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最大的冤屈,莫過于被冤枉了數百年,卻不知道找誰說理去。
在包青天系列故事中,無論是小說描寫還是電視劇演繹,都有一個貫穿全線的大反派“龐太師”。他就像同時期楊家將系列中的潘仁美一樣,是個讒佞之臣,倚了國丈之勢,每每欺壓臣僚;又有一班趨炎附勢之人,結成黨羽,明欺圣上年幼,暗有擅自專權之意。
中國武俠小說開山之作《三俠五義》的作者石玉昆賦予了“一肚子壞水”的龐太師一個熟悉的名字——龐吉。龐吉不僅慫恿自己的兒子貪污賑災糧款,供其揮霍;甚至還在天子腳下的開封府搞起了拐賣兒童的勾當,借此彈劾包拯等人治理地方多有疏漏。
之后近兩百年的時間里,隨著《三俠五義》的廣泛流傳,那些名字與“龐吉”同音的人,都遭到了莫名的詆毀。
這其中,最冤的當屬北宋仁宗時期的宰相龐籍。
你看,龐籍與龐吉,不僅名字同音,而且生活在同一時代。最有趣的是,在北宋官方賜予龐籍“誥封三代”的榮耀中,他的祖上獲賜官位皆為太師。
如此,姓龐,名籍(與吉同音),祖宗三代都是太師,還不是妥妥的龐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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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一切,對于北宋仁宗年間的那個歷史人物龐籍來說,太不公平了。
歷史人物龐籍(988—1063),字醇之,單州成武(今山東成武)人,出身官宦世家。其父龐格供職北宋最高學府國子監,為國子監博士(大致相當于今天的大學教授)。
在家學熏陶下,龐籍27歲考中了進士。
與宋朝其他大儒名人一樣,剛剛考中進士的龐籍也沒有一來就做得大官。在他最初的工作履歷中,所得的職位只是黃州司理參軍(相當于八九品芝麻官)。不過,說來也巧,當時他的頂頭上司是日后宋仁宗的另一位宰相夏竦。
據說,在龐籍任黃州司理參軍期間,夏竦對這個僅比自己小幾歲的同僚下屬頗為關照。某次,龐籍生了一場大病,臥病在床,感覺自己即將不久于人世,遂讓人請來夏竦,對其交待后事。結果,夏竦見了他之后,直接哈哈大笑,稱:“你小子這么年輕就想死?哪有那么容易!你聽著,你不僅不會死,以后還會當宰相。只不過,你這宰相當的時間沒我長,也是全天下最窮的宰相!”
龐籍一下子就被逗樂了,說:“夏竦你個老小子逗我是吧,天底下哪有宰相是窮人的道理?”
夏竦說,你為人正直老實,讓你去干那些違法亂紀的事情,你肯定做不出來。如此,只老老實實拿工資本分做事,你如何不是那群宰相中,最窮的一個?
數十年后,夏竦之言,果然應驗。在龐籍晚年退休之后,想起此事,還特地賦詩:“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
龐籍考中進士到黃州任職時,宋真宗已進入執政晚期。后來,繼承宋真宗皇位的是年僅9歲的皇子趙禎,即宋仁宗。由于趙禎年紀還小,劉太后臨危受命,垂簾聽政。到了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臨朝稱制12年的劉太后薨了。臨終前,劉太后除了穿上袞服到宋朝太廟中過了一把“女帝”的癮外,還曾試圖以一份《內東門議制》,將太后稱制的權力過渡給自己的“好姐妹”——宋真宗的楊淑妃。
▲劉太后畫像。圖源:網絡
對此,時年已23歲的宋仁宗心中極其不滿。可是,在“以孝治國”的思想指導下,宋仁宗也沒有多少底氣敢奪回屬于自己的君權。畢竟在父親宋真宗去世后,陪伴和教導自己的只有劉太后和楊淑妃,兩人就像自己的親生母親一樣,即使有時嚴厲,但出發點都是好的。無奈,宋仁宗只好將“大娘娘”(劉太后)留有遺詔,讓“小娘娘”(即楊淑妃)繼續垂簾聽政的事情,拿到朝上讓群臣議論。
聽聞太后特別留有遺詔說明皇權的交割,眾臣誰也不敢輕易違抗。朝堂上,一下子鴉雀無聲。
這時,站在角落里的殿中侍御史龐籍突然站了出來,高呼支持宋仁宗親政,并要求皇帝當場燒掉太后留下的《內東門議制》。
有了龐籍的行動支持,宋仁宗也終于下定決心,親自臨朝聽政,尊楊淑妃為保慶皇太后,奉養后宮,頤養天年。
就這樣,宋朝的“仁宗盛治”如期而至。當時主管宋朝言官系統的御史中丞孔道輔對龐籍評價頗高,認為他是真正替皇帝考慮的“天子御史”,有別于那些看權貴臉色辦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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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龐籍即被宋仁宗任命為開封府判官,負責協助開封府尹辦理地方政務。
開封府判官雖然權力較大,但天子近畿,達官貴人云集,是非極多。想要平衡各方關系,處理好地方政務,卻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龐籍剛到任,就遇到了一件“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事情。當時,宋仁宗極度寵愛的尚美人派內侍前往開封府傳教旨,要求免除開封府境內工人的商業稅。眾所周知,教旨乃是皇太子或諸侯王一級對其下屬頒布的命令。一個小小的美人,在宋朝后宮中僅位居四品,也敢扯出虎皮當大王?
