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四月初至八月淫雨不止，七八月間多次大暴雨，懷遠、鳳陽、五河等州縣普遍“舟行樹梢，人棲于木”“大水進城，關市幾沒”，為近500年水災最嚴重一次。黃河決堤，水天無際，災荒肆虐，河南、安徽、山東等多地受災。朝廷懈怠應對，導致災情蔓延，“兩河連江北諸郡大饑”，人們既無充腹之糧，又無安生之地。次年，時任刑科右給事中的楊東明（1548-1624年），目睹災民慘狀之后，秉持凜凜風骨，向萬歷皇帝進呈《饑民圖》，并附以圖說文字描述，“請度支水衡各出十萬緡賑之”。萬歷皇帝為之動容，下令立即賑災，圖像本身所具備的強大勸誡功能無疑在此突顯。試想，楊東明大膽進呈的《饑民圖說》到底是如何打動固執偏激的萬歷皇帝的？《饑民圖說》又是如何推動晚明賑災體制改革的？其在晚明救荒史中的地位如何？

關于楊東明《饑民圖說》的歷史敘事十分精彩，前人多以此為切入點進行歷史化討論，如美國學者戴福士（Roger V. Des Forges）在以豫東北區域為著眼點關注明朝衰亡的過程中，便以《饑民圖說》為案例分析了晚明黃河治理、賑濟災荒等經濟議題，還借此討論了楊東明、呂坤等出身于當地的知名士大夫官僚之言行等社會文化層面的問題；劉如仲從圖說看河南水災，鉤沉出萬歷二十一年水災發生后的一系列基本史實，并分析由此產生的晚明階層矛盾；臺灣學者吳秀玉亦以圖說為線索探討晚明河南虞城的黃河水患大害之原因、治理以及河工知識等諸類問題，顯示出晚明治河為民之舉已然受到重視；郟穎麗、楊九策以江西省博物館藏清同治七年木刻本楊東明《饑民圖說》為底本，對于楊東明其人學行以及成書背景、內容、價值等方面進行了梳理。此類研究多是借由圖像探討災害史實，然而《饑民圖說》圖像敘事本身并未得到應有重視，以及針對于圖說事件如何推動晚明賑災體制的改革與完善這一議題尚有討論空間。故本文將結合災荒史視角，以圖說敘事與賑災體制變革為主線，進一步窺探晚明這樣一個迷惘不安、聚訟紛紜的時代。

楊東明《饑民圖說》的圖像敘事與視覺呈現

楊東明《饑民圖說》共計14幅，如今中國國家博物館、河南博物院、江西省博物館等地均收藏有相關實物圖像。其中，河南博物院保存有虞城版本《饑民圖說》木板雕刻共22塊，刻板大體一致，厚薄不均，平均長27厘米，寬20厘米，乃楊東明第6世孫楊檈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重新刊刻。內容包括“水淹禾稼”“河沖房屋”“饑民逃荒”（圖一）“夫奔妻追”“子丐母溺”“賣兒活命”“棄子逃生”“人食草木”（圖二）“全家縊死”（圖三、圖四）“刮食人肉”“餓殍滿路”“殺二歲女”“盜賊夜火”“伏闕上疏”（圖五）14個場景，每幅圖畫都有對應文字解釋，表現出災民的各類慘狀，其中不乏種種殘忍悲痛行徑的描繪。

圖一 楊東明《饑民圖說》“饑民逃荒”一節木印雕版，河南博物院藏（吳蘇洪攝）

圖二 “人食草木”一節版畫，河南博物院藏

圖三 “全家縊死”一節版畫，河南博物院藏

圖四 楊東明《饑民圖說》“全家縊死”一節木印雕版，河南博物院藏（吳蘇洪攝）

圖五 “伏闕上疏”一節版畫，河南博物院藏

楊東明《饑民圖說》圖繪餓殍、以諫災情，是真正意義上關懷民生的“流民圖”。正如楊東明在版畫所附題本中言：“臣見四方多事，中土饑荒，日夜憂愁，恐成大變，皇上身居大內何從得？臣乃據所見聞，進茲圖說。”正是楊東明圖文并茂的直言進諫，才使宴安深宮的神宗深感震撼，并為之動容，解救萬千災民。縱觀萬歷一朝，除楊東明之外，臣僚常以圖進諫，相關事例，輯錄如下（表一）：

