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吹墓柏下

黎荔

受儒家“未知生焉知死”傳統的影響，魏晉時期文人多諱言死亡，然而，東晉詩人陶淵明卻創作了大量直面生死的詩文，占現存作品的50%以上。《擬挽歌辭三首》、《自祭文》等作品以甚至以“死者視角”虛構葬禮場景，開創了中國文學“自挽詩”的先河，可以說“賢如孔孟、達如老莊”皆未如此書寫。

讀淵明詩，會發現死亡是這位田園詩人的資源，他以一種如此天真平靜的態度在書寫死亡：

《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

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為歡。

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

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殫。

起首一句“今日天氣佳”，就像小學生日記的第一句“今天天氣很好”，陶淵明的風格到底是什么？南朝鐘嶸說他“文體省凈”，宋代人說他“平淡”。讀淵明詩，其中很大的樂趣，就是看他心平氣和地說一些大白話，那么真實、坦誠又出人意表。“今日天氣佳”然后怎樣呢？好天氣帶來了好情緒，情緒要表達出來，就要“清吹與鳴彈”。大家就這樣在好天氣的感召之下，一起吹著笛子，彈著琴出去遠足了。遠足去哪里？——“周家墓柏下”。

這群“清吹與鳴彈”的人結伴出行，去墓地里郊游了！詩題和正文之間有著小小的錯亂，題目看起來像是去掃墓，正文卻毫無掃墓時的沉重與哀悼之感，甚至十分快樂。詩人像一個沒心沒肺的快樂牧童一樣，在好天氣里吹著笛子，感到心滿意足，隨即用一種幾乎完全不懂得死亡，也不恐懼死亡的口氣問道：“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為歡。”古人墓上種植松柏，“柏下人”其實就是墓中人。感慨柏下長眠者，人生怎能不為歡？清歌一曲發新聲，新酒使人開笑顏。未知明日生死事，快意當前且盡歡。“墓柏”完全沒有影響春游的歡樂。死亡、墳墓這些不和諧因素，在這里形成了一種奇異的詩歌張力。

整首詩寫的都是很普通的活動，所用的語言也很普通。說不平凡，因為所游是在人家墓地的柏樹下，“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為歡”，要“為歡”偏又選擇這種容易引人傷感的地方。在引人傷感的地方能夠“為歡”的人，不是極端麻木不仁的庸夫俗子，應該就是胸懷超脫，出入自如，能勘破俗諦，消除對于死亡畏懼的覺悟者。陶淵明并不麻木，他明顯地“感彼柏下人”死后長埋地下所顯示的人生短促與空虛；并且又從當日時事的變化，從自身的生活或生命的維持看，都有“未知明日事”的無常之感。在這種情況下，還能“為歡”；還能做到胸中郁積盡消，歡情暢竭，當然有其高出于人的不平凡的了悟與超脫。

讀陶淵明的詩，常常會覺得他對死亡沒有恐懼，總要主動去試探，從墳墓到去荒村，到死去的動植物，他俯仰天地，探索“死亡到底是什么”。生死主題在漢樂府和《古詩十九首》等作品中已經出現，“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人生非金石，焉能長壽考。”“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以上均見《古詩十九首》）這種哀嘆人生短促的聲音，已經成為詩歌中相當強烈的呼喚了。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魏和西晉，曹操的《短歌行》，阮璃的《七哀詩》，曹植的《薤露行》，以及阮籍《詠懷》八十二首中的若干詩篇，陸機的《短歌行》、《挽歌詩》等等，都是慨嘆生之短促、死之難免，并思考著應當如何度過有限的一生。生死主題的普遍性，與漢末以來戰亂頻仍、人的大量死亡、人口急劇下降的現實有很大關系。

陶淵明詩歌中的生死主題既有繼承前人的成份，又有不同于前人的地方。他不再限于哀嘆人生的短促，而是以“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的智慧化解人生短促所帶來的憂愁，迎接死亡的到來。在他看來，人本是稟受“大塊”之氣而生，死亡無非是回歸本原：“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我認為《擬挽歌辭三首》的開頭和結尾兩句最能表現陶淵明的生死觀。從陶詩看來，他不再是一個自嘆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靈，而是具有與“大化”合一的身份、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詩歌的情懷顯得高出于以前同類的作品，而有了新的面貌。

陶淵明的生死觀顯然深受莊子哲學的影響。莊子是一個以生為苦，以死為樂，坦然面對死亡到來的人。在莊子看來，整個人生就是一個“苦身疾作”（《至樂》）而又“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齊物論》）的辛苦勞作過程，況且人生充滿痛苦，無長久而真實的快樂，“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惽，久憂不死，何苦也！”（《至樂》），那么死就是一種解脫、一種休息：“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大宗師》）。受其影響，陶淵明也主張“委運任化”，順應自然，不以生死為意，生與死是宇宙萬物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如同流水的上下游，自然有序，無需過度憂慮或恐懼。人應以豁達、自然的態度面對生死，將生死看作自然循環的一部分，坦然接受生命的終結。不但生與死無所謂，生命的長短也無所謂，死去即是回歸大地，這是自然而然的。人只能順應自然，順應了自然也就排解了各種苦惱。

對陶淵明的時代和人生越了解，就越覺得不可思議——他是如何在完全清醒、毫不樂觀的前提下，在最黑暗、動亂的時代，依然葆有澄明的生活和心地？回到開篇的那首詩，“未知明日事”，既包括了對人生無常的感慨，也包括了對當日政局的困惑，但是接下來的一句是“余襟良已殫”——快意當前且盡歡。憂患雖深，但此時當下卻全然愜意、滿足。明日發生之事誠不可知，然生死之憂則未嘗不知。詩人灑脫之處恰在于此。縱知此憂，今朝且盡情歡笑，生無所憾。這對于生死問題的了悟與超脫，是一種自然運化觀、樸素生死觀，比起當時“服食求神仙”、追求“神不滅”的士大夫，不知高出多少倍。陶詩對死亡的先見之明不是一般的嘆老嗟貧、看衰人生，而是提醒人們日月遷逝、時不我待，應以更為珍惜的心態和更為敏銳的感受去回味“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的美好時光。關于有生之物都將逝去的意識，在陶淵明這里，變成了一種用來放大生命價值的工具。

不能簡單地說陶淵明的人生態度是消極的。他是曠達而不是消極，他還是想在有限的人生中有所作為，《榮木》以及《雜詩》中的一些篇章透露了這層意思。只是生不逢時，欲有為而不可得，他像一切有志之士一樣留下了太多的遺憾。如果只看到他委運順化的一面，而忽視了他對自己一生的遺憾，還不能說是真正懂得了陶淵明。

試問我們又有幾人，能做到如淵明那樣，越過個人安危、時代動蕩的牽絆，用未流失的全部心靈能量去反映存在，對世界毫無扭曲的反映如明鏡相照，帶來真醇自然、澄明無礙的境界，回到生命本身的活潑潑，作為人生擺脫停滯，繼續開展下去的關鍵，以對生命本身的歡慶，作為人生意義本真的起點。這種態度不僅體現了陶淵明對生命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對人生意義的獨特思考。所以他的創作打破了魏晉文學的主流模式，以田園為載體構建出了“向死而生”的美學范式，直接影響到王維、蘇軾等后世文人。陶淵明的生死辯證，千載之下，依然給當下的我們帶來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