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澎湃新聞·私家歷史與抗戰文獻數據平臺合作，推出“抗戰回望”系列，選取抗戰期間的報紙、圖書、日記等史料加以介紹，希冀帶領讀者前往歷史現場，觸碰抗戰時中國軍民的精神與生活。

本文介紹《江蘇省江南兩年來政情述要（民國二十八年一月至二十九年十二月）》一書，反映江蘇省政府江南行署的敵后抗戰與施政。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國民政府治下有“省政府行署”的設置，最開始為各省省政府自行設立行署與各類類似性質的機構，不久后國民政府行政院頒布《戰區各省省政府設置行署通則》對行署的地位加以確認——“各省當時所已經設立類似行署的組織均依次改組而取得了法律的根據，而其他各省也紛紛請求在適當地區成立行署”。其中規定，行署是為了“增進地方行政效率，適應戰區情況”而設立的，就職權上來說，是“在所轄區域內代行省政府職權，以省政府主席名義行文時，由行署主任副署”。

江南行署下轄各縣及其分類（1940）

對于行署的設立，陳之邁指出：“在抗戰期間，敵軍侵入，若干省份因戰事的關系而形成割裂的局面，交通梗塞，使得省政府不能有效地監督指揮其全省境地內的各縣。這種情形尤以沿江的省份為顯著，因為敵人暫時控制了長江，而若干省份一部分在江南，一部分在江北，指揮遂極為不便。”江南行署自然是最符合陳之邁論述的一例。

《戰區各省省政府設置行署條例》（1944）

抗戰全面爆發后，國民政府西遷，而江蘇省政府及其下轄各廳、處則北遷淮陰。1938年7月，顧祝同（時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與江蘇省政府主席）于安徽省設立江蘇省政府江南辦事處。后因江蘇省政府江南辦事處“范圍較小，不易推行”，1939年元旦成立江蘇省政府江南行署（為行政院出臺設立省政府行署的法令以前自行設置的），冷欣（時任第三戰區第二游擊區總指揮）任主任。

關于江南行署的大致情況，冷欣稱“江南所處環境之艱苦，地方情況之復雜，與一切政務推行之困難，在全國各游擊區域中，可謂無出其右”。江南行署下轄二十六縣，“東起上海，西迄舊都（南京），重要城鎮及交通線，多為敵偽縱橫盤踞，其整個縣境在我方軍力控制下者，惟溧陽一縣而已”。

《修正江蘇省政府江南行署組織暫行規程》中規定，江蘇省政府江南行署是江蘇省政府為了“便利抗戰時期就近處理江南一切政務”而設立的，下轄管轄地內“所有江南各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兼區保安司令部，各縣政府暨地方團隊，及直屬于省政府或各廳、處之機關”，在轄區內以江蘇省政府名義發布命令，與國民政府所設的行署基本別無二致。江南行署駐地位于安徽屯溪。

《江蘇省江南兩年來政情述要（民國二十八年一月至二十九年十二月）》一書出版于1941年，書名由冷欣題寫。該書封面左上角印有“機密”二字，同時未注明該書的作者與出版社，可見該書為一內部出版物。全書分為縣行政、自治、保甲、動員及組訓、積谷、禁煙、救濟事業、撫恤及褒揚、鋤奸工作、賦稅、省縣預算、會計及金庫、地方金融、地方教育行政、學校教育、社會教育、教育經費、編審、經濟斗爭、統制食糧、增進生產、舉辦農貸、合作事業、交通通訊、水利、地方武力這些部分，可謂包羅萬象了。下文將就相關部分擇要說明，主要針對江南行署的行政與抗日斗爭部分。

