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綜合評價研究院”,原題“問學”,節選自《問學諫往錄》,蕭公權 著,岳麓書社2017年版。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當學生問我應當怎樣運用資料,撰寫論文的時候,我往往把我自己寫論文的經驗提供他們參考。我要他們注意,我所用的方法既不是最好的,更不是唯一的,不同的題材必須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但在一般情形之下,我所取的途徑是可以走得通的。胡適先生談治學方法,曾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名言。我想在假設和求證之前還有一個“放眼看書”的階段。(“書”字應從廣義,解作有關研究題目的事實、理論等的記載。)經過這一段工作之后,作者對于研究的對象才有所認識,從而提出合理的假設。有了假設,回過來向“放眼”看過,以至尚未看過的“書”中去“小心求證”。看書而不做假設,會犯“學而不思則罔”的錯誤。不多看書而大膽假設,更有“思而不學則殆”的危險。“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不識月而作的白玉盤“大膽假設”,是無論如何小心去求,絕對不能得證的。這個錯誤的假設,無關宏旨,不至影響小兒本身或其家人的生活。“學者”“思想家”的錯誤假設,非同小可,可能會產生重大的后果。照我看來,不曾經由放眼看書,認清全面事實而建立的“假設”,只是沒有客觀基礎的偏見或錯覺。從這樣的假設去求證,愈小心,愈徹底,便愈危險,近年來有若干歐美的“學者”因急于“成一家言”,不免走上這一條險路。楊聯陞教授在一九六〇年參加中美學術合作會議(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時曾含蓄地指出這個傾向。他說美國“史學家”的長處是富于想象力(imaginative),如不加以適當的控制,他們可能會“誤認天上的浮云為天際的樹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我想這和把月亮呼作白玉盤,同樣不足為訓。
我所謂放眼看書包括兩層工作:一是盡量閱覽有關的各種資料,二是極力避免主觀偏見的蒙蔽。有關資料可以分為直接的和間接的兩大部分。直接資料包括有關研究對象的原始著作。(例如賴斯基的著作是研究政治多元論重要的原始資料。)述淪原始著作的文字[例如佘賓教授在《美國政治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所發表的一篇論文《多元論——一個觀點》(Pluralism:A Point of View)]也是直接資料。間接資料的范同頗廣,一切有助于擴大視界、加深了解而與本題沒有直接關系的文字都在其內。比較地說,研讀直接資料應力求精悉,參考間接資料宜致其廣博。
為研究專題、搜集資料而看書,當然不是漫無目的、無所取舍的“瀏覽”,但也不可全憑主觀,只摘取與己見相符的思想或事實以為證據,而自圓其說,把一切不相符的思想事實,悉數抹殺,予以視若無睹、存而不論的處置,坦白地說,這是一個自欺欺人的下流手法。荀子書中有三句名言:“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我們如果把這三句話改成“以學心讀,以平心取,以公心述”便可以作為我們寫學術性文字的座右銘。
我幼年時聽見家里長輩說,族兄焱文讀書,過目不忘,為之羨慕不已?我的記憶力既然不強,只有靠筆記來補助。閱書時看見有重要的文字便隨手記錄在紙片上。每晚休息以前把當天所得的紙片,按其內容分類,妥放于木匣之內以備日后隨時查檢引用。到了著手草寫論文時,積存的紙片不下數千。事實上我無須取出這些紙片,一一重看。因為書中的文字經我用心看過,用手錄過(所謂心到手到)之后,在我的腦子內留下了印象。不能過目不忘的我,采用這笨拙的方法,勉強做到了過手不忘。
經典的力量
一九二五年初夏我開始寫論文的初稿。我問狄理教授是否每寫一章,送請他審閱,他說不必如此。從平日我向他報告我的研讀結果時,他已經知道論文的內容,認為沒有問題。他又說:“關于政治多元論的種種,到了現在,你所知道的應當較我為多。我未必對你有多少幫助。何況這是你的論文,你應該根據你自己的心得去撰寫。導師的職務不是把自己的意見交給研究生去闡發,而是鼓勵他們去自尋途徑(to find their own way),協助他們去養成獨立研究的能力(capacity for independent research)。不過,如你愿意,可以寫好兩三章,拿來給我看。”
孔子說“辭達而已矣”。朱熹《集注》做這樣的解釋:“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這真是作文的最高原則,寫論學的文字時尤其要謹守不渝。我前此寫碩士論文和研究報告時尚知謹慎小心,辭求達意,因而饒幸寡過。現在草寫博士論文,不知自量,竟妄想在文辭上刻意求工。于是咬文嚼字,寫了一篇將近三千字的“導論”,興沖沖地送交狄理教授,請他過目。兩三天之后,他給我電話,要我從速去見他。我一進他的辦公室便知事情不妙。他面帶怒容,從書架上拿起我的草稿,扔在桌上,說了“這完全不行”(This wouldn't do a tall)一句話之后,便坐著默然不語。我只好拾起草稿,悄悄地退了出去。我知道他原來對我期望顧殷,現在我卻使他大失所望,難怪他生氣。我那時心里的難受,真是無辭可達。回到寓所,“閉門思過”的結論是,導論所以“不行”,完全由于我違背了“辭達而已”的教訓,妄想刻意求工,反致弄巧成拙。補救的唯一方法是重新另寫。一個多月以后我拿著重寫的導論和第一章“多元論與法律”(后來定稿時分為兩章)的初稿,去請他審核。過了幾天我去見他時,他高興地說:“這就是了。你放手寫下去,不妨等全稿寫完后拿來給我看。”
從一九二五年八月起,我把絕對大部分的時間用在寫論文上。所幸寫碩士論文時我已習慣在打字機上起稿。這比先用筆寫,然后用打字機眷正,既節力而又省時。初稿完成后我仔細一再修改,到了次年五月初,長約八萬字的論文才算脫稿。狄理教授和其他幾位導師閱過后認為滿意。我錄成正本,送呈研究院。論文工作于是終結。愷德林教授把論文介紹到倫敦奇干保祿書局(Kegan,Paul,Trench,Trubner &Co.,Ltd.),請編輯部考慮出版。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秋天我在上海任教時接到書局來信,決定把我的論文付印,并列為“國際心理學哲學及科學方法叢書”(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Philosophy,and Scientific Method)之一。我當然喜出望外。一篇畢業論文一字不改,由英國一家重要書局出版,這已是難得的機緣,同時收入一套著名的叢書,與八十多種名著,如梁啟超《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英譯本、羅素《物質的分析》(Bertrand Russell,The Analysis of Matter)、柯復嘉《心的生長》(K. Koffka,The Growth of the Mind)等并列,于我更是無比的殊榮。縱然我的幼稚作品羼人其間,無異“狗尾續貂”,我仍禁不住歡欣鼓舞,增加了研究寫作的自信心。狄理教授的策勉、愷德林教授的提攜,使我感謝不盡。
章實齋曾這樣說:“人生稟氣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舍己而從我也。”如果大學教育的功用不只是教師把已得的知識傳授給學生,而是前輩指引后輩,使能各就其適可之準,向著學問之途,分程邁進,狄、愷兩位教授可以說對我用了教育家最好的方法,盡了教育家最高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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