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映 | 一個人還活著，就談不上幸福

陳嘉映：教授、哲學家。曾在美國和歐洲工作。2002年被華東師范大學聘為終身教授、紫江學者。現為首都師范大學外國哲學學科專業負責人，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海德格爾哲學概論》《語言哲學》《無法還原的像》《從感覺開始》等。

陳嘉映是個復雜的人。這復雜中有許多隱而未發，有許多欲言又止，有許多深思熟慮。讓你覺得，即使知道了種種信息，他還是“無法還原的”。

你把他看作一個哲學家。的確，在電話里，他的聲音聽起來非常滄桑，非常冷靜，非常認真，總之非常哲學家。然而一見面，他卻穿著T恤衫，毆著涼拖鞋，一點都“不正經”,更喜歡回答“好玩的”問題。表揚我們的攝影記者： “謝謝你啊，我們坐著閑聊，只有你在工作。”

他開車的樣子非常隨意，將小臂放在方向盤上打方向。一天抽十幾支煙，飯桌上從不將煙平行吐出，而是朝天吐出。酒量是非常大的，兩個朋友和他喝三次酒，分別醉一次，他卻毫無醉意。還有兩個朋友在北大旁聽他的課，都聽了有一年以上。這是兩個生意人，一個在法國有生意，一個在山東有生意。

基本不看電視。有意控制跟外界的交往。要不加控制的話，可以天天在外頭吃飯。學生、同事、社會上交往、其他的朋友，這個清單是長長的。要是在北京每天見一個朋友，一年365天不一定見得完。

喜歡旅行，最羨慕老在旅行的人，甚至考慮過做導游，自己能說那么兩三種外語，可以帶個外國客人的小團。

偵探小說也是一個愛好。書架上有一套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加莎是從小讀慣的。覺得《尼羅河上的慘案》那部電影是經典之作，“非常好非常好”，看了至少有3遍。

“生活上還有什么有趣的事呢？要倒退10年還有點，現在實在是……生活非常之單調。”

陳嘉映 | 一個人還活著，就談不上幸福

01

“毛主席派來的人”

在內蒙古突泉，割地已經是10月份了。大北方10月份天很短，割地雖然非常累，但工作時間不是特別長。陳嘉映白天帶本書，只要一歇氣兒就翻。“那個時候我們那兒農民干活也不是熱火朝天的，只要是隊長不在，他們老歇氣兒。”至于晚上，年輕人睡得特別少，所以總還是有時間讀書。

這是1968年，有時候，16歲的陳嘉映也發會兒呆，想想自己怎么來這個地方的。

大多數人都要下鄉，這是大勢所趨。突泉縣的人來學校動員報名時，陳嘉映覺得，去內蒙古比在北京好多了。“他們跟我們說，那個地方平均每人有40畝地，養馬，養牛。那多好啊。”沒怎么琢磨，馬上報了名。

“一看我要去，兩個哥哥一起報名都去了。”對陳嘉映來說，這不是一個兩難選擇， “我就特想去插隊。在城里溜達兩年多了，就想做點實際的事，鍛煉自己，甚至改造自己。”

剛去農村的時候，跟老鄉干活，有意識“鍛煉自己，改造自己”。意識有了，活干得挺歡，手底下卻還是笨，人家農民割了一壟地，自己只動了1/4,磨破手皮還得戴上手套。再教育？農民告訴他們：根本就沒有那么回事。“你想著自己是去受教育的，然后你一去農民完全把你看作毛主席派來的人，把你當城里人，城里的大學生，就是這么一回事。緊接著，那些跟你熟的農民，就跟你講農村這幾年的景況多么惡劣，干部多么壞，農民本身多么壞。”

02

舊書店里對暗號

身在農村，“天下”抱負不曾或忘。那些年感覺現實不堪忍受，感覺變化將至，懷抱理想主義，“眼睛看著民族和共同體未來”的年輕人里當然有陳嘉映，而讀書是實現抱負的必要條件。