表一 萬歷朝“以圖進諫”事例輯錄（史料來源于《明神宗實錄》《按遼御珰疏稿》《頌天臚筆》等）

據上表統計可知，在萬歷朝開豁賑災、關乎民計的相關圖諫事例中，多以仿效鄭俠《流民圖》用意而進行圖繪制作，如朱笈、沈子木、吳達可、何爾健均是如此。不僅如此，除楊東明之外，明代士大夫積極仿效北宋鄭俠為災民請愿的圖鑒行為，希望在成功先例的輔助之下，勸導皇帝開倉廩，賑貧乏，如成化年間彭惠安、周洪謨，嘉靖年間張祿、姚虞，萬歷年間朱笈、沈子木、吳達可、何爾健、張其猷、唐世濟等人都曾進獻過“流民圖”。可見，鄭俠以《流民圖》敘述現實民生，揭示民變之先河，晚明士人已然將其視為約定成俗的經典圖鑒范例，楊東明《饑民圖說》亦與此主題傳統一脈相承。

在尚存版本《饑民圖說》中，殘酷的現實已然逼迫受災影響的底層百姓喪失理性，許多圖版情節驚悚愕然，甚至部分圖像與孝子故事圖，形成強烈的視覺反差，具有濃厚的反倫理、反道德的人性沖擊之感。如“全家縊死”一圖附文：“這幾株樹木，乃是先臣馬文升之林。有一起逃荒饑民，一家大小男女七口，走到林中歇息，肚饑力倦，不能前進，商量著將十五歲女兒賣了，女兒挽娘衣哭不忍舍。又要將一兒一婦賣了，兒婦跪在地上，扯住父母痛哭不去，舉家痛心抱頭大哭一場，齊在樹上縊死。丟下兩歲孩兒，扒天撲地，聲聲叫娘，無人答應。”版畫重點描繪了一位衣衫襤褸、氣若游絲的難婦，無奈將孩童舍棄，煙云慘淡、死氣沉沉，遠處彌漫著濃郁瘴氣，兩位路過的難民在荒野中掩面痛哭、悲傷欲絕的場景。又如“賣兒活命”一圖附文：“這是賣兒賣女的人家，生兒生女，慣養嬌看，熱氣兒舍不得呵著，年荒無奈，母子不得兩全，且將兒女來賣得幾文錢，換得幾升米，圖救眼下性命。想那兒女離娘難割難舍，賣到人家酷刻得全沒痛熱，朝打暮罵，受凍忍饑，眼望親娘不見，暗地偷哭幾聲，做娘的豈是狠心，自是顧他不得。”版畫重點描繪了一對憔悴至極、悲傷哭泣的難民夫婦，在年荒無奈之際將兒女賣給別家、換取糧食的場景，小童想要掙脫束縛，逃回父母身邊，而旁側觀望的難民更是同情嘆息。