《江蘇省江南各區縣常備隊戰時短期教育起居日課時間表》

對于江南行署施政環境的復雜，冷欣在書前的弁言中指出：“為政不難，為政于戰時則難，為政于戰時之前方則更難。”具體而言，為政于戰時之前方之難體現在如下幾點上：

一、敵偽不時竄擾，環境遂時有變遷，預定之策劃，不能從容措施。

二、據點密布，交通梗阻，政情之下傳上達，悉多所捍格。

三、兵燹以后，典章冊籍，散失殆盡，興廢繼絕，無軌范可循。

四、奸偽及非法組織，以讕言日肆簧惑，民性漸失其淳篤，寬則入玩法猶豫之途，嚴則有驅如魚雀之慮。

五、地方賢達，作避秦計，多流亡異地，各級機構，致嘆才難。

六、農村及市鎮，遭轟炸焚殺劫掠，經濟破產，財源枯竭，政費支絀。

因此，江南行署經過一年的建設后，仍僅僅是“凡百政務，粗具規模，仍未納入正軌”。冷欣所承認的這一點在后面的敘述中即可看出。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方便行政，1939年，江南行署下轄各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與各縣縣政府亦設置行署，分別代行各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與各縣縣政府的職權。1940年1月，江蘇省政府頒布《江蘇省戰時各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設置辦事處辦法》與《江蘇省戰時各縣縣政府設置辦事處辦法》，故而前設的各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與縣政府的行署則撤銷，而另行設置辦事處，這應當是配合行政院將行署合法化與正式化的舉措，亦即避免行署之間的相互混淆。

《各縣受訓人員籍貫及人數統計表》

在保甲方面，江南行署首先著手的工作即是修訂保甲章則，因為“從前所訂之各項保甲章則，用之于戰前則相宜，用之于戰時則頗形鑿枘，蓋戰時情形與平時迥乎不同，適用于平時者，多不能適用于戰時，平時舉辦保甲，以安定社會、充實自衛力量為主旨，戰時舉辦保甲，則應以組織民眾、團結力量、統一意志、協同抗敵為主旨”。

修訂的內容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兩點：一、修正聯保連坐切結——“從前聯保連坐切結，所應連坐者，以為‘匪’縱‘匪’通‘匪’為限，現為防止奸偽活動，于切結內加入勾結漢奸一項，如聯保各戶內發現有勾結漢奸者，聯保各戶，均應連坐，又從前規定聯保各戶以不得少于五戶為限制，現修正為同甲聯保，以期整飭”。

二、改訂保甲規約——“從前規定之保甲規約舉例，僅注重于自治、自衛各事項，現為配合軍事，于該規約內，加入偵查、防范漢奸及敵諜事項，不販賣敵貨、使用偽鈔事項，優待出征軍人家屬事項，破壞敵偽鐵道、公路及電線、其他工事事項，提倡國民兵役、工役事項，救護難民、僑民事項”。

就這兩條改變來說，無疑是為了適應戰時的需要，盡管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來實行則很難說。就其中的聯保連坐切結來說，中共的抗日根據地，在一些形勢復雜，敵我等各類武裝縱橫交錯的地方，仍然不得不接受甚至是支持“兩面政權”之存在，江南行署在這里所定下的嚴厲的保甲制度到底能落實到何種程度，也就不難想見了。

《忠烈事跡調查表》

在策反工作方面，江南行署制定了《策動偽組織反正辦法》九條與《偽組織人員反正獎勵辦法》五條，將這一工作分為兩個方面，分別為外層策動與潛入策動。外層策動為“制訂印刷品，宣揚中央不究既往之德意及來歸后之獎勵，分寄各附逆人員，促其幡然悔悟，并對參加偽組織人員之親友，闡揚抗建精神，敷陳附逆利害，激發其天良，使其從旁策動，至附逆人員之直系親屬，令其移居我軍后方，優加管待，以便招致來歸”。這一方法，亦為中共所熟稔。

潛入策動方面，該書則應當是為了保密，不敢形諸印刷品上而“從略”。至于策反工作的具體成果，該書則稱“一年以來，反正者尚非少數，其姓名亦從略”，自然也是出于保密需要。

《江蘇省江南各縣二年來鋤除奸偽調查表》

賦稅方面，該書分為整頓田賦、契稅與其他稅收進行說明，由于對于田賦的整頓最能夠反映江南行署在當地的統治與進取的實態，本文僅就其中的田賦部分進行介紹。江南行署治下各地，自淪陷以來，停征了三年，而原有的土地冊串亦損失許多。于是，江南行署制定了《各縣田賦冊串暫行保管辦法》，命令下轄各縣切實整理、保管田賦冊串。

