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0日的深夜，李宗仁何應欽聯名復電和談代表張治中，表示拒絕在和平協定上簽字，次日毛主席、朱總司令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兩天以后，第四野戰軍總部也給所屬近百萬大軍，下達了最新的政治動員令，在命令上落款的五位首長名字，那還是非常有講究的！

（蕭克）

在4月23日的這道命令中，第四野戰軍首長署名繼續沿用了“林羅劉譚陶”的名義，后面二位是譚政和陶鑄同志，分別擔任四野政治部的正副主任，而實際上，此時四野新任的第一參謀長蕭克，已經到達位于河南的四野總部并開始履職。

也就是說，直到1949年的4月下旬，劉亞樓仍然在名義上保留著四野參謀長的職務，主要原因有兩個，其一是蕭參謀長的任命尚未正式公開，如果突然以“林羅蕭”的名義發布命令，會使部隊出現不必要的猜測和誤解。

其二是劉亞樓的新職務也沒有公開，因為第十四、第十五兵團的組建命令并未正式發表，其實羅政委當時沒有隨軍南下，而新任第二政委鄧子恢更未到達軍中，嚴格來說，屬于四野領導班子特殊的過渡時期，

這道命令從側面證明，劉亞樓從1946年起，不僅擔任過東北民主聯軍、東北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東北野戰軍的參謀長，也擔任過第四野戰軍參謀長，不過軍史上對此語焉不詳，不少讀者也有錯覺，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這個歷史謎團的形成，源自東北野戰軍在1948年底到次年初，兩次進行得并不徹底的改編工作，是有著深刻原因的。

一、東北野戰軍最先啟用“軍”的番號

到解放戰爭的戰略決戰階段，四大野戰軍和華北軍區野戰部隊的格局和序列，已基本形成，各野戰軍主要還是在各自的戰略區，與敵軍遂行決戰，包括東北、華東、中原、西北等戰場，野戰軍的番號仍以“地域”命名。

不過從淮海戰役打響起，開始出現兩個以上野戰軍聯合作戰的局面，當時華野有第1縱隊（葉飛），中野同樣也有第1縱隊（楊勇），甚至兩個縱隊下面的師、團級建制的番號，也必然出現高度重合，非常不利于作戰指揮和管理。

與此同時，戰爭即將進入戰略追殲階段，東北野戰軍肯定要離開東北入關、中原野戰軍也要下江南，再沿用地域性的部隊番號，顯然也不合適了，在這個問題上軍委未雨繆綢，提前進行了規劃，1948年11月1日下發《關于統一全軍組織及部隊番號的規定》。

（鐘偉司令員指揮戰斗）

按照規定，四大野戰軍將使用全新的數字番號，而不再以地域區分；縱隊要改稱“軍”，團以上作戰單位要實行全軍統一排序，最終形成了部隊番號的“唯一性”。這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比如華野1縱和中野1縱，就會改編為番號不同的兩個軍。

好是好，可是部隊改編需要穩定的環境，以及必需的時間，而在1948年的11月份，西北野戰軍、中原野戰軍、華東野戰軍和華北軍區部隊，仍處于緊張的戰時狀態，不具備馬上進行改編的條件，只能暫緩。

唯一具備條件的，正是剛剛結束遼沈戰役，全面轉入休整的東北野戰軍，因此在11月13日前后，東野各縱分別改稱為“各軍”，成為幾大野戰軍中，最先啟用軍級番號的一個，比如東野八縱，即在遼陽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5軍！

不僅是縱隊改稱軍，司令員改稱軍長，各師各團都要改成新的番號，再加上必要的干部調整，沒有一二個月時間，是無法完成改編工作的，按“林羅劉”首長的預估，東野至少要休整到1949年春天，才會大舉入關，那么改編時間顯然是夠的。

然而華北戰場的緊張局勢，要求東北野戰軍必須盡快參戰，軍委于11月22日下達了不容置疑的命令，要求東野提前入關！如此便中途打斷了東野的改編工作，不少師、團還沒有完成改編，就不得不匆匆出動了。

有鑒于此，東野司令部在平津戰役期間，在作戰指揮和命令中，仍然沿用了“縱隊”的番號，以免出現混亂，因此在諸多軍史資料和文獻中，可以發現“某縱”或“某軍”互相記錄的沖突，其實建制稱謂都算正確，只是東野處在特殊時期罷了。

這一時期，東北野戰軍尚未在整體上改稱“第四野戰軍”，主要首長名單亦無變化，縱隊、師、團雖受領了新的番號，但暫時沒有全面啟用，歸根到底，是受到提前入關緊急命令的影響，第一次改編戛然而止。

（東野首長會見傅作義）

二、東北野戰軍在平津屬于“就地改編”

平津戰役徹底取得勝利，已是1949年的2月初，再加上改編起義部隊、接管平津城防等工作，東北野戰軍得已轉入休整，已經是2月底了，也終于有條件來完成之前“半途而廢”的改編工作，為此，軍委于3月7日重新發布了相關命令。