被虐待與被拋棄的孩童形象，成為了本套版畫企圖勾起統治者感情的一把“利刃”。嬰戲圖自古以來便是朝廷政府借以鼓勵生育、維穩統治、昭顯人民安居樂業的一類重要圖像手段，宋元明時期皆十分流行。最喜小兒無賴，嬰孩在圖像敘事中往往都是以天真美好的形象出現于觀者視線之中。不過，在《饑民圖說》的圖像情節敘事中，弱小無助的孩童境遇十分悲慘，他們或被自身難保的父母殘忍丟棄（棄子逃生），或被父母賣給有錢人家當牛做馬（賣兒活命），或在全家縊死之后孤苦無依（全家縊死），甚至被人以領養名義殺之食之（殺2歲女），種種反倫理、反道德的情景，以孩童這一關鍵畫眼“利刃”盡顯，社會秩序的底線被徹底突破，民生怨憤，百姓疾苦。萬歷皇帝應當深諳政治規則的彈性——每次社會危機都會變成繼承的危機，而每一次危機的解決都要以體制本身應對未來威脅能力的下降為代價。《饑民圖說》利用反倫常的圖像敘事手段與視覺策略，希冀博得統治者的感念同情與情感共鳴。畢竟，惡劣的氣象不僅是一種失衡的自然現象，而且象征著一種“道德氣象”（moral meteorology）——代表著上天對于朝廷的譴責。萬歷皇帝于情于理，也應該主動維系天、地、人三才之間的協調，下令賑災自然是當務之急。

《饑民圖說》與晚明賑災體制改革

明神宗極為愛財，對地方報災多存懷疑，認為地方官員是想爭取內帑賑濟。按明制，地方發生災傷之后，先由“所在官司踏勘明白，具實奏聞”，再匯總到巡撫處，由巡撫報至中央。報災之后是由巡按覆勘，用以確定災傷程度，提供治災建議，明廷根據災害奏報，做出賑濟、蠲免、折征、停征等等處置。因此到皇帝御前，往往僅剩某地災傷重大、災傷分數多少之語，并不能了解災情細節。當神宗怠政后，對奏疏也不再認真批答，對紙面災情不肯破格賑濟。萬歷十四年，山西大災時，山西巡按御史乞“破格蠲賑，活此溝瘠”，神宗則懷疑地方欺瞞，認為地方平時未按要求積谷賑荒，及至災時，虛文搪塞，撫按不察，便請內帑，推卸職責。最后，神宗并未發放內帑銀兩賑濟，僅讓巡按御史查核災傷，按例蠲恤。所以，河南水災初始，并未獲得神宗特別關注和中央援助賑濟。

萬歷二十一年五月，“二麥已見垂成，忽經大雨數旬，平地水深三尺，麥禾既已朽爛，秋苗亦復殘傷。且河決堤潰，沖舍漂廬，沃野變為江湖，陸地通行舟楫，水天無際，雨樹含愁，民乃既無克腹之資，又鮮安身之地。”時值二麥收獲之際，河南地區突發大雨，沖屋倒房，收獲無望。甚至水災演化為饑荒，餓殍盈途，盜賊猖獗，情勢惡化。入秋后，地方開始報災申請蠲免賑濟，而戶部覆議認為開封（今河南開封）、歸德（今河南商丘）、河南（今河南洛陽）三府重罹水災，不應蠲免，照例折銀，每石五錢，征解太倉，而彰德（今河南安陽）、衛輝（今河南衛輝）、懷慶（今河南沁陽）三府，原無重災，尚堪出辦，照舊征納，運送至天津、薊、密等倉，不許折銀。因此，地方并未得到賑濟，反而要繼續上供賦稅。時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1554-1621）上《蘄破常格用拯災異》，請求神宗破格賑濟，并對起運錢糧進行蠲免，然而神宗“未蒙發下”，只是留中，毫不在意。戶部也不愿發放中央錢糧，只讓地方籌集銀兩，動支貯銀，委任賢臣，前去賑濟。楊東明奏疏直言，批判當時朝廷不免賦稅的做法，以致民傷。

