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鄒玉杰律師；
做一輩子刑辯，防一萬人失足……

刑辯律師，常被人稱為“刀尖上的舞者”，有人膽戰心驚如履薄冰，有人欣喜若狂神魂顛倒，有人為之劃分三重境界：

一、是非審之于我：法律與道義的雙重錨點

刑辯律師的執業生涯，始于對“是非”二字的精準丈量。

這里的“是非”，絕非簡單的道德直覺，而是法律條文與職業倫理交織的雙重準則。

當接手一起案件時，律師首先要做的不是共情客戶的處境，而是以法律為鏡——偽造證據、誘導證人作偽證等行為，即便能為客戶“脫罪”，也是觸碰執業紅線的“禁區”。

曾有律師為幫嫌疑人減輕罪責，試圖篡改通話記錄，最終不僅案件輸的底掉，更面臨吊銷執業證的處罰，這正是“違法即是非”的深刻警示。

但“是非”的邊界不止于法律。

有些行為雖不違法，卻可能違背律師的道義擔當。例如，明知客戶長期實施家暴，卻為其“正當防衛”做虛假辯護，雖符合程序正義，卻在道義上淪為“惡”的推手。

正如孔子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刑辯律師的“是非觀”應超越技術層面，在法律框架內堅守“助益正義”的初心——可以為犯罪嫌疑人爭取合法權益，卻絕不為踐踏良知的行為“鋪路”。

二、成敗聽之于天：盡人事與順天命的執業辯證法

刑事辯護的特殊性，讓“成敗”二字承載著超乎尋常的重量。

一起故意傷害案的輸贏，可能決定當事人十年牢獄與自由之身的分野；一起死刑案件的走向，更是關乎生命的存續。

正因如此，刑辯律師對“勝訴”的追求近乎本能——通宵研讀卷宗、逐字核對物證鑒定、模擬數十次庭審質證，這些都是為“成敗”二字注入的硬核努力。

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智慧，恰恰是刑辯律師的必修課。

司法實踐中，證據突然滅失、關鍵證人翻供、政策導向變化等變量，都可能讓精心準備的辯護策略功虧一簣。

曾有律師在涉企犯罪案中，通過大數據檢索出二十份有利類案，庭審中邏輯縝密地論證“單位犯罪”而非“個人犯罪”，最終卻因檢察院補充提交一份關鍵會議記錄，導致辯護觀點未被采納。

這種“無力感”并非律師懈怠，而是司法活動客觀局限性的體現。

真正成熟的刑辯律師，會將“盡己所能”作為唯一可控的戰場——把法律條文嚼碎成辯護詞的血肉，讓證據鏈在質證中經得起推敲，至于判決結果，則以“但求無愧”的心態坦然面對。

三、毀譽聽之于人：在輿論風暴中守住專業本心

互聯網時代，刑辯律師的執業行為被置于放大鏡下。

代理“爭議性”案件時，“為壞人說話”的罵名、“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揣測常如影隨形。

某涉黑案件辯護律師在庭審中依法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卻被自媒體斷章取義為“為黑惡勢力開脫”，微博評論區充斥著“律師沒良心”的指責。

這種情況下，“毀譽”早已脫離事實本身，成為情緒宣泄的出口。

面對外界的雜音，刑辯律師的定力源于對職業本質的認知：律師的職責是確保當事人獲得程序正義，而非充當“道德判官”。

就像醫生不能因患者是罪犯而拒絕救治，律師也不能因案件“不討喜”而放棄專業辯護。

當某經濟犯罪案件律師頂住“替資本家說話”的輿論壓力，用銀行流水證據鏈證明當事人無非法占有目的，最終促使法院改判緩刑時，當初的質疑聲自然轉化為對專業的認可。

時間是最好的過濾器，真正經得起檢驗的，從來不是迎合輿論的“人設”，而是法庭上擲地有聲的辯護。

結語：三重原則背后的執業信仰

“是非審之于我，成敗聽之于天，毀譽聽之于人”，這三重原則看似是對現實的妥協，實則是刑辯律師在復雜司法環境中構建的精神坐標系——以“我”為原點堅守法律底線，以“天”為邊界接納司法局限，以“人”為鏡子反觀專業初心。

當一名律師能在是非面前不糊涂、在成敗面前不偏執、在毀譽面前不焦慮，他便真正懂得：

刑辯的終極意義，從來不是贏得某一場官司，而是在每一次辯護中，讓法律的光芒穿透事實的迷霧，照見“公正”二字最本真的模樣。

作者：鄒玉杰律師

九章刑辯創始人，安徽律師門戶網創始人；

亳州律協刑委會主任，金亞太（亳州）律師事務所主任，譙城區法學會首席法律咨詢專家……

目標：窮二十年蠻力，救一百條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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