▲宋仁宗的寵妃尚美人和楊美人。圖源:影視劇照
但這個尚美人還真不是一般后宮貨色。仗著官家的寵愛,她不僅膽敢聯合當朝宰相呂夷簡,慫恿官家廢掉郭皇后;還敢結交宗室,賣官鬻爵。就連之前在宋、遼戰爭中被俘虜的王繼忠叛變投敵后,其兒子王懷德也曾通過尚美人的關系,獲得了宋朝的官位。而這些,官家宋仁宗睜只眼,閉只眼。可見,尚美人在后宮之中勢力的強大。
當尚美人的教旨傳到開封府時,身為判官的龐籍卻拒不接旨,而是轉頭上奏宋仁宗稱:“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當杖內侍。”
的確,尚美人此舉頗有些“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意味,可這不都是他宋仁宗給慣出來的?龐籍本意或許想借此事讓宋仁宗警醒,懲辦尚美人一伙。
宋仁宗接到龐籍的奏疏后,不痛不癢地批復道:“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以后宮中再有人亂傳旨意,地方官不能接旨。既表明了自己不愿處罰尚美人的心思,也承認了龐籍的功勞。
自那以后,宋仁宗一朝,鮮有后宮干政之事。
在龐籍從政生涯中,他始終看不慣朝中的結黨營私現象。當時,同為地方官吏的范諷特愛結交權貴,龐籍沒少借用自己上疏的機會,彈劾這位同僚。但范諷早先已拜在宰相李迪的門下,龐籍彈劾他人之事,很快就被李迪獲知。為防止范諷東窗事發,李迪不僅利用自己的職權把龐籍的奏折壓了下來,還特地向宋仁宗上奏,龐籍純屬閑著沒事干,瘋狂彈劾一位好官,理應嚴懲。
宋仁宗知道龐籍并非蠻不講理的官員,只不過在奏疏中缺乏證據佐證范諷的“犯罪事實”。因此,對龐籍的判決是輕罰其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到地方上負責社會民生及部分官員察舉監察事務。
▲龐太師龐吉。圖源:影視劇照
但龐籍嫉惡如仇,對宋仁宗的寬容,并未見好就收。到廣南東路上任后,他還不忘給宋仁宗再上一道奏折,稱自己上次彈劾范諷時,奏疏中所提及的一些事情,范諷還沒交待,建議有司從重處理范諷交結權貴、危害朝廷正常行政秩序等問題。
與上次一樣,龐籍的奏疏在朝中引起軒然大波。隨即,他從廣南東路轉運使的位置上,被改貶為太常博士,被召回京到國子監教書反省去。
與此同時,跟宰相李迪交好的范諷在黨爭的過程中,成為了宰相呂夷簡的眼中釘、肉中刺。在呂夷簡的“神助攻”下,范諷終遭貶官。
3
在宋仁宗長達41年的執政生涯中,宋朝除了要面對北方實力強大的契丹遼國,國境西北邊也崛起了一個少數民族政權西夏。
景祐五年(1038年),西夏創始人李元昊在野利仁榮、楊守素等親信大臣的擁戴下,在興慶府(今寧夏銀川)正式登基,稱國大夏。李元昊大封群臣,并以臣子的身份,遣使給宋仁宗上表,說明其建國稱帝的合法性,要求宋朝正式承認西夏政權,并遣使互市友好。
盡管興慶府所屬的靈州,在李元昊的爺爺李繼遷時就已由黨項族人占據,但從李繼遷到李元昊的父親李德明,兩代人都是本本分分地給宋朝當臣子。如今李元昊居然悖逆祖先,擅自稱帝,宋朝上下豈能坐視不管?