直到《饑民圖說》進呈，神宗閱后驚惶憂懼，讓大學士及部臣傳閱，并讓議賑議蠲。最后部議，蠲免田租，發銀8萬兩，令光祿寺丞鐘化民（1545-1596）兼河南道御史前往賑濟。神宗則下旨：“饑荒情狀異常，朕心甚切惶懼。就著鐘化民領教前去，多方便宜拯救。”然而神宗卻由于憂心忡忡，一反常態，在發銀8萬兩基礎上，主動補給，連續增給，大破常格。先是主動捐金20余萬，又讓圣母、皇妃、親王共出數萬銀兩佐助，最后共計從皇帝內帑中發銀30余萬兩，從漕糧中撥出11萬石，主持賑災的鐘化民亦言，是從來未有之賑。在得到中央支持后，鐘氏多管齊下、多方區處：廣開粥廠，救濟饑民。審別貧戶，精準給領。擇醫以視，施藥以療，避免了災后大疫。經過鐘氏治理，河南地區很快從災害中恢復過來，中土民眾，可謂一片歡騰。鐘氏還將本次賑豫經驗，仿《饑民圖說》作《救荒圖說》，加以總結，“以救荒始末情形，及善后事宜，各繪一圖，圖著一說”，成為后來治災者的重要參考。

《饑民圖說》不僅幫助歸德府（今河南商丘）速行賑濟，拯救黎庶，還開創晚明巡按主賑之先河，對于晚明荒政卓有成效。楊東明上《饑民圖說疏》以圖文并用形式勸諫神宗，還舉薦鐘化民賑濟，認為鐘氏在縣令與按差任上，救荒工作有所佳績，民眾皆歌功頌德，如今派其前往，必對荒政有益。《饑民圖說》中的反倫常的圖像敘事，使神宗為之動容，最后準允鐘氏兼任河南道監察御史前往賑災。御史主持賑濟，其關防印信為“督理荒政”，如鐘氏之印即為“欽差光祿寺寺丞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督理荒政之印”，可謂是明廷嘗試以新監察力量主賑的一次制度探索。

此前，明廷主要以巡撫主管賑濟，嘉靖十一年（1532年），都察院都御史王應鵬（？-1536）上《職掌十一條》，自此以后，賑濟之事，專責巡撫，會同司、府、州、縣，備查倉庫盈縮，根據災傷重輕，酌情散發錢糧。然而與中國傳統地方政治體制一樣，巡撫也出現了監察官員行政化、派遣單位實體化的趨勢，設牙建府、轄制三司，于地方久任，形成新省級行政領導機構，其監察屬性不斷弱化，極易與地方勾結。因此，神宗十分懷疑巡撫主持賑濟體制的可靠性。萬歷十三年，天旱、饑荒，朝廷賑濟未獲明顯收效，神宗祭祀求雨后，與朝臣言，天旱后果嚴重，更多原因在于天下有司貪婪，剝害小民，以致災異天譴。十五年，神宗視朝后見閣臣，再次強調各地出現災傷都是由于“有司官貪墨，不恤百姓”。閣臣不解圣意，神宗為此對其嚴加苛責，尤其是對內閣首輔申時行（1535-1614）提出的蠲恤提議十分不滿，稱地方官剝削百姓，百姓安得不為盜賊？而一向主張調和君臣關系的申時行，不同意對官僚體系大動干戈，而是認為要先行賑災，盤查地方現存錢糧，或散發百姓，或煮粥賑濟，以救危急。神宗不認同此觀點，堅持下敕書至吏部、都察院，要求嚴格督查巡撫、巡按。其實，神宗對地方賑濟體制的不信任，主要表現在對地方官虛應故事與貪污害民的反感。神宗看來每當賑濟時，有司官多侵充囊橐，小民不沾實惠，多視詔令如廢紙，敷衍了事。為此，御史黃仁榮（1591年任御史）便進言，認為地方“貪、酷、慢、巧、遠”五吏害民，建議于西北東南重災之所，謹慎選擇大臣出任監司勘災。若是遭遇特重災情，則需要選擇才望帥臣，集中權力，特殊措置。