而后，隨著國軍次第收復宜興、溧陽與高淳三縣，部分縣份國軍的游擊武裝亦逐漸恢復，相應的，恢復行政以后，各縣的開支則自然不斷增長。因此，以“江南連年豐稔，三載蠲緩，民力已紓”為由，江南行署從1940年開始復征宜興、溧陽與高淳三縣1939年的田賦，至于這三縣1940年的田賦則遞緩；青浦、松江、金山、南匯、奉賢、川沙、上海、寶山、嘉定等九個縣份則“以環境特殊，未能啟征”，自然是因為日軍控制嚴密；而溧水、金壇、江寧、丹陽、句容、江陰、武進、吳江、吳縣、無錫、常熟、昆山、太倉等縣，則依照1939年國民政府行政院頒布的《戰區土地租稅減免及耕地荒廢救濟暫行辦法》中規定的“淪陷地方經過克復，或為我游擊武力控制能行使政權之地區”的土地賦稅與附加稅“應予減征，以不超過原稅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按照原稅額實際征收這些縣份五成的田賦。

《戰區土地租稅減免及耕地荒廢救濟暫行辦法》

這樣看，實際上江南行署則是依照法律允許的最高限度對這十余個縣份來征收賦稅的。但是，新收復且一直處于敵我拉鋸戰之中的宜興、溧陽與高淳三縣卻依照原有田賦的全額進行征收，則未必合乎這一法律的規定。可見江南行署在實際執行法律中仍有相當大的變通，在特殊環境下，這一變通未嘗不能理解，只是對于往往要向多股政治勢力繳納田賦與飽經戰亂的當地人民來說，則又是平添了一層重負。

也正是因為如此，江南行署的這一舉措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實，便又是一個疑問了——1940年江南行署的預算中，可獲得這些縣份上繳的田賦七十萬元。但結果是，鎮江、丹陽、江寧、句容等縣“以原有田賦冊籍完全損失，敵偽又時常襲據，舉辦征收，極為困難，頗多中途停辦”，惟有宜興、溧陽、高淳、金壇、溧水這幾個縣份可以征收，最終全年實收田賦五十余萬元。

縱觀全書，該書在縷述江南行署的施政當中，一方面是在有些地方語焉不詳，或是隱去相關事實，或是隱去具體的人名、地名與數字，應當是出于保密考慮，尚可以理解；而另一方面，則許多地方都是大談江南行署的制度設計與規劃，卻無法告訴讀者這些舉措是否能夠落到實處，收到多少成效，這兩方面缺憾多少限制了這本書的價值。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說，這兩點缺憾又反映出江南行署在當地的施政成效，至少在這本書出版的1941年以前，是十分有限的，其施政成效基本是集中于國軍主要控制的幾個縣份，否則不會在圖表與文字說明上如此缺失。也正是因為江南行署的施政效果十分有限，故而今日所能見到的相關史料，相對其他敵后地區來說也更少，因此，這本書的價值也從中凸顯出來。

《江蘇省江南各區縣常備隊戰時短期教育全期學術科時間配當表》

在這本書的編撰前后，江南行署下轄地區的日軍開始猛然增兵，汪偽政權也開始厲行清鄉，江南行署的命運自然益形岌岌可危。畢竟，無論江南行署及其下轄各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政府與縣政府如何努力，沒有武力的支撐，終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同樣的道理，相較行政部分較多的語焉不詳，該書在敘述地方武裝的收編、組織、整訓與戰果方面則較為翔實，亦折射出了江南行署在行政成果上的缺失。

《江蘇省江南各區縣常備隊戰時短期教育術科基準表》

回到開頭，冷欣在弁言中所說的“為政不難”顯然只能代表他個人的看法，否則許多人所認為的，南京國民政府治下十年的許多地方行政糜爛，更有時人認為“當縣長要有三個‘萬’的本領，即是‘萬死’、‘萬惡’、‘萬能’”，這些豈不是成了無的放矢？聯系到他在戰前基本沒有任何實質上的地方行政工作經歷，而一直投身軍隊，地方工作經歷的缺失也許正能解釋他的這一刻板印象的產生。

抗戰軍興，地方行政往往圍繞著軍隊的需求而展開，至于前方與敵后的地方政權則舍軍隊而無以維系，許多如同冷欣一樣此前全無地方施政經歷的軍人得以主政一方，而未必不會帶有冷欣這樣的既有偏見。有關軍人從政，后世評價褒貶不一，并早在戰時就有不少非議，而“軍政分離”的呼聲則高漲。對于軍人從政這一現象，本文無法作出任何評價，不過希望可以通過對于軍人從政的這一具體案例的說明，來為對這一現象的評判提供一些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