開放。比如說敘利亞的首都大馬士革，你能看到很多的女孩子會和我們一樣，穿著比較性感的衣物。像以色列的女性就更加沒有什么禁忌，可能會穿著比基尼在沙灘上曬日光浴。在以色列的街上，你還能看到服兵役的女兵扛著槍，在和男兵說說笑笑。

敘利亞大馬士革。入夜后的大馬士革老城張燈結彩，身穿短裙的時髦女郎穿梭其中。（圖/姚璐 攝）

巴勒斯坦、約旦、伊朗等國家的女性，雖然需要穿罩袍和戴頭巾，但是她們可以拍攝自己的照片并分享到網絡上面。

而像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這些最保守的地區，當地女性不僅要穿戴嚴實，還不能拍照片，也不能分享到網上。

中東女性在個人層面的反抗也破除了我對她們的既定印象。以前在新聞里看到中東女性的反抗，往往是那種很激烈的舉動。但在這里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后，我發現她們會有一些個人生活層面的反抗。這種反抗不是“振臂一呼”式的，不會非常激烈，都是特別細微的。

伊朗德黑蘭。在伊朗，兩性被嚴格隔離。隨著夜幕降臨，窺視行為的宗教警察仿佛暫時閉上了眼睛，年輕的男性與女性慢慢拉近距離，謹慎地依偎在了一起。（圖/姚璐 攝）

我記得我在伊朗遇到的沙發主帕瓦內是一個英語系的研究生，她畢業之后就結婚了，丈夫是一名工程師，收入比較高。她婚后有一段時間過上了想象中的富太太的生活，每天早上起來給丈夫做個飯，等到丈夫上班后，她可能會去健身房運動一下，中午前回家給丈夫做飯，下午再和姐妹們喝個下午茶之類的。

但帕瓦內和我說，她過了一段時間這樣的生活后，她感到很迷茫、很痛苦。她說：“我辛辛苦苦讀了這么多年書，難道就是為了做這樣一個養尊處優的富太太嗎？”

伊朗大不里士。/帕瓦內在免費的課外輔導機構里給學生上英語課。（圖/姚璐 攝）

最后帕瓦內選擇在一所初中教英語，課時費只有20塊錢一小時，她暑假期間還會在免費的課外輔導機構給學生義務上英語課。和她丈夫的收入比起來，帕瓦內的工資可以說是非常微薄，但她還是選擇去上班，她覺得這樣她的生活會變得更豐滿，還可以把學到的知識教給孩子們。

即便如此，她每天中午還是會回家給丈夫做飯，但其實她不喜歡做飯，只是把這件事當成一個任務。但我覺得帕瓦內的反抗是更真實的，很多人的反抗都沒有辦法反抗得很徹底，不得不或多或少服從社會的規范，但她們能在自己的空間里，做力所能及的反抗，這也是有意義的。徹底的反抗的確更有力量，但并不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狀態。

新聞之外， 中東也有世俗化的一面

《新周刊》：許多中東國家在媒體上呈現的樣貌，時常是受宗教影響、陷入貧困與戰亂的。但深入了解之后，卻發現實際上這些國家還是有世俗化的一面。

姚璐：我記得我在敘利亞塔爾圖斯的時候，當時的沙發主一家的信仰其實已經非常淡薄，既不禱告，穿著還特別西化。但就算是在這樣一個宗教信仰很淡薄的家庭里，家里的爸爸依然會問我一些有關信仰的問題。比如“你有信仰嗎？”“你們那個地方的人沒有信仰的話，你們要怎么去生活？”“沒有神規定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你要怎么樣思考你的行為規范？”

伊朗伊斯法罕。伊朗政府禁止人民在公共場所演奏音樂，但一到周五（伊朗一周唯一的休息日）夜晚，就有男青年帶著吉他到三十三孔橋下彈唱。（圖/姚璐 攝）

對于中東來說，信仰是一個很古老的東西。從七世紀到現在，信仰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根基，而世俗化是一個近現代的新產物。