哥哥嘉曜是陳嘉映哲學興趣的激發者，在周圍人中間，他是無人望其項背的“理論家”。他周圍很快聚集起一群愛好哲學的青年。陳嘉映就是這時候對思考所藉的概念本身發生興趣的。那時候他的計劃是把天下的知識都學到手里。

除了紅色經典，翻譯過來的書基本上也都能讀到，包括一些內部參考材料。一個是因為家長有的是知識分子，有的是干部，家里都有一些書。還有就是“拜訪大儒”。“比如，我在這個村住，你在那個村住，是那邊的‘大儒’,我們就要來拜訪，主要任務當然是把你的書箱打開，寫個單子把你的書背走。下次你到我這兒來，寫個單子把我的書背走。慢慢就有了一個網絡，遠的不說，附近幾個公社，有哪些讀書人基本上都知道了。”

當時舊書店是一個結識人的地方。“你想，年輕人去舊書店的一共就那么三五個人。”兩個人在舊書店碰上了，一聊起來就是羅素、杜威什么的，只要名字提出來，不用再說內容，那就是對上暗號了。這些名字像神秘符碼一樣，屬于那個年代的稀有精神資產。

陳嘉映用半年時間自學了4冊德文教材。教材學完就搬出歌德、席勒的原著來讀。“每行查好幾個單詞，一句話琢磨好久。”幾個月后，勉勉強強能夠閱讀原著了。

真正有點把哲學作志業的意思，是在插隊結束和北大讀書之間。主要歸功于閱讀現代哲學。那時北京圖書館外文閱覽室沒有人去借書，永遠是空空蕩蕩的。尼采等人的中譯本還是禁書，外文原版卻可以外借。陳嘉映對弗洛伊德的《釋夢》著了迷，每天早上醒過來就回想夜里的夢，試著解釋一番，再去打聽別人的夢。

那時西方現代哲學還很少流傳，零零星星讀了一些，起先并不十分在意。讀多了，慢慢覺得現代哲學比較能和自己的生活經驗聯系在一起，學得比較貼切。初讀哲學六七年之后，陳嘉映開始覺得“我的哲學思考上了正道”。

陳嘉映 | 一個人還活著，就談不上幸福

03

結緣海德格爾

1977年，陳嘉映待業在家，正打算接受招工安排，到一家印刷廠當排字工。這時傳出了恢復高考的消息。

他為高考做了認真準備，因為覺得大學是“比印刷廠更好的混日子的所在”。報的是北大的德國語言文學專業，筆試考了第一，面試卻張口結舌說不出一句整話。幸虧有位老師力主“收留”:這個考生在農村吭吭哧哧自學，筆試考成那樣怪不容易的。

進北大沒幾個星期，報考研究生恢復了。研究生每月有三十幾元收入，出于不宜再寄生父母的考慮，陳嘉映參加了考試。筆試順利通過，面試卻被“毛澤東《中國革命的策略》中關于矛盾、實踐之類的論述”給打懵了。這時有位老師說：學習西方哲學，外語極端重要，這個考生德文幾乎滿分，還會俄文和英文，棄之可惜。

入學不久，陳嘉映投入熊偉門下。熊偉，正是那個覺得他“棄之可惜”的老師。在他的指點下，陳嘉映開始攻讀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熊偉告訴他，“這書你會不會喜歡我說不定，但可以保證你讀完后不會覺得浪費了時間。”

北大讀書期間，陳嘉映一半在用功，一半在玩樂。研究生3年，聽課不超過10堂，多數老師只在考試那天見到過他。這期間，學校給研究生提供了一筆訪導師、找材料的經費，結果，這筆錢陳嘉映拿來作旅游經費，在大江南北好好轉了一圈。

