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集中帶量采購的“手術刀”精準切除藥價虛高的毒瘤，零加成政策的歷史使命已悄然完成。

自2012年在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中試點，到2017年全國公立醫院全面鋪開，藥品零加成政策如同一把利劍，刺向“以藥補醫”的“沉疴頑疾”。十幾年來，這項政策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斬斷了藥品銷售與醫院收入、藥品回扣的扭曲鏈條，打破了醫院利益與藥品銷售捆綁的格局，為成功治理藥價虛高立下了汗馬功勞。

然而，回溯藥價虛高的本質，真正的癥結并非藥品加成本身，而是原來藥品定價權力過于集中、不夠科學、不夠透明、藥品銷售層層加價導致的。

自2018年國家實施藥品集中帶量采購，配合基藥政策、國談藥品政策的推進，藥品定價機制已被重塑，從源頭上大大擠壓了價格中的水分，基本上從源頭上遏制了藥價虛高。

藥品零加成政策設計之初，本應由各級財政補貼醫院因此減少的加成收入，近些年來，由于地方財力緊張，一些醫院多年沒能足額拿到這項補貼，成了懸在眾多醫院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調研中發現，我國中部某縣醫院自實施藥品零加成政策以來，每年因此收入減少上千萬元，但財政補助卻少之又少，成為醫院負債累累的原因之一。醫院為了維持運轉，不得不削減設備采購、人才培養、技術研發等開支，醫療設備更新緩慢、專業人才流失嚴重，大大影響了醫療服務質量的提升——“救命的醫院自身卻陷入生存困局”。

放眼全球，成熟的醫療系統普遍存在對藥品管理和藥事服務的合理補償機制。美國醫院（包括退伍軍人醫療系統）普遍向付費方收取覆蓋藥品管理和服務成本的費用。例如，退伍軍人醫療系統按處方收取固定的藥品管理費（如約24美元/張）；其他醫院則在藥品采購成本上加成（Markup）用于覆蓋藥房運營成本。然而，這些費用或加成受到醫保支付方式（如按病種付費DRG）的嚴格約束，醫院實際獲得的藥品補償通常受到限制，難以成為主要利潤來源。

德國醫院則普遍采用透明、標準的‘調劑費’（Arzneimittelabgabepreis）模式，這是一項根據法定費率表計算的固定服務費用，用于覆蓋藥品儲存、調劑、管理和咨詢等藥事服務成本，與藥品進價本身無固定比例關系。

日本更是建立了精細的‘調劑料’制度，依據藥品特性與調配難度分級收費。

再比如英國NHS體系，主要通過患者支付的固定處方費（如英格蘭9.9英鎊/項）和NHS支付的固定配藥服務費來補償社區藥房的運營和藥事服務成本，藥品采購成本單獨核算支付。

這些成熟的國際經驗表明，基于真實成本的正當補償（通常體現為固定費用或服務費，而非基于藥價的簡單加成），是現代醫療體系健康運轉的底層邏輯，也是保障醫療體系健康運行的有效方式。

當下，隨著藥品耗材集中帶量采購的成功推進，藥品耗材價格大幅降低，節省下來的大量醫保基金，以及醫保基金規模不斷擴大等，均為合理加成提供了空間和條件。

按照醫院采購醫保目錄藥品、基本藥物、國談藥品和集采中標耗材的量，按照不營利但不虧本的原則，科學測算藥品耗材在醫院的管理、倉儲、調劑、分發、咨詢等成本，合理確定藥品耗材加成，通過醫保基金與患者分擔，既能緩解醫院運營管理壓力和負債壓力，又不會過度增加患者負擔，還可以長期解決各級財政壓力。

近年來，一批醫院負債累累，甚至合并、倒閉、破產，藥品零加成就是其中之一。若任由藥品耗材零加成，醫院長期負債就會更加嚴重。如果把所有的壓力讓醫院一家來承擔，醫療服務技術和質量就難以提高，服務技術水平就會下降，患者就醫體驗就難以改善，政府也將面臨更大的壓力，最終損害的將是整個國家和社會的醫療福祉。

從歷史功臣到時代困局，藥品零加成政策已完成其階段性使命。醫院因此長期失血，傷害的是整個醫療生態鏈：服務質量滑坡、患者信任流失、政府兜底壓力劇增。當藥品耗材集中帶量采購已從源頭上馴服了藥價這個洪水猛獸，讓適當加成回歸合理補償的本源，恰是醫療體系走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一步。

唯有如此，才能逐步實現醫院可持續運營、患者獲得優質服務、醫保基金高效利用與各級政府和社會的多贏局面，也只有這樣才能讓醫院的藥事管理藥事服務輕裝上陣，醫療服務體系才能健康發展，健康中國戰略目標才能更好實現。

信息來源：醫改界傳媒

信息采集：衛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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