現在的伊朗和伊拉克，處在一個比較保守和傳統的狀態，宗教化的氛圍回潮。但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時候，那里的女性也可以穿短裙和T恤衫。所以，中東的宗教化勢力和世俗化實力，其實一直在對抗，不停地交鋒。無論是宏觀層面還是個人的生活層面，他們都在尋找一種信仰和世俗生活的平衡，可能他們現在還沒有完全找到。

但不管怎么說，信仰和世俗，都不是一個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關系，很多人身上既有信仰的一面，又有世俗化的一面。

伊拉克卡爾巴拉。在一家婚紗禮服店門口，身穿黑袍的女性對著櫥窗流連忘返。（圖/姚璐 攝）

《新周刊》：就你觀察而言，你覺得和你想象中反差最大的國家是哪一個？有什么樣的不同？

姚璐：感到反差最大的還是敘利亞。我在2018年去的敘利亞，當時看受到新聞的影響，感覺敘利亞天天都處于戰亂中，每天在新聞上都能看到很多難民。

但去了之后，我發現大馬士革的生活是非常井然有序的，店鋪很早就會開門，學生會按時到學校里面上課，到了晚上，大馬士革古城里的網紅店就開始營業。

還有一個和我預期完全不符的地方，就是我在和敘利亞本地人聊天的時候，感受到他們其實不太愿意談論內戰。

我本來以為經歷了這么多年內戰之后，敘利亞人可能有很多的痛苦想要和我這樣一個外來者訴說。但當問起戰爭的時候，他們會覺得都持續這么多年了，好像都不太當一回事了。比起談論戰爭，他們更想要談論日常生活。比如一起和朋友出門聽音樂會、在學校里的見聞。他們更喜歡分享快樂的事情，而不是講述苦難。

敘利亞大馬士革。清晨，大馬士革老城的馕店門口排起了長隊。（圖/姚璐 攝）

《新周刊》：我最近也在讀班卓的《陌生的阿富汗》，班卓在里面寫她在去往阿富汗坎大哈的路上結識了阿富汗青年穆利。穆利為她提供了住宿上的諸多幫助，但與此同時，也向她說了一些令她感到不適的表達。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似乎很少能夠完全同頻，更何況身處不同的文化環境。你如何看待陌生人的善意及其在思想觀念上的不同？你一般會如何應對這種情況？

姚璐：我覺得班卓的這個故事是很有代表性的。可能在穆利看來，向班卓示愛并不是一種冒犯。生活在不同的環境中，他們和我們對同一件事的理解可能是不一樣的。

我們看待這些差異的時候，其實就是要接受文化的不同。他可能不是絕對的善，但是也不一定是絕對的惡，他的行為可能就是他所處社會和文化觀念的縮影。如果對方的行為讓你覺得不舒服，你可以試著理解他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行為，但是你也要明確地表示拒絕。

社交媒體上， 人們把“出片”當成了旅行的目的

《新周刊》：在近些年社交媒體上的人文攝影圈子，有一句“保潔、三輪、消防栓”的調侃，主要是戲稱一些攝影師在拍人文照片的時候，總是不約而同地把鏡頭對準環衛工人之類的群體。這也存在一組爭議：有人認為這是一種人文反映，另外一些人認為這只是一種鏡頭對弱勢群體的霸凌和消費。

姚璐：我在中國的時候，看到過很多攝影愛好者，特別是中老年攝影愛好者，會非常不禮貌地拍攝一些所謂的“人文片”。

這種不禮貌主要有幾個層面。首先，它一般是聚集了十來個人一起拿像大炮一樣的鏡頭拍攝別人，對方肯定會感覺不舒服。其次，他們在拍攝的時候，是以作品為目的，不會和被拍攝者有任何的交流，被拍攝者只是取景框里的工具人。最后，當被拍攝者的神態和語言已經明顯表達出不滿的時候，一些攝影師依然視而不見。

