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問題是中國學術(shù)史上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話題，許多先賢對此都有自己的見解。明代思想家王守仁在知行問題上對朱熹的“知先行后”說持批評態(tài)度，提出了“知行合一”思想。他認為：“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知行如何分得開？”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主要著眼于道德觀念與道德修養(yǎng)的密切結(jié)合，其目的是把“知”即意念也當作最初的“行”，使人們對“不善的念”不掉以輕心，即“不善的念”在內(nèi)心剛產(chǎn)生時，就要把它“克倒”。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是以“心即理”為理論前提的，他把“知行合一”與“心即理”之說聯(lián)系起來，“知行合一”也就是他所謂的“致良知”，“良知”是知，“致”是行。具體而言，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在三個方面的論證具有自身獨特價值。

“知行之體本來如是”，即知與行本來就是一個整體。王守仁強調(diào)，知行合一“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為是說以茍一時之效者也”。在他看來，將知行作為一個整體并不是為了達到一時目的而任意瞎說的，而是知行本來就是一個整體，“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行如何分得開？”他舉例說，“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一個人只有已經(jīng)孝敬父母、敬愛兄長，才稱得上真正知道孝與弟的含義。也就是說，知必須通過行才能知，行必須通過知才能行。知而不行，其實不算真正知。王守仁還把“知行本體”與“心之本體”聯(lián)系起來：“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既然“知行本體”就是“心之本體”，那也就是“自然會知”“不假外求”的良知。也就是說，“知”是“良知”的自我體認，“行”是“良知”的落實。

“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即知就是行、行就是知。在強調(diào)知與行就是一個整體的基礎(chǔ)上，王守仁進一步指出知就是行、行就是知。他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的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這是強調(diào)知指導行、行實踐知，知是行的開始、行是知的結(jié)果。這里提到的“學問思辨行”，就是《中庸》提出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王守仁用一個“做”字把前四者都納入“行”的范疇。他的理由是，行離不開知，因為“若行而不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同樣，知也離不開行，因為“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這就是“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知行是一事之兩面，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覺悟理解的方面叫做知，切實用力的方面叫做行，兩者是不能分開的。

“知行之合一并進”，即知與行相互促進、相輔相成。在朱熹、陳淳等人的著述中，偶有提及“知行常相須”，后來也有一些學者對此加以發(fā)揮。但是他們所說的“相須”“并進”還是把知與行作為兩個主體。王守仁的“知行之合一并進”則把知與行作為一個主體，明確指出：“知行之合一并進而不可以分為兩節(jié)事矣。”王守仁“知行之合一并進”論，其理論根源就是他強調(diào)的“心理合一”。在“心理合一”理論指導下，他認為“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王守仁還援用一些為生活實踐所證明了的經(jīng)驗常識來論證他“知行之合一并進”的作用。如“路歧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后知”“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zhí)筆，操觚染翰”，也就是強調(diào)不論走坎坷的道路，還是射箭、寫字，都必須親身經(jīng)歷才能有切實體會。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是基于對朱熹“知先行后”說的批判而提出來的。朱熹的“知先行后”說揭示了知與行這兩個階段，卻有割裂二者之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彌補了朱熹“知先行后”這一缺陷，強調(diào)了二者的統(tǒng)一與聯(lián)系，這為后世知行觀的進一步發(fā)展提供了有益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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