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亞戰爭從1853年俄軍入侵位于多瑙河下游、受奧斯曼帝國控制的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兩公國開始。在英法聯軍介入后，戰場轉移到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亞半島，經過對軍事重鎮塞瓦斯托波爾近一年的圍困之后，聯軍終于在1855年9月攻陷這座軍港。1856年2月，俄國被迫接受《巴黎條約》，克里米亞戰爭結束。

歷史學家阿蘭·古特曼筆下的克里米亞戰爭，是一場外交控制下的戰爭，是法國軍事勝利與歐洲榮耀的回歸。拿破侖三世主持的巴黎大會，希冀帶來“值得尊重的和平”，開啟“國際新秩序”，卻無法令各方滿意，尤其是首次實施的民族政策，埋下了意法奧戰爭、普奧戰爭、普法戰爭，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等一系列戰爭的種子。

克里米亞戰爭

[法]阿蘭·古特曼（Alain Gouttman）著

談方 譯

2025年4月出版/112.00元

ISBN 978-7-5228-2371-3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

1995拿破侖基金會大獎作品

克里米亞戰爭經典研究作品

30年來首度中文引進

試讀

序言

1802年3月27日，當《亞眠條約》在英法兩國之間重建和平時，俄國還會期望什么？它從未受到過任何威脅。它與英國達成了和解，與奧斯曼帝國締結了同盟條約，甚至與法國的關系也晴朗無云：法國第一執政對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繼續實行兩年前其父保羅一世在位時的逢迎政策。保羅一世大肆宣揚發動戰爭以“鏟除法國的非法統治階層”的時代已經結束。兩國甚至在巴黎簽署了法俄和平條約及一項附帶的秘密公約，該公約被認為為“促進和平的共同行動”奠定了基礎。

法俄和約當然只是美麗的幻想，就像通常涉及俄國盟友時的狀況，自彼得大帝時代起，俄國盟友不過是各國外交追逐的一個阿萊城姑娘！但至少俄國覺得這可以防備英法之間重新開戰——這是不可避免的——帶來的后果。因為《亞眠條約》擱置了真正的問題：法國邊界的過度擴張，以及法國——一個在和平時期比在戰時更加繁榮，正在重建其海軍和殖民帝國，并且似乎要從1763年的災難中重生的法國——對英國構成的競爭。

英國議會兩院都在叫囂：“和平比戰爭更不利！”

但是，這種鼓吹重新開戰的論調跟俄國有什么關系呢？對這個治理不善的國家來說，這正是它轉向其內部問題，努力加固其腐朽結構的時機。“為歐洲保住拿破侖！”庫圖佐夫（Kutuzov）元帥曾這樣建議道。土耳其人不是以其大智慧說“應該永遠讓狗和狼相互爭斗”嗎？

遺憾的是，亞歷山大一世心中已經縈繞著歐洲大陸的宏偉藍圖。兩大海上強國之間的氣氛開始緊張，法國的陸上霸權比英國對海洋的控制更令歐洲皇室憂心忡忡，他們將亞歷山大一世當作靠山，同時暗中推動英法兩國重新開戰，而此時沙皇并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來平息事態。相反，當法國第一執政請求他，如果不能提供支持，至少能秉公執斷，亞歷山大一世所做的卻是火上澆油。

對于葉卡捷琳娜大帝這個眾望所歸的孫子來說，誘惑是巨大的：要成為歐洲的救世主嗎？

1804年3月，上天向他發出了信號：法國的當甘公爵（duc d'Enghien，亦作昂吉安公爵）在巴登——那里是亞歷山大一世的岳父母的領地——被一伙法國龍騎兵綁架回巴黎，經過一場鬧劇式的審判后被當場處決。對歐洲皇室的這記警告引發了前所未有的輿論反響：褻瀆人命、家庭悲劇、無法容忍的挑釁，這一事件震動了其它國家的貴族。但對于俄國來說，正如鮑里斯·穆拉維耶夫（Boris Mouraviev）所寫的那樣：“在萬塞訥的溝渠里被槍殺的當甘公爵，并不比被博克多汗（Bogdo Khan）下令以樁刑處死的官員更值得關注。”

因此，沙皇召集的大臣會議完全贊同大臣魯緬采夫（Roumiantzev）的意見：“只有國家利益才應使陛下做出決斷，任何僅僅出于情感的理由都不應構成其決定的動機。剛剛發生的悲劇事件并未直接觸及俄國，因此皇帝的尊嚴并未受到損害。”

