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第二十三回“武松打虎”的故事里，在景陽岡的小酒館，有這樣一段描寫：“武松笑道：‘便真個有虎，老爺也不怕！’你道如何？原來那日他前后共吃了十八碗酒，卻是一碗接一碗，直吃得店家目瞪口呆。”

施耐庵筆下的武松，打虎前以十八碗“透瓶香”壯膽。很多讀者會被武松的酒量折服，卻鮮少有人追問：那酒碗有多大？那“透瓶香”究竟裝于何器？

據史料記載，宋代酒肆多用粗陶海碗，一碗約合今日200毫升。那按照這樣算，十八碗便是近四升的量。其實這般豪飲并非夸張，按照沈括在《夢溪筆談》的記載，宋酒度數并不高，估計與今天的啤酒或者米酒的度數差不多。

何況武松在“三碗不過岡”喝的就是當時的村酒，也就是低度濁酒——酒液渾濁如米漿，故需大口吞咽。

或許很多宋人都如武松那樣，動不動就十八海碗，但你肯定想不到，這十八海碗，其實還不到一瓶酒——當時的酒瓶真的很大。

宋朝盛酒的酒器，是宋人獨創的陶瓷瓶：小口、短頸、豐肩、瘦底，形若梅枝，腹大能容，一器可貯酒五至十斤。根據趙令畤在《侯鯖錄》中的記載，當時的官員互贈酒禮常以“五經”為名，實指五瓶酒——這源自宋代皇帝聽學士講經后賜宴的規矩，酒瓶因此得名“經瓶”。

因“經瓶”的瓶體修長，造型挺秀、俏麗，口徑之小僅與梅之瘦骨相稱，故明朝以后被稱為“梅瓶”。

據史料記載，北宋官窯所制梅瓶，釉色瑩潤如青玉，胎骨輕薄卻堅致，器身常繪寒梅傲雪或山水人物，暗合文人“外柔內剛”的志趣。更精妙的是酒瓶的物理設計——梅瓶小口短頸，傾斜時酒液呈細流，避免豪飲浪費；寬肩修腹的造型，則利用重心原理保持穩定。

梅瓶制作需經七十二道工序：取景德鎮高嶺土，拉坯成器，再以“匣缽仰燒法”入窯，窯火三日不熄。匠人將酒曲配方與詩詞歌賦同刻于坯胎，高溫下釉料流淌，字畫與瓷身渾然一體。據說當時景德鎮窯工甚至掌握“二次燒成”工藝：先高溫素燒，再低溫釉燒，使青白釉色如雨后晴空。

（定窯白釉刻劃纏枝牡丹紋梅瓶）

如今的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被譽為“宋瓷之魂”的白釉刻花梅瓶，高約40厘米，腹徑20厘米，可貯酒八斤，瓶身刻纏枝牡丹，線條流暢如酒液傾瀉。

這樣的大酒瓶，對文人來說，那是裝滿了風雅。蘇東坡謫居黃州時，曾用梅瓶溫酒。他將注子（執壺）置于注碗，熱水徐徐升溫，酒香隨蒸汽氤氳。他在《酒經》中寫道：“酒之甕盎，與人潔清。”他將釀酒比作修身，酒瓶便成了君子品格的容器。

最有趣的當數“東坡荷葉杯”。蘇軾取荷葉為盞，以梅瓶傾酒，笑稱：“荷盞承天露，梅瓶貯地靈。”此般野趣，后被景德鎮匠人仿制，燒出“荷葉形吸杯”，杯底連莖為柄，飲酒時如捧新荷，一度風靡大宋酒肆。

有一次，蘇軾得友人贈一梅瓶，瓶底銘文“曲生風味，君子之交”，他笑言：“此瓶當貯雪堂春，與子由共醉三更。”

其實蘇軾并不是夸張，因為這一梅瓶的酒量，若換算成現代單位，的確足以讓三五好友醉倒月下，何況酒量不高的蘇軾哥倆？梅瓶的這般容量，也難怪蘇東坡既能“把酒問青天”，也能“詩酒趁年華”。

陸游也偏愛梅瓶，晚年隱居山陰，以梅瓶貯自釀菊酒，寫下“瓶插梅花，爐焚柏子，便是人間好時節”。

好酒是好喝，但買好酒并沒那么美好。按照《慶元條法事類》記載，紹興年間官酒每升50文，裝滿梅瓶需300文，恰是九品官一日俸祿。這就不奇怪陸游為什么感慨：“酒債尋常行處有。”

對于性情中人，不僅酒瓶不需要那么大，而且里面裝的也比較復雜。李清照晚年漂泊，隨身攜一青瓷玉壺春瓶，其形婀娜如柳，容量僅半斤。她在《聲聲慢》中嘆“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玉壺春瓶的小巧，恰映才女暮年的孤寂。

武松的十八碗酒，倒入梅瓶是半瓶；李清照的三杯兩盞，倒入梅瓶是個底兒。宋代的酒器之大，映照的是一個時代的胸襟、精神與溫度。

如今，宋代梅瓶早已超越實用，從超大的酒器變為精致的插花雅器，成為美學符號。尋常百姓家中的仿宋梅瓶，插一枝臘梅，便讓斗室生輝——這是宋人留給我們的生活禪意。

文并供圖/馬慶民

編輯/陳品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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