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綜合評價研究院”，原題“問學”，節(jié)選自《問學諫往錄》，蕭公權 著，岳麓書社2017年版。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lián)系小編刪除。

當學生問我應當怎樣運用資料，撰寫論文的時候，我往往把我自己寫論文的經驗提供他們參考。我要他們注意，我所用的方法既不是最好的，更不是唯一的，不同的題材必須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但在一般情形之下，我所取的途徑是可以走得通的。胡適先生談治學方法，曾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名言。我想在假設和求證之前還有一個“放眼看書”的階段。（“書”字應從廣義，解作有關研究題目的事實、理論等的記載。）經過這一段工作之后，作者對于研究的對象才有所認識，從而提出合理的假設。有了假設，回過來向“放眼”看過，以至尚未看過的“書”中去“小心求證”。看書而不做假設，會犯“學而不思則罔”的錯誤。不多看書而大膽假設，更有“思而不學則殆”的危險。“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不識月而作的白玉盤“大膽假設”，是無論如何小心去求，絕對不能得證的。這個錯誤的假設，無關宏旨，不至影響小兒本身或其家人的生活。“學者”“思想家”的錯誤假設，非同小可，可能會產生重大的后果。照我看來，不曾經由放眼看書，認清全面事實而建立的“假設”，只是沒有客觀基礎的偏見或錯覺。從這樣的假設去求證，愈小心，愈徹底，便愈危險，近年來有若干歐美的“學者”因急于“成一家言”，不免走上這一條險路。楊聯(lián)陞教授在一九六〇年參加中美學術合作會議（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時曾含蓄地指出這個傾向。他說美國“史學家”的長處是富于想象力（imaginative），如不加以適當?shù)目刂疲麄兛赡軙罢`認天上的浮云為天際的樹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我想這和把月亮呼作白玉盤，同樣不足為訓。

我所謂放眼看書包括兩層工作：一是盡量閱覽有關的各種資料，二是極力避免主觀偏見的蒙蔽。有關資料可以分為直接的和間接的兩大部分。直接資料包括有關研究對象的原始著作。（例如賴斯基的著作是研究政治多元論重要的原始資料。）述淪原始著作的文字[例如佘賓教授在《美國政治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所發(fā)表的一篇論文《多元論——一個觀點》（Pluralism：A Point of View）]也是直接資料。間接資料的范同頗廣，一切有助于擴大視界、加深了解而與本題沒有直接關系的文字都在其內。比較地說，研讀直接資料應力求精悉，參考間接資料宜致其廣博。

為研究專題、搜集資料而看書，當然不是漫無目的、無所取舍的“瀏覽”，但也不可全憑主觀，只摘取與己見相符的思想或事實以為證據(jù)，而自圓其說，把一切不相符的思想事實，悉數(shù)抹殺，予以視若無睹、存而不論的處置，坦白地說，這是一個自欺欺人的下流手法。荀子書中有三句名言：“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我們如果把這三句話改成“以學心讀，以平心取，以公心述”便可以作為我們寫學術性文字的座右銘。

我幼年時聽見家里長輩說，族兄焱文讀書，過目不忘，為之羨慕不已?我的記憶力既然不強，只有靠筆記來補助。閱書時看見有重要的文字便隨手記錄在紙片上。每晚休息以前把當天所得的紙片，按其內容分類，妥放于木匣之內以備日后隨時查檢引用。到了著手草寫論文時，積存的紙片不下數(shù)千。事實上我無須取出這些紙片，一一重看。因為書中的文字經我用心看過，用手錄過（所謂心到手到）之后，在我的腦子內留下了印象。不能過目不忘的我，采用這笨拙的方法，勉強做到了過手不忘。

經典的力量

一九二五年初夏我開始寫論文的初稿。我問狄理教授是否每寫一章，送請他審閱，他說不必如此。從平日我向他報告我的研讀結果時，他已經知道論文的內容，認為沒有問題。他又說：“關于政治多元論的種種，到了現(xiàn)在，你所知道的應當較我為多。我未必對你有多少幫助。何況這是你的論文，你應該根據(jù)你自己的心得去撰寫。導師的職務不是把自己的意見交給研究生去闡發(fā)，而是鼓勵他們去自尋途徑（to find their own way），協(xié)助他們去養(yǎng)成獨立研究的能力（capacity for independent research）。不過，如你愿意，可以寫好兩三章，拿來給我看。”

孔子說“辭達而已矣”。朱熹《集注》做這樣的解釋：“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這真是作文的最高原則，寫論學的文字時尤其要謹守不渝。我前此寫碩士論文和研究報告時尚知謹慎小心，辭求達意，因而饒幸寡過。現(xiàn)在草寫博士論文，不知自量，竟妄想在文辭上刻意求工。于是咬文嚼字，寫了一篇將近三千字的“導論”，興沖沖地送交狄理教授，請他過目。兩三天之后，他給我電話，要我從速去見他。我一進他的辦公室便知事情不妙。他面帶怒容，從書架上拿起我的草稿，扔在桌上，說了“這完全不行”（This wouldn't do a tall）一句話之后，便坐著默然不語。我只好拾起草稿，悄悄地退了出去。我知道他原來對我期望顧殷，現(xiàn)在我卻使他大失所望，難怪他生氣。我那時心里的難受，真是無辭可達。回到寓所，“閉門思過”的結論是，導論所以“不行”，完全由于我違背了“辭達而已”的教訓，妄想刻意求工，反致弄巧成拙。補救的唯一方法是重新另寫。一個多月以后我拿著重寫的導論和第一章“多元論與法律”（后來定稿時分為兩章）的初稿，去請他審核。過了幾天我去見他時，他高興地說：“這就是了。你放手寫下去，不妨等全稿寫完后拿來給我看。”

從一九二五年八月起，我把絕對大部分的時間用在寫論文上。所幸寫碩士論文時我已習慣在打字機上起稿。這比先用筆寫，然后用打字機眷正，既節(jié)力而又省時。初稿完成后我仔細一再修改，到了次年五月初，長約八萬字的論文才算脫稿。狄理教授和其他幾位導師閱過后認為滿意。我錄成正本，送呈研究院。論文工作于是終結。愷德林教授把論文介紹到倫敦奇干保祿書局（Kegan，Paul，Trench，Trubner &Co.，Ltd.），請編輯部考慮出版。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秋天我在上海任教時接到書局來信，決定把我的論文付印，并列為“國際心理學哲學及科學方法叢書”（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Philosophy，and Scientific Method）之一。我當然喜出望外。一篇畢業(yè)論文一字不改，由英國一家重要書局出版，這已是難得的機緣，同時收入一套著名的叢書，與八十多種名著，如梁啟超《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英譯本、羅素《物質的分析》（Bertrand Russell，The Analysis of Matter）、柯復嘉《心的生長》（K. Koffka，The Growth of the Mind）等并列，于我更是無比的殊榮。縱然我的幼稚作品羼人其間，無異“狗尾續(xù)貂”，我仍禁不住歡欣鼓舞，增加了研究寫作的自信心。狄理教授的策勉、愷德林教授的提攜，使我感謝不盡。

章實齋曾這樣說：“人生稟氣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舍己而從我也。”如果大學教育的功用不只是教師把已得的知識傳授給學生，而是前輩指引后輩，使能各就其適可之準，向著學問之途，分程邁進，狄、愷兩位教授可以說對我用了教育家最好的方法，盡了教育家最高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