1949年3月11日，原東北野戰軍正式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各縱隊正式啟用軍級番號，按既定計劃，四野同時還將增編兩個兵團部，形成野司（含直屬部隊）、四個兵團、十二個軍的作戰序列。

新增的兩個兵團建制，軍政主官選擇哪幾位名將，司令部以哪個單位為基干編成，包括各兵團的副司令員、副政委、參謀長的人選，都需要時間去醞釀和安排，歷來人事安排都是最復雜的工作，期間會議和電報不斷。

（劉參謀長）

也就是說，東北野戰軍在3月11日屬于原封不動的“就地改編”，野戰軍、兵團、縱隊等建制，只是改了番號而已，“林羅劉”仍然是野戰軍的最高首長，劉亞樓仍以“四野參謀長”的身份，主持和參加了多次會議。

比如蕭勁光的第一兵團部，雖正式改稱“第十二兵團司令部”，仍沒有固定的所轄部隊；程子華的第二兵團部性質相同，之前作為東野先遣兵團入關時，所指揮的四縱、十一縱屬于”臨時配屬“，四野的十二個軍，仍統由野司直轄。

本來改編時間是寬裕的，軍委曾專電”林羅劉“：“傅作義、閻錫山、杜聿明三部解決后，我全軍應休整兩至三個月，然后以劉鄧、陳粟兩軍出江南，以你們出湘鄂贛”！也就是說，四野原計劃應至少休整到4月底！

此時已完成改編的二野和三野，正全面向長江沿岸推進，準備實施渡江戰役，為了牽制華中的白崇禧集團，渡江戰役總前委迭電軍委，請求四野提前出動，以保證渡江作戰的順利，這再一次打斷了四野的改編工作。

軍委于3月17日電令“林羅劉”：“你們的兩個軍應早于丑有（日）出發，你們主力應于4月1日以前完成出發準備”！軍令如山，四野不再有有時間，徹底完成改編后再大舉南下，唯一的辦法就是“邊開進邊改編”。

比如再次組建的先遣兵團，即以第十二兵團部臨時指揮第40軍、第43軍，緊急拔營南下，前出到武漢對面牽制白崇禧，眾所周知，這兩個軍稍后是不屬于同一兵團的，如果條件和時間允許，何至于如此？

因此四野在正式改稱之初，主要首長名單并無變化，也還沒有形成四大兵團的建制，主要是再次受到提前南下的緊急命令所影響，使第二次改編進行的也不徹底。

（四野干部）

三、劉亞樓短暫擔任過四野參謀長

也是在此期間，軍委決定改組四野領導班子，而劉亞樓確定出任新組建的第十四兵團司令員，然而這一切工作，都需要程序和時間！比如新任四野第一參謀長蕭克、第二參謀長趙爾陸，都是從華北軍區抽調的。

蕭克將軍在回憶錄中清楚說明，接到軍委命令趕到開封，跟四野總部會合的時間，已經是4月份；而劉亞樓兵團司令員的任命狀，簽發時間也是4月份，這就意味著，在整個1949年3月間，劉亞樓仍然是四野參謀長！

從3月11日正式改稱四野，到4月更換參謀長，以及劉亞樓出任兵團司令員，期間至少近一個月的時間，已確定出任總政治部主任的羅政委、已確定出任兵團司令員的劉參謀長，仍然要在北平站好最后一班崗。

（注意時間）

即東野“林羅劉”的格局雖被打破，不過在四野改編初期，羅政委和劉參謀長還要盡職盡責，羅政委親自主持了南下之前的高干會議，且仍兼四野第一政委，畢竟在軍中有著無與倫比的威望，而第二政委鄧子恢，是5月12日到職的。

劉亞樓則在大軍南下后，代表野司與華北軍區完成了防務和內務交接，當然是以四野參謀長的身份，這就不是兵團司令員的活；新職務的任命發布后，劉亞樓又開始在平津選拔干部，組建第十四兵團司令部。

也就是說，在東野就地改編為四野后，劉亞樓一度繼續擔任野司參謀長職務，盡管時間比較短暫，卻不可以否認這段歷史事實，而四野總部關于組建第十四、第十五兵團的《戰字第34號》命令，是4月28日才發布的！

（蕭克回憶錄節選）

那么從3月11日至4月28日，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劉亞樓難道沒有任何職務嗎？顯然是不合理的，唯一的解釋，是繼續掛職四野參謀長，但滯留北平并未實際履職，而且這一時期，四野主要是行軍趕路，也未進行大規模作戰。

四野主要首長名單的調整，直到1949年5月底才全部完成，因此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叢書中，關于新的野司首長名單，是從1949年6月開始記錄的，在這個特殊的過渡期，軍史細節確實容易出現混淆。

讀者只有真正了解，在大決戰前后這段時間里，東北野戰軍因為兩次接到緊急命令，從而出現過兩次不徹底的改編工作，才能解開謎團理清這段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