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4日下午，國家藝術基金2025年度藝術人才培訓資助項目“新時代四川戲曲創作理論與評論人才培訓”第五十八講《魏明倫經典川劇作品<巴山秀才>賞析及解讀》在四川傳媒學院東區A8-210開講，由劉立超老師為學員授課。該戲以晚清四川“東鄉慘案”為歷史藍本，通過藝術化的敘事重構，將一段塵封的悲劇轉化為具有深刻現實意義的舞臺經典。這部作品自1983年首演以來，歷經三十余年仍活躍于舞臺，先后斬獲全國優秀劇本獎、文華新劇目獎、曹禺戲劇金獎等國家級殊榮，并入選“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其藝術生命力源于對歷史真實的創造性轉化、對人性深度的挖掘，以及對川劇美學的突破性發展。

一、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的辯證統一

《巴山秀才》的故事原型是1876年四川東鄉縣因災荒引發的民變事件，知縣孫雨田貪腐賑糧，謊報“民變”，導致提督李有恒率兵血洗巴山，數千災民喪生。這一事件在清末曾引發朝野震動，但傳統戲曲如《剿東鄉》多以公案戲形式呈現，側重事件過程而缺乏人物深度。魏明倫另辟蹊徑，采用“真事假人”的創作手法，在尊重歷史脈絡的基礎上，虛構了孟登科這一核心人物，將其從“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迂腐秀才，塑造為目睹慘案后覺醒的悲劇英雄。這種藝術加工并非對歷史的篡改，而是通過典型化的人物命運，揭示封建制度下知識分子的困境與覺醒，使歷史事件升華為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寓言。

劇中孟登科的四次轉變——從拒告、迂告、智告到怒告——構成了一條清晰的人物弧光。他最初拒絕為災民代寫狀紙，認為“功名未就，不便涉訟”，體現了傳統知識分子對仕途的盲目幻想；目睹血案后，他試圖通過正常渠道鳴冤，卻因不識官場黑暗險遭殺害；最終在歌姬霓裳的幫助下，他將冤情寫入科舉考卷，以極端方式對抗體制。這種轉變既是個體的覺醒，也是對封建科舉制度和官僚體系的血淚控訴。魏明倫通過孟登科的悲劇，揭示了“天災兇狠官更狠”的社會現實，同時也暗含對新時代“災荒無情國有情”的對照與反思。

二、悲喜交融的美學突破

《巴山秀才》最顯著的藝術特色在于“悲劇喜演，寓悲于喜”的美學實踐。魏明倫將孟登科的悲劇命運置于喜劇框架中，通過荒誕情節和幽默語言形成強烈的藝術張力。例如，孟登科在總督恒寶面前糾正“負隅頑抗”的讀音錯誤，高喊“頭可斷，血可流，別字不可不糾”，這種迂腐與執著的碰撞，既令人發笑，又暗含對封建官僚文化的諷刺。又如總督恒寶升堂審案時，差役將麻將桌直接變為公案，麻將牌與驚堂木的并置，將官場的腐朽與荒誕暴露無遺。

這種悲喜劇的融合不僅體現在情節設計上，更貫穿于人物塑造。孟登科的“迂”與“直”、霓裳的“智”與“俠”、孫雨田的“貪”與“詐”，都在喜劇化的表演中呈現出復雜的人性層次。川劇表演藝術家陳智林在塑造孟登科時，將生行的儒雅與丑角的詼諧結合，通過轉扇、矮子步等程式化動作，既保留傳統韻味，又賦予人物鮮活的時代感。這種表演風格使觀眾在笑聲中感受到悲劇的沉重，在淚水中體會到喜劇的力量，形成獨特的審美體驗。

三、川劇傳統與現代意識的有機融合

魏明倫在《巴山秀才》中既堅守川劇的傳統美學，又融入現代戲劇理念，實現了傳統戲曲的創造性轉化。在音樂設計上，該劇保留了川劇幫腔、高腔等特色，如《迂告》一場中，幫腔以“民為輕，官為貴，自古官場無是非”的唱詞強化主題，同時引入川江號子等民間音樂元素，增強地域文化色彩。舞美設計則突破傳統戲曲的虛擬性，采用砂噴制景和光影技術，如《掌燈焚書》一場中，昏暗的燈光與飄動的紙錢營造出壓抑的氛圍，將孟登科的絕望與憤怒具象化。

在主題表達上，魏明倫跳出傳統清官戲的窠臼，通過孟登科的悲劇揭示封建制度的結構性腐敗。劇中雖有張之洞等清官形象，但最終冤案的解決仍依賴皇權內部的權力斗爭，孟登科飲下毒酒的結局，徹底打破了“清官救國”的幻想。這種批判意識與現代民主法治理念相呼應，使作品在歷史題材中注入了現實關懷。正如李長春觀看演出后指出，該劇在汶川地震后的現實語境中，更凸顯了“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政府才能真正為民做主”的深刻寓意。

四、經典價值與當代啟示

《巴山秀才》的經典性不僅在于其藝術成就，更在于其對川劇發展的示范意義。該劇自2002年由四川省川劇院重排以來，已巡演超過300場，足跡遍布全國高校與國際舞臺，成為川劇“走出去”的標桿。其成功證明，傳統戲曲要在當代煥發活力，需在堅守本體的基礎上，以現代視角重新詮釋歷史，以創新手法激活傳統美學。

對于新時代戲曲創作而言，《巴山秀才》提供了三點啟示：其一，歷史劇創作需秉持“古為今用”的原則，通過歷史故事映照現實問題，實現文化傳承與時代精神的結合；其二，戲曲創新應扎根劇種本體，在唱腔、表演、舞美等方面進行適度突破，而非盲目追求形式獵奇；其三，人物塑造需注重人性深度，避免臉譜化，通過復雜的人物關系和命運轉折引發觀眾共鳴。

結語

《巴山秀才》是魏明倫“三獨”精神（獨立思考、獨家發現、獨特表述）的集中體現，也是川劇藝術現代化轉型的典范。該劇以晚清冤案為載體，通過孟登科的悲劇命運，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與人性的復雜，同時以悲喜交融的美學手法和川劇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為戲曲創作提供了寶貴經驗。在新時代戲曲傳承發展的語境下，《巴山秀才》的經典價值愈發凸顯，其對歷史真實的尊重、對藝術本體的堅守、對現實問題的關切，不僅為川劇，也為整個戲曲界樹立了標桿。正如該劇在“百年百部”工程驗收中專家所言：“這個戲在中國戲曲舞臺上，屬于珍品、極品，很難見到的悲喜劇，這個戲里隱含著巨大的人生觀察。這個戲確實不簡單，四十年的經典，很難見到思想性和戲劇性結合得這么好的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