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長江和記實業公司發布公告，宣布與貝萊德牽頭的財團達成原則性協議，出售其全球港口業務核心資產。這筆交易包括全球23個國家的43個港口的80%股份，以及和記持有的巴拿馬港口公司90%的股權。

其中最重要的是，這個巴拿馬港口公司持有和運營巴拿馬巴爾博亞和克里斯托瓦爾兩個港口。要知道，3月4日當天，特朗普剛在國會參眾兩院發表演講，回顧總結自己上臺以來的成績，其中就提到了要收回巴拿馬運河，并宣稱已經開始做了。

特朗普話音剛落，當天晚上，長和就和貝萊德達成協議，將巴拿馬港口公司雙手奉上。

隨后港澳辦在3月13日和3月15日連續轉發，香港大公報的兩篇文章。一篇標題是《偉大的企業家都是錚錚愛國者》，一篇標題是《莫天真》，其中提到，這次長河出售港口的交易并非普通商業行為。

官方著重提到的商業行為，這不僅讓我們想到2015年9月12日，新華社旗下智庫機構發布的題為《別讓李嘉誠跑了》的文章，其中嚴厲批評了長和撤走中國資產是“失守道義”的行為，指責李不顧念官方此前對其在基礎設施、港口、地產等領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國經濟遭遇危機的敏感時刻，不停拋售，助長唱空情緒在部分群體中蔓延。

不久，長和集團開舉辦發布會做出回應，說李先生的人生價值觀就是“我身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在同一時期，網上還流傳著李本人回應的小文章，里面提到：“對我來說，誰是趨勢、誰利潤更大才是我要考慮的，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虛假的道德說教。不要試圖讓商人去承擔國家的政治責任，也不要試圖用政治去影響商人的經營理念。”，“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商業的歸商業，政治的歸政治。”

關于這篇文章究竟是不是出自李先生的口中，我們不做過多的考究，但所說內容著實對應上了長和集團“在商言商”的做派。

而今天，面對新的國際形勢，長和集團又一次做了關鍵性的決策，這一次還是所謂的“在商言商”嗎？

根據美國另一家大型跨國投資管理公司博楓集團近期對英國的一家港口管理公司做出的評估，優質的港口類基礎設施的估值，可以達到20倍市盈率，按照這個標準計算，巴拿馬運河附近的港口應該只會多不會少，長和出讓給貝萊德的港口資產的合理估值至少應該是340億美元，而貝萊德的報價僅為228億美元。

事后，白宮官網上，出現了一排特朗普要將美國帶回黃金時代的宣言，并大肆慶祝美國將奪回巴拿馬運河，如此巧合的時間以及西方媒體的大肆宣揚，都在表明這不是一筆正常的商業交易！

李先生想讓我們以商人視角看他，那么請問商人什么時候會做虧本買賣？

古代重農抑商真的耽誤了中國了嗎？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國家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績，中華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之巔，中華民族憑借著我們自身的聰明與勤奮推動著國家一步步向前發展，也誕生了許多優秀的企業家。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妖魔鬼怪，披著“真理”的外衣，干著迷亂世人的勾當！

近四十年來，有那么一群公知學者，尤其那些所謂經濟領域的 “專家”，不斷地向全體中國人灌輸著一套荒謬的迷魂湯。他們言之鑿鑿，說中國過去五千年都是積貧積弱，百姓生活困苦不堪。還煞有介事地發問，我們為何窮困潦倒？并自說自話，是因為一直以來的重農抑商政策。

他們說，這一政策致使國家不重視商業，歧視商人，讓商人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剝奪其科舉、參政議政的權利。在他們眼中，這一傳統政策成了落后、愚昧、保守的代名詞，不符合現代文明社會的要求。

在他們的眼中仿佛中國古典時期的遭遇的貧窮，皆是這政策一手造成。初聽這番批判時，認為其邏輯自洽，很容易就信以為真，但細細想來才發現，錯誤的邏輯也能自洽，我們只要稍作思考，便會發現其中破綻。

試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有沒有可能在數千年持續的積貧積弱中存活下來？答案是否定的。

縱觀世界，除了我們中華民族，絕大多數民族與國家的歷史都頗為短暫，至少他們所銘記的歷史如此。難道這些民族真的沒有過去嗎？自然不是，人人皆有過去，如今存活于世的人，絕非憑空出現。那些民族之所以遺忘過去，是因為他們曾經戰敗過，淪為他人奴役，被迫忘卻自身的歷史，甚至被迫認賊作父。就像如今許多人在尋根問祖時，才突然發現自己原本認定的祖先并非真正的祖先，隔壁東瀛每次戰敗后就亂認“野爹”不就是最好的例證嗎？

反觀我們中華民族，擁有著五千年連綿不絕的記憶，這表明在過去的漫長歲月里，我們從未徹底敗北。多數時候，我們都取得了勝利，即便遭遇少數失敗，也能奮起反擊，贏得翻身之仗。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這是獨一無二的。

“中國作為世間唯一延續至今的古文明”，這絕非一句空洞的話語，其中蘊含了深厚的民族底蘊。

既然那些經濟學家所謂 “中國過去五千年皆積貧積弱” 的言論是謊言，那么關于“重農抑商”的批判，自然也不是什么真理。一個國家、一個群體，能夠在漫長的歲月中延續至今，這足以說明我們過去所做的選擇，多數是正確的。重農抑商政策，能作為國家的基本國策延續近兩千年，本身便證明了其合理性 。

為什么要重農抑商？

既然這個政策存在合理性，那么我們不禁要問一句為什么要重農抑商？以及是在何時萌生出抑制商業發展的念頭。

當一個國家想到要抑制商業時，不正表明商人已然崛起嗎？若商人只是微不足道的存在，又何需對其加以抑制？必定是商人勢力膨脹，行事囂張，才會招致打壓。

舊時中國商人常常在自己的店鋪、店堂內懸掛八個大字，“陶朱事業，端木生涯”。

陶朱指的是春秋時的范蠡，吳越爭霸時，范蠡為越國大將軍。吳國被滅后，范蠡功成身退，經商致富，被稱為陶朱公。

端木指的也是一個春秋時期的人，叫端木賜。他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字——子貢，對的，就是孔子的徒弟，七十二賢人之一。

子貢身為大商人，往來列國，積累巨富。孔子周游傳道，子貢穿梭逐利。也正因如此，子貢以商人身份獲得美譽，成為孔子門下杰出弟子。這也表明春秋時期，社會并不歧視商人。

那么，究竟為何要抑制商業發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