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即日起，本報連載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西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李浩教授的《流聲》。《流聲》是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李浩學術文集中研究漢語姓名學的札記。

作者從漢語姓名的起源、姓名的構成、命名的方式、姓名文化的內容、人工智能時代姓名文化的新功能以及姓名文化的價值等幾個側面,移形換步,透視漢語姓名中所積淀的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內涵。作者敏銳地關注到姓名符號在當下信息時代的重要作用與微妙變化,將人們習焉不察的各種稱謂和識別方式與姓名文化聯系起來進行學理性考察,遂使得本書與坊間已有的姓名讀物有了明顯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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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肉體消逝后，由名字指向的精神和靈魂的流傳，仍需要歷史的適者生存，只不過這種生存法則是肉身的主人所無法掌控的，而且與這些人生前所信奉的那些理念是不相關的。

指定與意義

德國哲學家弗雷格把語言符號分為三個種類，即專名、謂詞和句子。他認為這三種語言符號在其意義上均有兩個不同的方面，即指稱和含義（也有人翻譯為含義與意謂、指定與意義），指稱是由含義決定的；弗雷格還指出，在不同的語境中，符號的指稱和含義會有所變化。這一理論對語言哲學有影響，對姓名學研究也有啟發意義，已有學者引用這一理論解釋姓名現象。

六、姓名學史研究述要

對姓名文化和姓名學的研究，肇自先秦時期。在《左傳》《國語》以及“三禮”之中，都記錄了許多姓名資料，其中有關于姓氏起源的，有關于命名方式的，也有關于題名風俗的，還有許多同姓不婚、避諱和謚法的資料，這些雖非理論研究和有意識的收錄，但對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史料。

《世本》一般被認為是先秦時期重要史籍之一，主要記載從軒轅氏黃帝到春秋時君王、諸侯、大夫等的系謚、名號、都邑、制作等，其中《帝王譜》記堯、舜等帝王傳授系統，《諸侯譜》記魯、齊、晉、秦、楚等三十三國國君譜系，《卿大夫譜》記當時卿大夫四十五家世系，《氏姓篇》則記一百四十九家姓氏的世系。屈原擔任楚國三閭大夫之職，掌管昭、屈、景等王族三姓，敘其譜屬，以勵國士。漢代出現《帝王年譜》《氏族譜》《萬姓譜》《鄧氏官譜》等譜牒著作。司馬遷讀牒記，認為黃帝以來皆有年數，于是根據《五帝系譜》《尚書》等書內容，作《世表》。

西漢以來，姓氏合而為一。所以從司馬遷《史記》開始，就對姓氏混稱，不再做區別了。西漢時有許多童蒙識字課本，流傳至今的史游《急就篇》，開頭便說：“急就奇觚與眾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廁，用日約少誠快意，勉之務之必有喜。”中間列舉一百三十二姓，分別是：“宋延年，鄭子方，衛益壽，史步昌，周千秋，趙孺卿……”類似后來的《百家姓》。

東漢的幾位學者，都注意到了姓氏問題，在他們的著作中辟專章進行討論。例如班固等編撰的《白虎通義》、王充的《論衡》、王符的《潛夫論》、應劭的《風俗通》等，或談姓氏的起源，或論得姓命氏的方式，或辨姓氏與迷信的關系。

南北朝時期是姓氏學研究的第一次高潮。為了論證宗法制度的合理性，魏晉以來譜牒之學大盛，從社會歷史的角度來看，譜牒不過是貴族統治階級用以維護他們世襲特權的一種身份文件；但從姓氏學的角度來看，族譜和家譜對系統研究姓氏的地域分布、遷徙變化、民族融合和家族制度的內在結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是不可多得的、完整的第一手資料。當時先后出現了摯虞的《族姓昭穆記》，綜合各地名門大族家譜編成；賈弼的《姓氏簿狀》，廣集百家之譜而成；賈弼之孫賈淵編《姓氏要狀》，又為竟陵王子良撰《見客譜》，合十八州世族譜百帙七百余卷。另外還有傅昭的《百家譜》、王僧孺的《百家譜》、元暉業的《后魏辨宗錄》、姚最的《述系傳》等，共計各種族譜家牒五十多種一千三百多卷。譜牒對歷史研究非常重要，譚嗣同《〈瀏陽譚氏譜〉敘例》中指出：“斯譜牒之學，史之根淵，何啻支流余裔。”著名歷史學家陳直也說：“譜牒補史的作用，是相當大的。”并著專文論述南北朝譜牒形式的發現和研究。

唐太宗登基后，承北朝余緒，重修《氏族志》，旨在樹立關隴新門閥，壓抑山東士族大姓，是南北朝時重門第、流品的舊習在新時代的表現。唐玄宗時宰相張九齡曾撰《姓源韻譜》一卷。憲宗元和年間，林寶編纂《元和姓纂》十八卷，首列皇族李氏，其余姓氏按唐韻二百零六部的順序排列。每韻之內，以大姓為首，同時記載受氏始祖之源及諸家分支譜系，尤以唐人名姓最詳。雖仍襲譜牒之形式，但實為時代之巨著，故不獨為談姓氏者所祖，亦為治史者所偏愛。惜原書已散佚，今本《元和姓纂》是由清代孫星衍從《永樂大典》等書中輯錄出來的。此外還有賈至的《百家類例》、劉知幾的《劉氏家史》《譜考》、王方慶的《王氏家牒》等私譜著作。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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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孫 夢

審 核 | 張建全

終 審 | 張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