故神宗在改革賑濟體制時，一定程度上聽取黃氏建議——引入科臣，專責荒政，賑濟災民。萬歷十七年，“吳地大旱，震澤化為夷陸，斗米幾二錢。袤至江以北、浙以東，道殣相枕借”。因對巡撫主賑之體制不認可，故神宗下令差遣有經驗、有能力的給事中前往賑濟。鑒于議論賑濟方略時，楊文舉（萬歷五年進士）先后列出諸多可行之策，如假以便宜，隨勘隨賑；宣布德音，以系民望；官方發銀，糴買糧谷；撥船給照，押運接濟；鼓勵商賈，鬻販豆麥。故吏部、都察院推舉戶科右給事中楊文舉銜命而行、賑濟災民。神宗同意部議結果，并發內帑錢款，特賜賑荒科臣關防名號為“督理荒政”，此實為神宗首創之舉。并且，神宗特允楊氏所提“任法不如任人”之策，對于不稱職的府州縣官，可以隨時彈劾，直接就地處置。然而，坐擁人事權力的楊氏，行權亂用、收受賄賂。在其經過地方州縣之時，楊氏通過各種手段索要行賄。其彈劾舉薦的依據，便是按照官員所送錢財多寡，以上中下三等進行分類，多者美言舉薦，少者彈劾去職。據傳，當時所收禮物、古玩等逾萬金。萬歷十九年，南京禮部祠司主事湯顯祖（1550-1616年）、南京湖廣道御史李用中（萬歷十一年進士）、南京福建道御史章守誠（萬歷十八年任御史）相繼彈劾、上疏揭發，批評楊氏“貪肆不檢，罔上行私，不能奉宣德意，以負皇上任使。”并指出崇明知縣沈一德因為科舉等第太低，未獲得送賄機會，導致上任不足半年，便被彈劾。此類事件反映出在新的賑荒制度實施過程中，由于科臣獨掌監察與人事權力，而無制約，在地方肆意妄為。

鐘化民則對荒政十分留心，于京師名揚，故楊東明上《饑民圖說》后舉薦其為欽差賑濟，鐘氏不負所托，全活甚眾，為另差御史主賑制度的延續，奠定了良好基礎。如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便對楊、鐘二人賑濟行為進行對比：“甲午河南一賑，則少卿鐘化民力居多……若庚寅年給事楊文舉賑江南，恣意冥行，雖以墨敗，而孑遺已填溝壑矣。”明代制度的形成與“判例法”近似，多依前人故事與先例，初行者對制度形成有關鍵性影響，楊氏之后，賑荒科臣之制不再延續。鐘氏賑豫，青史留名，為另差御史主賑創造良好范例，此后遂成定制。如萬歷四十四年，山東大饑，過庭訓（？-1629）延續鐘氏之例，以御史身份主賑，“星馳入境，設法區處，曲周民隱，條陳凡數十上，無不朝上夕下，事無掣肘，得隨力展布，不數月而地方賴以全活者數百萬”。又如崇禎四年（1631年），陜西大旱，李繼貞（？-1642）希冀延續前例，上疏請賑陜北，效仿過庭訓賑荒山東之法，宣布德意，安輯流民。二十六日，崇禎帝終為所動，發布圣諭，差遣御史吳甡前去賑濟。此類由《饑民圖說》引起的“鐘化民——過庭訓——吳甡”等一系列明代賑災事件，不僅于當時挽救歸德府（今河南商丘）數十萬黎民百姓，由此總結的賑災經驗，形成的賑濟制度，還為晚明災重地方帶來生機與希望。在晚明時期的河南、山東、陜西等重災地區，均能看到御史賑荒救民的身影。

《饑民圖說》引發的政治余波

楊東明上《饑民圖說》原本目的是引起神宗同情，迅速賑濟災民。然而，在災異政治傳統與《饑民圖說》的反倫常的圖像敘事之下，相關文本圖像的傳播，掀起一股政治輿論風潮，匯聚著各方勢力的目光。深宮帝妃利用官民對災情的關心，試圖塑造鄭貴妃（1568-1630）賢良淑德的人設形象，并為福王奪嫡掃清障礙，在一定程度上致使《饑民圖說》的功能產生異化，使得原本關乎民生的圖像變為爭權奪利的工具。

