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變革加速，我們是否還沿用工業時代的思維，試圖應對數字時代的挑戰？企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標，還能走多遠？從《摩登時代》的“機械化”到智能時代的“人機共生”，也許每一個組織都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在效率與溫度、自我與共生之間找到新的平衡？本文為陳春花老師《共生理念》新書解讀內容的精編整理。

春暖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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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智技術重塑世界的當下，我們的認知也需要隨之進化和調整。過去“整體是部分之和”的二元論思維，已不足以應對復雜多變的現實。我們需要轉向“整體遠大于部分之和”的非二元論認知模式。

這種轉變要求我們清晰地懂得，個人與世界之間是不可分割的整體關系。如果只以個人視角看世界，我們看到的只是局部和片面；若能超越二元論，擁有流變的時空觀，就能更好地理解自己與世界的互動。

在這種新的認知模式下，作為組織中的個體，我們又應該怎樣去看待今天的組織形式？

在以笛卡爾哲學為基礎的工業社會，人們通過不斷分工，將復雜的整體拆解為一個個部分，從而大幅提升了整體的效率。這種方式推動了工業革命、產業革命和生產力的飛躍。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人逐漸被異化，變成了“機器”的一部分。

正如電影《摩登時代》所描繪的那樣，卓別林飾演的工人在流水線上機械地擰螺絲帽，以至于看到任何六邊形的物體都會下意識去擰，甚至別人的眼睛和鼻子都要擰……

所以馬克斯·韋伯說，整個現代性的困境就是兩個喪失——意義喪失與自由喪失，這兩種喪失對個人來說構成了存在上的挑戰。

哲學家和思想家們通過不斷的討論發現，在整個過程當中，組織其實是特別理性地去追求它的目的，也就是要實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人就被異化了。

在二元論認知模式下的工業社會，組織代替個人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所以人們會很在意自己能不能在一個組織、單位或者機構當中，否則就很緊張。

在工業社會，機器所產生的效率和價值已經被確認。來到數字社會，“機器”又往前推了一步，變成“機器人”。從面對“機器”到面對“機器人”，這可能就讓人緊張了。

所以，《共生理念》這本書就落腳在探討怎么通過組織的進化，讓人變得更有意義。這也是我們寫這本書的內心追求和目的。

從理性設計的角度來看，組織具有三個重要功能：

第一，保障目標實現，也就是說組織是為目標存在的，只要是一個組織，就肯定會有目標。 第二，讓人有意義，組織有一個很強的能力，就是能讓人的價值被釋放出來。 第三，保障可持續性，可持續性無法靠個體單獨完成，必須依靠組織的力量。

在二元論認知模式影響下，工業社會的組織形式強調以“主體-客體關系”來構建運行體系，即以“我”為主，其他的都是客體，都是“我”的對象。

這種運行方式本質上是博弈關系。在這樣的組織形式之下，組織的目標就是要實現利益最大化。所以，早期的企業存在的意義是“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

而在數字時代，社會的本質特征之一是廣泛連接。在這樣的環境下，組織要持續發展，就也必須順應時代進化，重新思考和設定自身的目標。我們會發現，利益最大化的目標需要做出調整。

在“整體遠大于部分之和”的非二元論認知模式下，企業作為社會的“器官”，不能只考慮商業組織自己的利益，而更要關注自身與世界的關系。所以我們就會討論，“讓社會變得更加美好”成為了組織的目標。

企業不要把自己和其他的對手或同行看成是主客體關系，不僅要與合作伙伴協同，甚至也要與競爭對手協作，共同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創造更大的社會價值。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企業與社會的共生共贏。

“利益最大化”的目標為何會存在？

為什么利益最大化會成為普遍的組織目標？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性有自利傾向。這一傾向在漫長的人類進化過程中，與對外在物私有化的觀念或實踐耦合在一起，并相互強化，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自利最大化觀念。

自利最大化觀念在現代化進程中，又以憲法等法律形式確立下來，從而獲得其法權——私有權，并在中心-邊緣結構的世界體系中普及開來，構成了整個現代世界的基本權利體系的核心部分。

也就是說，利益最大化的組織目標成為普遍選擇，是由自利最大化觀念和私有權結構來支撐的，并以組織工具化的形式呈現出來。

“利益最大化”的目標能否改變?

如果說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私有權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么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到底能不能改變？

研究和實踐都已經給了我們答案：好的企業，一定就是承擔了社會責任的企業。

人性中除了“自利”之外，同樣存在“利他”的部分。在《共生理念》這本書的序言中，我們特別介紹了“共生功能體”觀點，一種不同于達爾文生存競爭進化機制的人類進化共生機制。如果要共生存在，就不能只是自利，還得有利他。

數字技術來了之后，我們對于很多東西可能都要去理解它的公共屬性。比如說數據是公共的，很多智能體和大模型都是開源的，這就表現出了公共屬性或者社會所有權。

在今天來講，當我們理解組織的目標時，可能就要去理解人性“利他”的部分、人類進化的共生機制部分，以及數字技術所帶來的公共屬性部分，這些也意味著利益最大化的目標應該是可以調整的。

我們今天對很多東西的理解就不應該是二元的，可能是三元、四元或者更多元的。如果我們僅僅是理解不確定性，可能還沒辦法理解這個世界，因為它其實是多維度的。大家常常會說升維和降維，現在可能我們也不能用這個詞了，因為各個維度可能都需要做調整。

事實上，隨著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技術領域與產業領域都發生了很多變化，生產的社會化程度逐漸加深，新的組織形式也應運而生，特別是股份公司的出現，更進一步導致所有權的社會化。企業組織內部的共生關系，以及企業與產業伙伴之間的共生關系，甚至產業與產業之間的共生關系等，產生了新的利益共享機制。

簡言之，組織進化到今天，利益最大化的目標是可以被調整的，其中的關鍵在于如何建立“共生”的關系。（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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