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劉徹做出了一個影響中國兩千年的決策——他決定采納董仲舒以儒家思想治國的建議。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各有各的觀點和治國理念。

然而在秦漢時期卻終結了這一現象，開始選擇儒家作為統治的思想和手段。

為何儒家思想能從諸子百家中脫穎而出，成為帝王治理天下的 “剛需”？

而道家的 “無為而治”，又為何始終難以撼動儒家的正統地位？

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諸侯爭霸，孔子提出“克己復禮”的主張，試圖通過重建周禮的倫理秩序來結束亂世。

他強調“君臣父子” 的等級理念，將家庭倫理與政治秩序相結合，為動蕩社會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治理方案。

然而這種思想在亂世中并不顯眼，所以沒有被廣泛采納。

漢初的黃老之術雖使社會經濟復蘇，但也導致地方豪強坐大、中央權威弱化。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對儒家思想進行了革命性改造，他融合了陰陽五行學說，提出天人感應 ，將皇權神化，同時強調大一統思想。

這種“新儒學”既保留了儒家的倫理框架，又包含了法家的集權邏輯，形成“外儒內法” 的統治模式。

在和平年代穩定人心是很有成效的，也從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局面。

到了隋唐時期創立了科舉制度，這讓儒家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因為科舉考試內容大多以儒家經典為核心內容，所以要想入仕，必學儒家。

從此開始，儒家理論開始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

和儒家的循規蹈矩不同，道家更注重順其自然，主張減少人為干預，讓社會自發運行。

在漢朝初期也選擇這樣的理念治理，且取得了一定成效，當時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使國力迅速恢復。

但隨著國家規模擴大和外部威脅加劇，這種無為而治的局限性逐漸顯現。

與儒家相比，道家始終未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體系。

儒家有科舉、禮制、官僚系統，而道家更多停留在個人修養層面。

即便在唐代道教被尊為國教，但唐朝仍需借助儒家的禮儀制度來維護統治。

道家主張小國寡民，這種反智主義傾向與帝王的統治需求背道而馳。

漢武帝時期，游俠郭解等民間勢力的崛起，正是道家“無為”政策下社會失控的典型例子。

再加上漢武帝時期地方諸侯王勢力膨脹、匈奴侵擾不斷，道家思想已無法滿足強化中央集權的需求。

此時選擇儒家的手段更為順理成章。

儒家強調將教育與仕途結合，培養出忠誠的官僚隊伍；

同時和農業社會高度適配，三綱五常、重農抑商，都與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相契合。

但儒家與道家并非絕對對立，而是根據時代需求交替使用。

這種彈性選擇體現了帝王的政治智慧，那便是亂世用道以安民，治世用儒以定序。

儒家構建了社會秩序，道家提供了精神世界的緩沖。

這讓“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處世哲學有了具象化，這也正是儒道互補的體現。

道家思想雖未成為主流，卻在多個領域深刻影響了中國文化。

可以看出，儒家是歷史規律的選擇。

而在今天，如何平衡秩序和生存自由，我們或許也可以從儒道互補的歷史經驗中汲取靈感。

參考資料

司馬遷《史記?董仲舒傳》，中華書局

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