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4月的一天，一位年輕的教授正站在北大禮堂的講臺上發(fā)表演講。

這是新文化運動的“白話文”系列講座。

主講人都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鼓手，稱得上是那個時代文化界的“弄潮兒”了。

舉辦系列講座的消息一經(jīng)發(fā)布，立即在中國的青年中間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北京各大高校的學生和社會有志青年對他們的演講都是期盼已久，熱情高漲。

北大禮堂一座難求。

期間還有一些守舊派學者，抱著“知己知彼”的想法列席臺下。

當這位年輕的教授講到“中國想要發(fā)展，必須廢除漢字”時，聽眾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守舊派的老先生面青如鐵，手里的拐杖重重地敲在地上：“簡直是數(shù)典忘祖！”

禮堂里氣憤的學生甚至撕下作業(yè)本，揉成紙團扔向講臺上的教授。

廢除漢字！

這位演講的教授就是錢玄同。他拋出“廢除漢字”的主張，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最為激進的口號。

在那篇著名的《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中，他認為“中國文字，自來即專用于發(fā)揮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故”，不利于新文化的傳播，因而要廢除！

除了錢玄同，當時的許多學者大師都支持“廢除漢字”。

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認為：

“中國文字，既難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

文史學家傅斯年也對漢字進行了無情批判:

“中國文學的起源是極野蠻，形狀是極奇異，認識是極不便，應用是極不經(jīng)濟，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

早期共產黨人瞿秋白甚至說：

“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

文學革命家魯迅更是直接喊出了：

“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一時間，文化界對漢字一片聲討之聲。

事實上，“廢除漢字”，并不始于新文化運動。這是一股自晚清就開始的文化脈動。

最早追溯到鴉片戰(zhàn)爭時期。當時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想要在民間傳播《圣經(jīng)》。

但因為民眾大多不識字，看不懂中文譯文，怎么辦呢？

傳教士們就發(fā)明和推廣了一種羅馬文字，拼寫當?shù)胤窖?。因為簡單易學，且能直接拼讀方言，故而流布極廣，算得上是最早取代中國漢字的“新文字”了。

這給了中國知識分子很大的啟發(fā)。

在內憂外患的逼迫下，教化民眾、開啟民智十分緊迫。

于是，改革漢字、提倡俗話(白話)之風，在晚清也逐漸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潮流。

就連“桐城派”領袖吳汝淪、北洋大臣袁世凱也都支持這一變革。

這從一定程度上動搖了漢字的權威地位。

直到新文化運動時期，更是轟轟烈烈！

到了1935年12月，魯迅、郭沫若、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發(fā)表了《我們對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見》，表示支持漢字拉丁化運動。

當然這次漢字改革運動因為時局動蕩、守舊勢力反對等多因素的影響，效果比較有限。

廢除漢字？

盡管“廢除漢字”在我們今天看來“不可理喻”，但對于當時的人來說，卻是一個嚴肅而又沉重的話題。

——因為近代中國的識字率實在太低。

根據(jù)中國史教授羅友枝在《清代教育與民眾識字》一書中的統(tǒng)計，“擁有某種讀寫能力的男性約占30%-45%，而女性只占2%-10%”。

平均一下，清朝的識字率應該有16%到27%。那我們就算整數(shù)20%。

而民國時期，由于各地軍閥混戰(zhàn)，百姓民不聊生，很多地區(qū)的人口識字率都遠低于這一比例。

但面對如此低的識字率，想要啟發(fā)民智談何容易！

民智不開，中國如何發(fā)展？

“字非罪而天下罪之”的窘?jīng)r其實折射了當時文化界急于有所突破而處處尋不得終南捷徑的憤懣和無奈。

自從清末被英國人的艦船大炮炸開國門，也炸碎了中國人五千年的文化自信。

人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懷疑。

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甚至辛亥革命，都不能挽救中華民族于危亡。

民不智，則國不興?！皬U除漢字”也是當時矯枉過正之舉！

但我們如今再去看這一舉措，不免被驚出一身冷汗：

當時的人們由于歷史局限性，一味地否定民族文化，學習西方文化。

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對于一個民族而言，遭遇侵略只是亡國之危，而文化衰微才是亡種之虞。

后者遠比前者更為堪憂，也更為可怕。

而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這兩種危機同時存在！

沒有了漢字，我們就沒有了來路，更沒有了前途！

就像法國作家都德在小說《最后一課》中，借韓麥爾老師之口所表述的：

“只要牢牢記住你們的語言，就好像拿著一把打開監(jiān)獄大門的鑰匙，就永遠不會被征服！”

大概也是這樣的意思。

改革漢字

數(shù)千年來,中華文化始終沿革有序，其傳承發(fā)展的歷史從來未曾中斷。在中華文化傳承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中,漢字的作用無可替代。

我們卻差一點親手斬斷了自己的文化血脈！

我們差一點就會像韓國一樣，讀不懂自己的史書，弄不懂自己從哪里來，要往哪里去。

據(jù)說韓國立春對聯(lián)是為了紀念明朝崇禎皇帝，但他們棄了漢字，如今讀懂的人很少了

而錢玄同提出的漢字“辨認書寫，極不容易”的情況的確存在，尤其繁體漢字筆畫多，對初學者造成了一定的困難。

魯迅也指出：若是讓學生把“薑（姜）”、“鸞（鸞）”要不偏不倚地寫在方格里，那么至少要花一年的功夫來訓練，這無疑是極其浪費精力的。

所以1920年，錢玄同在《新青年》發(fā)表了《減省漢字筆畫的提議》一文 ，提出:"對于漢字形體的改良……選取普通常用的字約三千左右，凡筆畫繁復的，都定他一個較簡單的寫法。"

并在1935年起草了《第一批簡字表》，為文字改革奠定了基礎。

建國后出于謹慎負責的考慮，以擱置爭議的態(tài)度盡量做到求同存異，在全國范圍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

掃盲運動的有序開展也讓更多的人學會了漢字。

漢字因而保留了下來。

PS：新時期，推動漢字信息化的“王碼五筆字型”發(fā)明者叫王永民。他開辟了計算機時代漢字應用的新紀元。

我查到了許多資料，在不同時期，不同人物，出于不同的考慮，都想過要廢除漢字。對于他們的做法，要結合時代背景辯證、全面地看待，不能過于苛求。都是在探索中，才不斷進步。

最后再啰嗦一句，漢字作為民族文化的精華，值得我們好好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