神宗便巧妙利用《饑民圖說》掀起的輿論波瀾，書寫鄭貴妃愛民之心，為其塑造良好形象。當時，國本之爭日益激烈，大臣紛紛上疏批評鄭氏，如雒于仁在《酒色財氣疏》言：“艷彼妖姬，寢興在側，啟寵納侮，爭妍誤國。”即把鄭貴妃當成“妖姬”，魅惑神宗，導致儲位應建而未建，甚至神宗打算不承祖制，廢長立幼。鑒于此，神宗亟待扭轉鄭氏在群臣心目中的負面形象，改善福王在儲位之爭中的不利境地。鐘化民賑濟收效之前，河南巡按陳登云（1550-1597）還奉上饑民所食雁糞，表明百姓處境艱難。當時，內閣首輔王錫爵（1534-1611）等臣僚擔心國家財政不足支撐賑濟，故建議神宗發內帑和鼓動后宮捐助內藏，分投布施，急救生命，以積福德。并說明這將引起中外百官萬民仿效，引起好善之心。疏入內廷，神宗意識到此舉將有典范意義，即下圣旨，訴說憂情，并談及自身在觀看《饑民圖說》時，鄭氏在側，為之動容，問及何圖，“畫著死人，又有赴水的”。得知《饑民圖說》來龍去脈之后，“自愿出累年所賜用外之積，以布施救本地之民”。通過此舉，神宗希望借此表明貴妃見百姓之困苦而有惻隱之心，稱贊其言行舉止具有賢妃風范，而非外廷所言“妖妃”“禍水”。該賢妃形象亦被部分史家所稱，如劉振（約萬歷末至順治初）撰《識大錄》時，便稱鄭氏“聰明敏捷”，其因便是在神宗看到楊東明所進《饑民圖》之時，欲速行蠲賑，鄭貴妃能聞弦歌知雅意，自愿捐贈累年積蓄，以救饑民，帝妃合心。

萬歷二十三年，鄭貴妃令其伯父鄭承恩、兄弟鄭國泰重刊《閨范》，延續利用了版刻圖說塑造形象的方式。《閨范》（圖六）原由呂坤（1536-1618）輯錄歷代賢良淑德的女性事跡與女教之說，由焦竑（1540-1620）為其作序，在士大夫家庭中十分流行。當時神宗喜好市坊之書，博覽載籍，太監陳矩（1539-1607年）迎合圣意，不斷為神宗購置新書，“凡所進之書，（神宗）必冊冊過眼，如《人鏡陽秋》《閨范圖說》”，并將《閨范》一部賜鄭貴妃。鄭氏時常閱覽，別有用心，萌生利用《閨范》塑造自身“模范婦女”形象的想法，便下令讓其父兄重刊，效仿《饑民圖說》名為《閨范圖說》。鄭氏親自撰寫序言，提及兩者關聯：“予昔觀河南《饑民圖》，則捐金賑濟，今觀《閨范圖》，則用廣教言。”可見，鄭氏渴求利用圖像手段，傳播其賢良淑德之形象。此《閨范圖說》以漢明德皇后為開篇，而以鄭貴妃為終篇，為博得勢要重臣的支持，新刊本較之原本多增明節烈婦17人，多為萬歷時名臣豪族之家，且地域多屬順天府（今北京）。可見，鄭氏之目的顯然是想要利用圖說，拉攏親信力量，間接減少朝中反對聲浪。前文所述，神宗是利用《饑民圖說》在百官中樹立鄭貴妃良好形象，希冀大臣減少對鄭氏批評，而鄭氏則通過《饑民圖說》在官眷中書寫自己同情弱勢、憐憫饑寒的形象，希望走“內闈路線”，在士大夫家眷中建構慈善形象，繼而提升自身在朝野中的影響勢力，從而為其子福王奪嫡扎實根基。顯然，鄭氏希冀借助圖說余音，進一步推波助瀾，為下一步的政治斗爭，鋪墊良好的輿論基礎。