畢業分配陳嘉映留在了北大。第一件事情，是到西安參加一個外國哲學會議。會議了無生趣，好在結識了一幫志趣相投的年輕人，結果搞成“小會為主，大會為輔”的格局。回北京的火車上，大家開始商量怎么“可持續性交流”。這些人中只有陳嘉映在頤和園北面的黑山滬有個20多平米的獨立小窩，自然而然成了大家談玄論道的地方。1981年到1983年，大約每個月聚會一次。這是陳嘉映非常愉快的一段時光。朋友帶朋友，一撥接一撥。一時間才俊滿堂，甚至讓人覺得“懂哲學的都在黑山滬了”。

一幫年輕人聚在一起，空談之余，也想做點“著形跡的事兒”。大家商量著組織翻譯一套西方現代哲學名著,商量著每人寫一部專著。想做事就要有人出頭，這人就是甘陽。甘陽對人，對書，對思潮，都有一流的直覺。在他主持下，后來《文化：中國與世界》橫空出世，兩三年里出了幾十種書，一時蜚聲海內外，陳嘉映翻譯的《存在與時間》成為其中的一部重要譯著。

1983年，陳嘉映的命運改變了軌跡。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導師熊偉結識了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科克爾曼斯，一個“特別特別熱愛海德格爾”的重要專家。熊偉告訴他，中國有一個叫陳嘉映的年輕人在翻譯《存在與時間》,科克爾曼斯“高興得不得了”,當場提出，希望陳嘉映到美國去跟他讀書。

就這樣，帶著滿腦子對于自由民主的想象，陳嘉映到了美國。意外的是，在美國受到的第一個刺激正來自美國人對美國式自由民主的“詆毀”。

學校聚集了眾多反叛美國制度的學生，跟你說美國怎么怎么糟糕，中國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有希望。于是彼此經常倒過來，互相列舉大量的事實，為對方的國家制度辯護。爭論的結果是雙方面的。“肯定是他們被我改變了一些，我也被他們改變了一些。”

陳嘉映大學時迷上過橋牌，讀牌譜、做專項練習，自撰叫牌體系，打算成為專業棋手。剛到美國的時候還玩，和一個朋友搭檔打過大學第一名。后來知道賓大有個橋牌俱樂部，就跑去看，一看基本都是老年人，以老太太為主。馬上就戒掉了。

待了好多年經歷很多事，離開美國的時候，陳嘉映才覺出這些年的潛移默化——因為親身的經歷，對另外一種歷史、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的比較具體而細微的體會。

04

歸來之后

回到北京已經是1993年了，帶了將近10000美元回來。當時正是美元比值極高的時候，黑市上1美元能換十一二元人民幣，同時也是利率極高的時候。陳嘉映一算，把這錢存銀行里頭，就是10來萬人民幣，一年不就有個10000了?一個月就有800。我有房子住，我還用工作?

哥哥嘉曜人在國外，在北京空著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陳嘉映住進去，開始“一種極為美好的生活”。沒有電話，沒有電視，沒有影碟，什么都沒有。就是一張書桌、一臺電腦、一個書架。門一關，從早到晚工作。樓下是外院，就在外院食堂吃飯，什么人都不認得，跟賣菜的用手指一下這個那個。不用說話，一天24小時不用說一句話。就這么過，覺得特幸福。

這幸福沒有想象中那么扎實。

先是錢被一個哥們騙走了一半，加上一系列花銷，轉眼就沒了。還有一些朋友說，你應該去工作。朋友王煒當時在北大外哲所，一直非常想讓陳嘉映回北大。陳嘉映后來就去北大看了看，一去發現北大把自己除名了。據說20世紀80年代末什么時候，教育部曾經下過一個文件，說留學生出國幾年未歸的先除名，回來重新辦，就除名了。剛除了沒幾個月又下來一個文件，不除了，就掛著。陳嘉映前后腳出國的，全都沒除名，單單把他給除名了。

費了一點周折，王煒幫忙辦了所有手續。過了一年多，陳嘉映就回到了北大。“告訴我什么時候上課，我就到教室去上課。北大幾乎所有的教學人員都不認識，直到現在也不認識。”

現在?現在陳嘉映已經離開北大來到上海好幾年了。這里，更清靜些。

陳嘉映 | 一個人還活著，就談不上幸福

05

一個人還活著，就談不上幸福

人物周刊(以下簡稱“問”):一個哲學家為什么要做哲學研究?