宋仁宗聽到此事后,立即下令對李元昊實施“削奪賜姓官爵”等處罰,并停止邊境互市,在宋夏邊境發布檄文,重金懸賞李元昊首級。而李元昊也在摸清宋朝的態度后,遣使遼朝,借機與遼國結盟,共同施壓大宋。
在此情況下,宋朝與西夏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從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的三川口戰役開始,短短兩年的時間內,宋夏之間爆發了三場重要戰役,宋軍每戰必敗,損失慘重。為扭轉戰場形勢,挽救敗局,宋仁宗曾派遣名臣范仲淹、韓琦等到前線督戰。但令人意外的是,范仲淹等人的到場,并未能給武備本來就極度羸弱的宋軍帶去多少希望。反而,在之后的好水川之戰、定川寨之戰中,宋軍再度遭遇慘敗,大將任福、葛懷敏、曹英等以身殉國,其下士卒死傷慘重。
▲范仲淹。圖源:影視劇照
值此危難之際,已回朝升任左諫議大夫的龐籍向宋仁宗上疏,要求朝廷削減一切不必要的開支,加大邊軍軍費補給與支出,對于奮勇殺敵的將士要不吝賞賜,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龐籍的建議,無疑給了宋仁宗在慘敗戰局下一絲希望。宋仁宗不僅完全同意龐籍的建議,還急調他知延州(今陜西延安),協助韓琦、狄青等人布置對西夏的作戰。
延州是西夏與宋朝數次戰爭的前沿要地。龐籍到任后,映入眼簾的是,宋朝百姓因戰火而流離失所的情景,城中遍布殘垣破瓦,土地失耕,雜草叢生。還有十萬戍城將士,無處安居,散落城中各個角落。
為了扭轉頹廢的軍心,保護城中的百姓,龐籍對尚留在城中的將士約法三章,并組織眾人修復城池。城中逐漸恢復生氣。或許因龐籍早年間兩度抗旨皆無事的緣故,駐守延州的宋軍沒有一人敢忤逆他的命令,延州的治安及城防煥然一新。
隨后,考慮到西夏軍隊兵抵延州需經過一個叫橋子谷的地方,龐籍先下手為強,派狄青領著萬余部隊到此駐扎屯田。如此一來,西夏大軍想要再東進就困難了。
待局勢穩定后,龐籍讓軍中年紀較大的士兵提前退休,回家務農,全力保障軍需糧餉的輸出。這樣,身強力壯的士兵在前頭沖殺,不用再擔心回城后沒有吃喝。宋軍以戰養戰的持久性作戰思想,正式形成。
而隨著宋夏關系惡化,西夏在戰爭節節勝利的同時,也嘗到了國中經濟崩潰的惡果。史料記載,在這段時間里,宋朝停止了對西夏的經濟援助,禁止西夏所產青白鹽入境,導致西夏境內的糧食、絹帛、布匹、茶葉及其他生活日用品奇缺,物價昂貴。
更慘的是,作為西夏的盟友,遼國還有自個兒的“小算盤”。這個第三方一直想借用新興的西夏作為“敢死隊”,替遼軍南下打開戰略通道。
沒辦法,宋夏戰爭最后逼得李元昊提前遣使求和。
不過,再怎么說,李元昊也是這場戰爭明面上的勝利者,于是他耍了個“小聰明”——派親信野利旺榮修書一封,說明自己愿意接受招安,并詢問宋仁宗能否對派去的官員也一并封賞為太尉。
像這種明目張膽要官的議和,擱在平時,宋仁宗鐵定不會同意。可是,宋夏戰爭對兩個政權的影響都是深遠的。此時,宋仁宗只想盡快結束戰爭,所以同意了李元昊的說法,讓龐籍照這個意思,擬信一封給李元昊,要對方盡快將議和提上日程。
龐籍卻看出了其中的問題。他趕緊上奏宋仁宗:“太尉位居三公,不是一個使者應該享有的官階和官職。即便官家您不計較,您細想下,他野利旺榮是李元昊手下,野利旺榮都是太尉三公了,那李元昊還能乖乖稱臣?”
宋仁宗一聽,問題確實大了。遂命令按照龐籍的意思辦理,要求李元昊重修書信。
4
宋夏最終停戰議和,龐籍功不可沒。在李元昊再度臣服宋朝后,宋仁宗論功行賞,龐籍獲升樞密副使,隨后又升至樞密使,授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真的成為了當年夏竦口中的龐宰相。
作為宋夏戰爭的功臣,曾先后與韓琦、范仲淹、龐籍等人共過事的名將狄青也獲得了職位的提升。狄青出身不好,因少年時期與人打架斗毆被捕黥面,發配充軍。臉上的刺青,常常讓人想起他就是個囚犯。為此,狄青發跡后,宋仁宗曾想讓他把臉上的刺青去掉,但狄青沒有同意。
▲名將狄青。圖源:影視劇照
在宋朝“以文抑武”的環境中,加上狄青臉上的刺字,朝中文官少有能看得起他的。故在宋夏戰爭之后的儂智高叛亂中,宋仁宗想起用他為宣撫使,帶兵平叛,卻遭朝中多數官員反對。
宋仁宗只好找來龐籍詢問對策。
龐宰相到底是跟狄青共過事的人,極其清楚狄青的個人性格,故對宋仁宗表示,戰場上最好能讓狄青當機立斷,避免文官掣肘,這樣打贏戰爭的概率很高。
宋仁宗聽從了龐籍的建議,讓狄青獨斷軍務。
狄青一去,果然捷報頻傳。宋仁宗可高興了,對龐籍說:“這都是卿的功勞啊。等狄青回來,朕干脆讓他當樞密使,晉同平章事,做宰相如何?”