很多時候，環衛工群體被動地成為了一些攝影師掃街時的拍攝對象。（圖/社交分享平臺截圖）

你說的這種可能還算是抓拍，我還聽說過在敘利亞有那種“人文擺拍”的攝影團。一群攝影師去敘利亞被炸毀的廢墟里尋找大炮，再雇一個本地的小孩，坐在大炮上面，他們再去拍小孩和大炮、廢墟的合影。這個圖片的確會有視覺上的震撼力，但它是擺拍，在消費他人的痛苦和災難的同時，內容也不是真實的。

這些擺拍的目的就是要出片，但我覺得這是一個極為功利性的事情。我們出門拍照，相機其實是一個橋梁，是我們看世界的眼睛，關鍵是你看到了什么。而不是變成，你的眼睛和心靈都不重要了，照片反而變成了最關鍵的東西。

敘利亞拉塔基亞。敘利亞人盛裝出席訂婚宴，在宴會大廳跳了一晚上舞。（圖/姚璐 攝）

《新周刊》：我覺得現在好像不管去哪里旅游，你在網絡上搜索這個地方，推薦的內容都是這個地方出不出片，怎樣拍出“人生照片”，而不是這個地方值不值得我去。你從攝影師的角度，如何看待“出片”這個概念？

姚璐：為什么很多人把出片看得很重要，其實因為它本質上是一個門檻更低的事情。

如果你去了中東，你要深入了解當地的歷史和文化，會耗費很多時間和精力。但是相比之下，如果你只是拍幾張美美的照片，這是很簡單的，而且它還可以證明你去過那個地方，滿足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的需要。（圖/短視頻平臺截圖）

另外我覺得，社交媒體的圖片分享其實也讓人們變得更自戀了。人們旅行的時候關注的是我去了什么地方，我吃了什么，全部都關于“我”。那個地方的食物、信仰、文化是怎樣的，當地人的想法和生活，這些都不被關心了。

其實留下人生中有代表性和紀念意義的照片，這件事本身是沒有錯的。

但是現在“出片”變成了一個流行審美，人們把出片當成了目的，而不是附帶的結果。很多人還特意帶和景色配套的衣服，特意尋找網紅機位，感覺整個旅程都是為了那幾張圖片服務，這就本末倒置了。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夕陽下的圣索菲亞大教堂。（圖/姚璐 攝）

《新周刊》：說回剛才的人文攝影，你在中東旅行的途中拍攝了很多當地的照片，你在拍攝的時候，會如何處理當事人意愿和照片效果之間的關系？比如你可能想抓拍某個很靈動的瞬間，但是當時你又無法確認對方是否愿意被拍，這種情況你會如何應對？

姚璐：一般來說，我都是自己一個人去拍照，相對來說存在感不會那么強，而且我去的很多地方，游客相對來說很少，這些地方的人們反而是喜歡被拍照的。

我掛著相機在街上走的時候，經常有一些當地人主動指指我的相機，再指指自己，意思是讓我幫他們拍照片。如果不是主動被請去拍照的話，我在拍攝人物的時候也會和他們有眼神交流。很多時候，你的禮貌和尊重是可以通過你的肢體語言和眼神所傳達的。

敘利亞大馬士革。放學回家的敘利亞孩子。（圖/姚璐 攝）

在拍攝過程中，尊重當地的傳統非常重要。比如，由于當地習俗，在伊拉克的女性是不能被拍照的。其實可以用一個長焦鏡頭去偷拍，但是我不會這樣做，因為我覺得對方不愿意，那我就不要做這樣的事情。

照片不是我出門的唯一目的。有作品很好，沒有拍到作品也不要緊。能和別人更友好地交流，這才是最重要的。

編輯 鐘毅 題圖 姚璐 校對 遇見 運營 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