但那時亞歷山大一世只聽從一伙國際奸黨的建議，他們善于迎合他的野心，卻對俄國的命運毫不關心。亞歷山大一世希望為國家、為自己尋求一個更重要的角色，決定不理會大臣們的意見。他就處決當甘公爵“對國際法和中立法所構成的侵犯”向拿破侖抗議，并因此命令法國第一執政對法國給歐洲各國政府帶來的恐懼進行安撫。

只此一舉，亞歷山大一世就賦予了自己歐洲代理人的角色！僅僅幾句話，他的聲望就建立起來！

然后是1805年的奧斯特里茨戰役、1807年的埃勞戰役和弗里德蘭戰役，但這些戰役要實現什么目標呢？是上演了提爾西特的喜劇，正如俄國大臣布德伯格（Budberg）在寫給英國大臣的信中所言，《提爾西特和約》只是一個“權宜之計”。因為沙皇唯一的奢望就是保留德意志剩余的領土，令因兩場戰役而在一天之內被摧毀的普魯士，免于從地圖上消失的命運。至于法國皇帝，最不幸和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東方的幻夢在消失了幾年之后重新出現在他對俄國的幻想之中。一方面，他對“俄國盟友”充滿極大的信心；另一方面，他認為只有在征服印度——這個英國巨人的軟肋——的偉大事業中才能找到救贖。

啟蒙時代哲學家們的俄國幻夢只欺騙了他們自己，而拿破侖對俄國的幻想則將把帝國引向滅亡。1812年12月，法國皇帝在科蘭古（Caulaincourt）的伴隨下坐著雪橇回到巴黎，最終意識到，無論是引誘還是付諸武力，無論是結盟還是發動戰爭，一個已經被全面動員起來對抗他的俄國是不會加入他的陣營的，更何況這種對抗會損害俄國最顯著的利益，然而，為時晚矣。

他當時對自己的副官說：“我想利用這個機會來了結歐洲大陸與英國之間這場古老的爭端……法國只為國家最神圣的權利而戰，而英國僅僅捍衛它自許的特權。”

確實太晚了。著名的“提爾西特精神”1805年在普雷斯堡（Presbourg）就應該被提出：拿破侖也許會借此贏得整個德意志，而不是疲于追逐一個難以把握的俄國。

“了結歐洲大陸與英國之間這場古老的爭端……”穆拉維耶夫對此精準地評論道，“在奧斯特里茨戰役之后，這也許是英雄的豪言。在別列津納（Bérésina）戰役之后，這就是懺悔者的悔恨之語了。”

當拿破侖在圣赫勒拿島被問及，他一生中在哪里能感到最強烈的幸福時，他一次又一次地回答：“在提爾西特……”

然而，歷史是寬宏的，它不會讓這位偉人停留在一次徹底的失敗上，一個俄國人——偉大的普希金將對他做出公正的評價：“他向俄國人民展示了他的偉大命運，從流放的黑暗中給世界留下了永恒的自由。”

近半個世紀后，令歐洲震驚的是，法蘭西皇帝的侄子——路易-拿破侖·波拿巴正式被法國人民推選為共和國總統，先是在1848年12月，然后是在1858年12月2日，在一次國家政變，也是一次“輿論政變”之后，他登上了一個復辟帝國的寶座。

他不會陷入伯父對沙皇俄國的幻想，也不贊同伯父對英國的偏見。他立即著手讓后者成為他最可靠的盟友，而面對“鐵腕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俄國，他則采取一種禮貌的堅定態度：尼古拉一世自立為1815年眾條約的堅定守護者，路易-拿破侖被推上權力舞臺正是為了廢黜這些條約，也是為了將法國從內部動蕩中拯救出來。

從某種意義上講，俄國自身已經開辟出拿破侖三世要走的路：從1815年到1848年，它追逐著亞歷山大的宏偉抱負，聲稱自己是歐洲的首要角色。而且這個角色不再具有任何攻擊性：重要的只是不惜一切代價捍衛滑鐵盧戰役之后各大強國建立的歐洲格局。

柏林、維也納和圣彼得堡希望將歐洲凝固在神圣權利和貴族權力的原則之中，然而，源于法國，由意大利、普魯士、奧地利、匈牙利、波蘭和羅馬尼亞的愛國者們傳承的思想，卻不斷動搖著這個歐洲的基礎。

拿破侖的軍隊輸出了這些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受壓迫人民的新圣經《圣赫勒拿島回憶錄》（Mémoirial de Sainte-Hélène）則將其體系化。

由于俄國直接并且公開反對這些思想，以及當時正在崛起的兩股力量——自由主義和浪漫主義，半個世紀以來它一直謀求的政治、宗教和道德霸權必將走向終結。

正是拿破侖三世，這位克里米亞戰爭的勝利者，給俄國指定了這個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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