龐籍一聽,慌了。他以官家太老丈人曹彬為例,向宋仁宗勸諫道:“昔太祖時,曹彬平江南,擒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河東,北有幽州,汝為使相,那肯復為朕死戰邪!’”你看,像曹彬這種于國有大功者,在英明神武的宋太祖那兒都撈不到樞密使兼同平章事的職務,狄青憑平定儂智高叛亂和參與宋夏戰爭立功,就封這樣的官爵,太容易了吧。
龐籍的勸諫打消了宋仁宗的念頭。但念及狄青為國付出甚多,宋仁宗還是堅持己見,將狄青封為樞密使。
對此,有學者認為,這是宋仁宗對朝堂過于揚文抑武的一次矯正,目的是為了打壓相權對皇權的威脅。但事實上,狄青的任命問題也許沒有這么復雜。畢竟龐籍與狄青相知相熟,狄青不適合官場黨爭,龐籍也是知道的。正如當初言官反對狄青出任宣撫使一樣,朝廷給狄青的定位就是“武人”。讓狄青這樣一個只適合戰場的宿將,加入紛繁復雜的朝廷黨爭,或許只會害了他。
果不其然,在狄青就任樞密使之后,他的人生開始走入下坡路。最終,在朝廷一堆文官的反對下,一代名將被貶陳州,發病死,享年4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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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仁宗一朝,龐籍除了有舉薦狄青、結束宋夏戰爭之功外,在晚年還向宋仁宗進言,請求選擇宗室內有才少年為皇太子,以便為多年未有子的宋仁宗及前途未卜的大宋王朝留條后路。
這樣一個人,絕對算得上是大宋的功臣與忠臣。
回過頭來,《三俠五義》中的龐太師,到底是誰?在歷史中是否有原型?
還真有。但絕對不是莫名其妙“躺槍”的龐籍,而是宋仁宗一生摯愛的溫成皇后張氏的伯父、三司使張堯佐。
眾所周知,宋朝中央,相權被一分為三,除了中書門下省的長官外,樞密使和三司使同屬宰相級別。張堯佐所任的三司使管天下財賦,大致類似于今天的財政部部長,可謂位高權重。
可張堯佐在擔任三司使時,宋朝天下卻不大太平。據說,在張堯佐主持天下財政大計期間,大宋境內地震頻發,黃河改道,洪水泛濫,民生凋敝。為此,張堯佐沒少被宋仁宗手底下的言官指著鼻子罵。這其中就包括當時身為言官的包拯。
這已經不是包大人第一次彈劾張堯佐了。想當年,張氏為了讓自己家族的門第更高,還曾請宋仁宗對張堯佐加官進爵。對于愛妃的要求,宋仁宗當然一百個答應,可到了包大人這兒,包大人卻勸官家“斷以大義,稍割愛情”。說話的距離較近,包大人的口水還噴到了宋仁宗臉上。
▲包青天。圖源:影視劇照
但隨著溫成皇后的地位提升,宋仁宗對張堯佐越來越好,在其去世后,還特地追封其為太師。
明清以后,包大人的美名隨著公案小說的流行而廣為傳播,那群曾經被他怒懟過的同僚,自然成了小說家筆下的“大反派”,當然也少不了某太師。只不過,當這些口口相傳的故事被具象文字呈現時,所有的小說家都需要給不確定姓名的“某太師”安上姓名。
結果,《三俠五義》的作者陰差陽錯地創造了個名叫“龐吉”的龐太師。從此以后,真實歷史上的龐籍,就不明就里地跟小說中的龐吉勾連在了一起,再也說不清楚了。
真實的龐籍病逝于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享年76歲。追贈司空,加侍中,賜爵潁國公,賜謚“莊敏”。龐籍死后不足一個月,宋仁宗駕崩,世間只留下一段誰也想不到的歷史變形記。
參考文獻: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中華書局,1989年
[元]脫脫:《宋史》,中華書局,1997年
張雷:《北宋名臣龐籍軍事思想初探》,《貴州文史叢刊》,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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