陳嘉映(以下簡稱“答”):我相信，一個哲學家之所以對哲學、對概念邏輯感興趣，是因為有一個根一直連在他要解決的問題上，把它叫作生活態度的問題也好，靈魂的問題也好，隨你。這是一件跟自己有關系的事情。做哲學就是仍然努力地保護我們的知識和我們的心靈之間的聯系。說到底，還不是要回答這個問題嘛，就是人應當怎么生活。

問：中國人所說的哲學和西方人所說的有沒有什么差異?

答：我覺得中國的青年對哲學的理解流于浪漫主義。西方主要是從科學方面展開的，中國主要是跟詩連在一起。他們理解的哲學沒有什么科學性可言，中國青年主要從詩的角度切入哲學。邏輯的和概念的東西是有生命的。我就怕學生單走禪的那路，太輕易地“得道”了。中國好哲學的人是最容易上這個路的。

問：哲學家應該怎么承擔社會責任?

答：我覺得哲學家在讀書人意義上的責任感之外，不特別需要有其他責任感。讀書人的社會責任就是，天然應該關心公眾的事情，思考社會的問題作為對社會的酬勞。觀念批評就是一種社會責任感，在20世紀80年代非常明顯。

現在社會責任感被理解為相當狹隘的、固定模式的，好像不斷對流行的事情發表見解就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把承擔社會責任簡化為——關心生態是社會關懷，關心別的，比如關心維特根斯坦就不是社會關懷。

問：看不看新聞?怎么了解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答：很少主動去了解新聞，盡管作為一個中國人在中國待著，幾乎不可能完全信息封閉。我看過一位作家的回憶錄中提到一個事兒。他在西伯利亞流放，那個地方很閉塞。一次他在刮胡子的時候拿著一張報紙，不經意間看到報紙上有一則訃告，是他的一個老朋友死了。再一看，那報紙是兩三年前的。然后他就做了一個comment,他說當時突然意識到，我們平時那么地渴望信息，其實這些跟我們有什么相干?為什么每天要知道世界上發生什么事情?當然我沒有那么強烈的感覺，但我有時候也這么想，其實更多的是習慣而不是需要。

問：大哲學家維特根斯坦一生命運坎坷，他的學生馬爾康姆在回憶錄里寫道：“當我想到他的悲觀主義，想到他精神上和道義上遭受的強烈痛苦，想到他無情地驅使自己的心智，想到他需要愛而他的苛刻生硬又排斥了愛，我總以為他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而維特根斯坦在臨死時卻說：“告訴他們，我度過了極其美好的一生!”怎么理解這種美好，或者幸福?您幸福嗎?

答：呂底亞王問過梭倫幸福問題。梭倫的回答是，對活著的人，沒法用幸福這個詞。不知道維特根斯坦是讀過梭倫還是碰巧這么說的。

梭倫的說法，像希臘人喜歡的那樣，說得比較外在。意思是說，在你死之前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在你頭上。我完全能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我覺得，一個人還活著的時候，真是談不上有什么幸福。也許，一個有德的人——能夠生活在自己所信仰的生活里面的人，是幸福的。

問：但維特根斯坦肯定不是這個意思。他的幸福不是你說的那種“有德的幸福”。

答：我覺得他大致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說，你做了你那一份兒。“你生活過來，就像你應該生活過來那樣。”一個人活著的時候，你總是覺得你那么的沒有做到你應當做的。這是那么明顯。但我能想象，一個人生命結束的時候，他也許真的敢對自己那么說：反正，我就是做了我應該做的。維特根斯坦做了他應該做的，他能夠做的。但是我不覺得一個人活著的時候敢說這話。用海德格爾的話說，人是“向死而生”。人在向死而生的時候總是有所虧欠的。

原標題《陳嘉映 無法還原的復雜》

節選自《思想者》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