圖六 呂坤《閨范》版畫局部，清康熙（1662-1722）呂應菊重刊本，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

救荒拯民：楊東明的鄉里實踐與思想淵源

楊東明《饑民圖說》將災區顛沛流離、生靈涂炭之景象，濃縮于方寸版刻圖景之中。其效仿鄭俠《饑民圖》之意，垂憐民眾窮苦，大膽以圖鑒方式上疏神宗、請求賑濟，此舉是否擁有可以尋覓的思想淵源？一般而言，個人思想的形塑與變化，多與師承脈絡與友朋經歷相關。接下來，本文將從楊氏自身經歷與其所受思想浸潤出發，一窺楊氏救荒拯民、萬物一體的理念路徑。

在《饑民圖說》面世之前，楊氏樸素的親民理念，于其早年鄉里實踐中便已萌發。呂坤贊其：“所過勸分士紳，輸粟千百，顧即于所在儲之，以備大祲。列社學科條以養蒙，設敬老約會以勸孝。分人以財、教人以善之心，懇切濃至。其所口說，皆其所躬行者也。”焦竑亦贊：“乃以其所蘊公之鄉人，如義學、社倉、助婚、平糴，以至修學、筑堤，無不曲為之所。”二者言論均指出，楊東明于鄉居時，重視鄉里實踐，勸分富戶之財，推行鄉約講會，建設地方倉儲，完善防災體系。現存楊氏自撰《山居功課》，則清晰勾勒其鄉里實踐之行跡。如萬歷十六至十七年，其曾目睹“旱戲為虐，生民相食”，囿于社倉未能存留糧谷，致使百姓流離、社會動蕩。因此，楊東明基于切身之體會，怒斥當時富戶無視災情，囤積余糧，只顧享樂，漠然不動，而災民只能啼饑號寒、輾轉溝壑。此外，楊東明積極號召宣言“夫重莫重于民命，急莫急于救民命”，希冀身體力行，以喚醒眾人“惻隱之心”。萬歷十八年，為匯聚多方力量實行理想，其特于家鄉創設“同善會”，組織富戶士紳，接濟貧苦百姓。

日本學者夫馬進研究指明，“同善會”與“同樂會”“親睦會”具備密切的親緣關系，并認為“布德施會”是其附屬理念。但有國內學者認為，虞城“同善會”是一個兼以怡情和行善為目的的民間結社團體。自楊氏重訂會約、更改綱領之后，行善便成為了“同善會”之首要目的，重視“救難恤貧”。萬歷十九年，楊氏還將此行善救濟形式，推而廣之，增設“廣仁會”，并提倡仁義心學理念。此種以同善與廣仁為號的組織形式，亦滲透至江南地區，被高攀龍（1562-1626）、錢一本（1546-1617）、陳幼學（1541-1624）、陳龍正（1585-1645）等東林學人仿效，并最終促成了明末大規模的同善會運動。入清以后，依舊延續。至近現代，仍有回響。受益百姓，難以勝計。

楊氏所秉持的親民觀，無疑受到晚明心學理論的思想浸潤，弘揚主體意義，深得純正陽明之傳。黃宗羲（1610-1695）在《明儒學案》中，將楊氏列入北方王門之中，贊其“能得陽明之肯綮（真傳）”。王陽明（1472-1529）強調“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之說，與“致良知”思想并立齊驅，均為其晚年的主要思想。而楊氏學貴得之心，深得陽明心學精髓，志在推廣“萬物本吾一體，仁者天下為家”的學術理念，誠愛惻怛，萬物一體，以喚起大道之公，實現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此外，泰州學派所強調的“百姓日用即道”綱領，亦可視作影響楊氏“拯救民眾于水火之中”觀念形塑的重要氛圍基調。楊東明師承楊起元（15471599），上接羅近溪（1515-1588）、顏山農（1504-1596）等泰州學派巨擘。余英時便曾指出，明代儒家“外王”路線由傳統的“得君行道”向全新的“覺民行道”轉變。因此，楊氏重視拯饑賑貧，患難相恤，無疑吸收泰州學派關乎百姓之理念，且經世致用、拯時救危，并未陷入泰州學派曲解心學的流弊。

值得一提的是，楊氏交游網絡所形成群體環境，亦是其堅持道義、心系民生的重要支撐。與楊東明交游諸君，多是一時名士，如鄒元標（1551-1624）、馮從吾（1557-1627）、呂坤、孟秋（1525-1589）、耿定向（1524-1596）、張元忭（1538-1588）、魏允貞（1542-1606）、徐即登（1583年進士）、馬從龍（1592年進士）等，他們憂心國家未來，力求盡除夙弊，挽救時局頹勢，注重鄉里實踐，提倡居官恤政。在此一眾文士的群體認知中，積貯防災之舉尤為重要，是關乎王政與民生的重要根基。想必，楊氏《饑民圖說》的創作與傳播，亦得到了志同道合好友們的聲援支持，方能逐步深入人心。如此看來，此圖后續飽受關注，甚至引發了一系列社會輿論，也絕非歷史偶然。

結語

楊東明及其《饑民圖說》在此前的研究中，多是作為圖像材料佐證萬歷二十一年水災之重，或以此探討當時的生態環境與地域社會，卻忽略了其形式、內容以及后續引發的政治波瀾。《饑民圖說》的突破性在于其以“圖文并茂”的方式叩擊皇權，通過“全家縊死”“賣兒活命”等反倫常畫面，楊東明將抽象的災情轉化為具象的情感沖擊，突破了傳統奏疏文本桎梏的限制。此種視覺化的信息傳播手段，呼應了晚明社會對大眾文化（如小說、戲曲）的接納趨勢，體現了士大夫的行為開放嘗試，不過其內核仍深深植根于儒家“為民請命”的倫理傳統。放眼晚明大變局，楊東明上疏圖說之舉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賑濟、佐益治災，發揮正向作用，而且被后世視為道義之典范，成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箴言的真實詮釋。《饑民圖說》推動的賑災改革，展現了晚明體制在危機下的被動調適。鐘化民以御史身份主賑、專設“督理荒政”關防，標志著監察力量介入地方賑濟的制度創新。然而，這一改革的本質仍是皇權對傳統官僚體系架構的不信任，試圖以垂直監督的方式彌補橫向行政失效。可以說，晚明時期的賑災實踐，始終在技術修補與制度惰性間搖擺，折射出王朝“裱糊匠”式的治理困境。

細究楊東明上疏圖說為民請愿的自身內因，可以發現其深植于晚明思想變革的土壤。楊東明深受陽明心學“萬物一體”理念浸潤，以鄉里實踐（如社倉、同善會）踐行“覺民行道”，將儒家的道德理想轉化為基層社會的組織力量。這種從“廟堂”到“民間”的轉向，既是泰州學派“百姓日用即道”的延續，也預示了明清之際士人角色轉型的萌芽。然而，在皇權體制的壓迫下，這種努力終被限制為局部改良，未能撼動根本。可以說，楊東明的《饑民圖說》如同一面棱鏡，折射出晚明社會守舊與開放交織的復雜光譜。在王朝衰頹與變革暗涌的夾縫中，這一事件既是士人階層堅守儒家道義的寫照，亦是社會矛盾倒逼體制局部調整的縮影，更暴露了傳統政治文化的深層困境。無論如何，如今對于楊東明《饑民圖說》相關材料的進一步挖掘與分析，無疑為洞察詭譎變化的晚明社會生態，提供了更為細致而微妙的歷史視野。

附記：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海外黃河文獻的搜集整理與數據庫建設研究”（項目批號：22&ZD241）階段性成果。

（本文首刊于《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5年第5期，作者董帥[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吳蘇洪[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

來源：董帥、吳蘇洪